发布时间:2025-11-17

来源:之江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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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置于突出位置，再次彰显了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定力，为“十五五”时期乡村振兴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发轫于浙江的“千万工程”，作为持续二十余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与韧劲，从人居环境整治蝶变为涵盖乡村发展、治理、转型的系统工程，以“富民”为目标，以“强城”“兴村”“融合”为路径，持续演进为一场关乎乡村振兴乃至共同富裕的深刻革命。浙江“千万工程”系统回答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何以振兴”“以何振兴”等根本性问题，以其深邃的战略视野和丰富的实践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先行探索，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乡村振兴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实践镜鉴与理论启示。

从“区域性创新”到“全局

性变革”迈进的实践经验

二十多年来，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环境整治入手，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千村未来、万村共富”的美丽乡村建设，再到“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的共同富裕探索，“千万工程”由点及面、持续迭代，不仅重塑了浙江农村的物理形态，更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探索出一条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浙江路径。

一、增强生态承载力，绘就美丽乡村新图景

生态宜居不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更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物理前提和可持续支撑。浙江在“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始终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生态筑基、绿色发展，推动乡村旧貌换新颜。一方面，打好“环境整治”主动仗、翻身仗。“千万工程”以群众反映最强烈的“脏乱差”问题为突破口，坚持重拳治污，以超常规力度全面推进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命”，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基本实现“零增长、零填埋”目标，全省规划保留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卫生厕所均实现全面覆盖，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稳居全国前列。但农村环境整治永远在路上，继“三大革命”取得阶段性成果后，浙江再次聚焦新阶段、新问题，与时俱进启动农房改造、管线序化、村道提升“三大行动”，持续推进乡村环境整治走深走实。另一方面，打好“生态保护”攻坚战、持久战。一座乡村的衰败与湮没，往往始于人居环境的恶化与生态系统的退化。“千万工程”坚持以生态保护为生命线，在环境整治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生态肌理修复、生态环境保护、生态资源盘活等措施，恢复乡村作为宜居空间与生态屏障的基底价值。例如，浦江县打响全省“五水共治”第一枪，通过关停2万余家污染水晶加工作坊、拆除700余家畜禽养殖场等手段铁腕治水，让浦阳江出境断面水质从连续8年“劣Ⅴ类”优化至“地表水Ⅲ类”，一举斩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中华环境奖等一系列生态荣誉。一定程度上，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也是一场思想革命，它扭转了将乡村视作现代化“包袱”或发展“边缘”的陈旧观念，重构了农民对家园的自豪感与归属感，为后续所有乡村价值衍生奠定了根基。

二、激发产业驱动力，培育乡村经济新动能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核心引擎。在环境改善的基础上，浙江“千万工程”顺势而为、因地制宜，通过唤醒沉睡的生态资源，积极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有效激活乡村经济内生动力。一方面，立足生态资源禀赋，推动农业特色发展。其核心在于精准把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优势特色，深入挖掘本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农耕产品等生态资源，通过科技赋能、网络推广等方式，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蜕变升级。例如，云和县重点培育雪梨特色农业，打造现代化雪梨深加工基地和23个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研发19款雪梨深加工产品，推动雪梨产业摆脱传统种植窠臼，2024年雪梨产值近2亿元，形成产业增效与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同时，各地充分发挥浙江数字经济优势，推动数字技术向乡村下沉，赋能乡村农业业态变革。例如，新昌县运用5G技术打造智慧茶园，大幅提高育苗轮作效率，青苗生长周期缩短1/4，降耗3成以上，经济效益超500万元。另一方面，打通价值转化通道，推动三产有机融合。“三产”融合不是简单的“靠山吃山”，而是以生态增值为循环，依托特色农业或块状经济基础，推进农业与文化、旅游、医疗、教育等产业有机融合，实现“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价值链的延伸与提升，如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精品民宿、休闲农业、生态康养等新业态，推动乡村从单一农业向“接二连三”的多元业态跃升，乡村被深度嵌入现代经济循环体系。例如，云和县赤石村将废弃小学等改造为民宿群，完成了从“单纯销售产品”到“售卖自然景观与消费体验”的转型升级，一跃成为“网红村”，旅游旺季甚至“一房难求”，绿水青山成为了村民的“幸福靠山”。

三、厚植文化传承力，塑造乡风文明新面貌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晴雨表”，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工程”。无论“千万工程”还是共同富裕，浙江始终坚持“富脑袋”与“富口袋”并重，以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融合等为路径，深度挖掘、活化利用农村特有的人文资源，实现从“塑形”到“铸魂”深化，以文化力提升发展力、凝聚向心力、涵养生命力。一方面，聚焦“乡愁记忆”，推动传统文化活态传承。“乡愁”是农耕文明的精神基因，承载着地域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民俗传统和集体记忆，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文化标识。通过传承非遗技艺、保护历史文化村落、弘扬乡风文明等举措，传承历史文脉，彰显人文特色，使乡村独特的文化认同感、历史归属感与精神吸引力得以强化。例如，瑞安市平阳坑镇运用“5G+VR”技术‌打造“木活字印刷”技艺沉浸式体验，让游客能够身临其境地参与非遗互动，年接待学生和游客超10万人次，推出的服饰、印章等文创产品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衢州市衢江区杜泽镇坚持“积极保护、有机更新”的理念，十村联动开展闲置农房盘活利用，招引南孔书屋、有声国学等乡村新业态20余家，打造独具“江南韵味、人文风情、古村特色”的浙派民居群落，每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另一方面，聚焦“时代新风”，推动现代文化融合创新。其本质在于突破静态保护的局限，建立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有机联结，让乡村古老文化在当代生产生活中持续焕发生命力。各地立足人文资源禀赋，积极打造“我们的村晚”、农民讲故事大赛、农民运动会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活动。例如，天台县打造全国首创的“体育委员e站”应用，通过接入省体育公共服务平台、国民体质监测系统等平台，精准对接村民体育赛事组织、技能培训等多项“体有所健”美好需求；遂昌县王村口镇依托苏维埃政府红色旧址资源，创新打造了5G实践朗读角，村民不仅能够参与配乐朗读活动，还能为视频、绘本作品配音，或制作个性化留声卡，从而获得区别于传统的文化体验。

四、提升治理创新力，构建乡村善治新格局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浙江在推进“千万工程”的过程中，不断创新治理模式、完善治理机制，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村民主体、社会参与”的乡村治理新范式。其运行逻辑不是“盆景式”地打造几个示范村，而是通过“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梯次推进，构建起县域乃至更大范围的乡村联动发展网络。一方面，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作用。浙江始终坚持党的建设与“千万工程”一体推进，健全乡村振兴实绩考核、领导干部包乡走村等制度，推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及时发现解决农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田间地头检验治理实效。在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村党组织书记带头作用方面，浙江各地涌现出众多典型。例如，安吉县鲁家村在村“两委”的带领下，通过流转土地、引进资本等方式，打造了18家各具特色的家庭农场，开启了“党支部+公司+家庭农场”的全新合作模式，村集体资产从30万元增加到2.9亿元，让曾经的“落后村”摇身一变为“全国十佳小康村”。另一方面，坚持“群众参与”，充分尊重村民主体地位。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浙江在推进“千万工程”实践中坚持以村民为主体，积极推广“村民点单、村庄报单、政府派单”的需求响应机制，有效激发村民自治活力，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管、民事民决”。例如，绍兴市充分发挥调解室、帮扶组、老娘舅等机构和群体的亲缘、人缘、地缘优势，着力化解矛盾，维护农村和谐安定。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中，浙江各地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如象山县的“村民说事”、桐乡市的“乌镇管家”、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海宁县的“四共四筹”协商议事等基层治理模式，都是浙江“千万工程”实践中“群众唱主角”的生动注解。

五、优化资源整合力，构建要素集聚新路径

资源整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通过人、财、物的有组织集聚是补齐乡村短板、弥合城乡差距的关键路径。浙江在“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聚焦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堵点，通过系统性改革推动人才、土地、资金等关键资源在城乡双向流动中释放更大效能。一方面，推动空间重组、要素重构，打破城乡边界壁垒。聚焦破解乡村“小散弱”和以行政村为界的“诸侯经济”的困境，通过印发实施《关于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体制机制创新，推动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与高效整合，构建起地域相连、产业互补、文化相融的城乡发展共同体。例如，平阳县“大上林垟”片区联动11村打造的“万亩田园”，带动村均集体收入增幅超10%；乐清市北塘片区整合打造“花果飘香”产业带，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从2020年的88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311.5万元。通过空间重构与利益联结，放大了规模效应与品牌效应，实现从“一村富”到“村村富”转变。另一方面，推动服务均等、资源均衡，弥合城乡二元鸿沟。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重点破解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资源不均衡问题，通过深入实施“山海协作”，发达地区与山区海岛县结对，推动教育、医疗、交通、养老等公共服务向农村“最后一公里”延伸，有效缓解城乡公共服务供给落差。例如，淳安县与杭州市区优质学校组建城乡“教共体”，通过“互联网+义务教育”实现同步课堂、名师资源共享，让山区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与城区同等的优质教育；松阳县与余姚市共建“消薄飞地”产业园，通过税收分成、就业带动等方式，实现松阳县200多个经济薄弱村年均增收超百万元；舟山市针对海岛养老难题，推行“幸福驿家”服务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志愿结对等方式，将专业养老服务延伸至偏远小岛，惠及万余名海岛老人……这些实践有效打破了公共服务“城乡分治”的固有格局，让更多群众在乡村就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实践层面揭示和展示了共同富裕理想转化为现实的有效路径。

从“物的新农村”向“人的

新农村”跃升的优化路径

“千万工程”实施二十余载，深刻重塑了浙江乡村的发展格局与价值实现路径，然而随着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乡村发展的内在结构与外部环境正发生变化，城乡深度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和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等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基于对省内大量乡村实证调研与分析发现，“千万工程”对乡村的改造提升并非简单的线性递进，而是一个层层深入、环环相扣的有机过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准则，遵循“由物及人”的逻辑进路，实现从“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跃升。

一、以“产业升级”破解农民增收瓶颈。

一是延长产业链条。完善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体系，延伸生态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链条，促进生态产品价值释放与阶梯式升值，推动乡村产业与乡村生态协同发展、产品营销与社会系统紧密关联。重点推动农产品深加工与价值链延伸，培育和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与专业合作社，支持其发展精加工、高端制造，将初级农产品转化为高附加值的商品，推动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的转变。立足本土资源优势，着力培育具有广泛市场影响力的特色农产品品牌，构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全面提升农产品的产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二是推动产村融合。立足各级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孵化器等载体，聚焦镇村特色产业培育与就业扩容，推动传统专业镇村提质增效。梯度培育中心镇、专业镇和特色镇，打造一批产城融合、产村协同的标杆镇村。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深入推进产业有序转移，大力推进强县促镇带村，促进要素、产业与空间多维融合，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机制。三是区域协同发展。立足城乡融合发展大场景，结合县域特点，加速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针对位置相邻、资源相仿、产业相似的村庄，构建片区联动发展新格局，鼓励强村带弱村，通过资源共享、抱团合作，实现片区整体提升，实现美丽乡村、美丽经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围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推动“中心村—周边村”一体化发展模式，将示范村经验复制推广，形成区域联动效应。

二、以“要素优化”改善农民基本条件

一是创新土地供给模式。在严守耕地红线前提下，试点点状供地、闲置宅基地跨村流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创新举措，优先保障乡村产业和公共服务用地需求。加快打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覆盖的“最后一公里”，畅通乡村物流“毛细血管”，科学规划、整体提升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网络，重点致力于构建城乡融合的交通、水利、能源、数字信息等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同步建立起均衡可及的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体系。二是优化资金支持方式。对集体经济薄弱村降低项目配套比例，设立公共服务设施运维专项资金。推广“强村公司+专业运营”模式，吸引社会资本介入项目投建与后期运营。三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聚焦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扩中提低”和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等三大改革，推进以户籍、土地、财产权为核心的系列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壁垒。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治理模式，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全面市民化，最终实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财产权利和公民身份上的根本平等。

三、以“人才集聚”激活农民内生动力

一是强化人才招引力度。实施“乡村青年归巢”计划，借鉴江苏“定制村干”模式，通过涉农高校定向委培、学费补贴、就业保障等措施，吸引本地大学生和青年人才返乡扎根。建立“乡村振兴实习生”制度，与高校合作开展驻村实践，推动青年人才提前熟悉乡村、融入乡村。推进“银龄人才返乡计划”，建立退休教师、医师及企事业单位干部等信息库，通过聘任乡村顾问、兼职讲师等方式，引导其参与乡村治理、产业指导与公共服务，发挥经验优势补足乡村发展短板。优化特派员供给机制，重点配强农业科技、产业经营等紧缺型特派员，强化以实效为导向的激励考核，确保“派得准、留得住、干得好”。二是深化人才技能提升。开展“订单式、精准化”技能培训，联合职业院校、龙头企业等，围绕乡村旅游、特色种养、电商直播等市场需求，为农户提供民宿运营、电商实操、农产品品牌包装等实用技能培训，通过“理论授课+田间实训+导师跟踪”模式，提升村民创业就业能力，让“有技能”成为农民增收的底气。三是优化人才发展生态。以“乡情牵引+平台赋能”激活农民内生动力，深入挖掘培养一批“土专家”“田教授”“乡创客”等乡土人才，通过设立乡村工匠工作室、农民带头人孵化基地等创新平台，支持其牵头组建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让农民在参与产业链中提升技能、获得收益。搭建“农民成长赋能平台”，定期举办“乡村创客大赛”“技能比武擂台”，通过政策解读、资源对接、经验分享等活动，激发农民主动学习、大胆创新的积极性。同时，鼓励农民以土地、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入股乡村项目，让农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受益者”，真正激活“我想发展、我能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人才集聚带动农民成长、农民成长反哺乡村繁荣”的良性循环。

作者简介：蔡联群，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主要研究领域为“三农”研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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