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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词史通观”获结项优秀

发布时间:2024-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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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省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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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中国词史通观》

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批准号:18AZW012

所在学科:中国文学

项目负责人及单位:沈松勤(杭州师范大学)

进行时间:2018.07-2023.10

最终成果:《中国词史通观》

代表性论文:

《从词的规范体系通观词史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9期

《柳永“屯田体”的特质及其词史意义》,《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苏辛变体”在12—14世纪初词坛的运行》,《文艺研究》2020年第6期

《明清之际的词统建构及其词学意义》,《文艺研究》2022年第6期

《花间词的规范体系及其词史意义》,《文学遗产》2020年第6期

《论“周姜体派”》,《文学遗产》2022年第1期

02 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通观现有词史成果,均以朝代为界石,体现为“朝代词史观”,具体表现:一是在易代之际词人身份与作品的认定上,均以政治分野或朝代归属为尺度。譬如:赵孟頫因入元后出仕为高官,被定为“元代词人”,张炎入元后生活了四十余年,因终身为遗民而被视为“宋词”的殿军;陈子龙与李雯同年生同年死,陈子龙因抗清就义,被视为“明代词人”,李雯因出仕新朝,被视为“清代词人”。诸如此类词人身份与作品的朝代认定,不仅彼此凿枘,而且割裂了易代之际原本一脉相承的词史。一是在整体的书写上,均以“染乎世情”“系乎时序”为策略,旨在揭示词人的创作及词的演变与不同朝代的“世情”“时序”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中凸显词所反映特定朝代的人情风貌、社会政治、时代精神之载体的历史,其本质属于文学反映论,但反映论无法呈现词作为文学艺术史的全部内涵。本项目突破“朝代词史观”下的书写模式,以及简单化的反映论,融汇古今中外文学艺术中的“规范”批评与“体性”批评方法,按照词体自身的运行轨迹及其内在逻辑,对词的演变历史进行完整的梳理。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总结了诗文的八种体性,并对每一体性的构成要素体格内涵、语体特征作了总结。语体、体格与体性三者互为表里,终成一种具有类型性的艺术肌体或风格。明清词人在条理唐宋词源流正变时所归纳的“婉约”(又称“婉丽”“委曲”等)“豪放”(又称“豪宕”“雄肆”等)“雅正”(又称“醇雅”“骚雅”等)三大体性,也各自有由相应的体格与语体构成。这三大体性各具特征,各有优长,主导唐宋词的源流正变,谱写唐宋词的演变历史,也是唐宋以后词人抒发不同“世情”,载负不同“时序”的三大体性规范,并成为明清词学的三大批评范畴;同时如谢章铤所说:“宋词三派,曰婉丽,曰豪宕,曰醇雅。”体性孕育了体派,体派演绎了体性。在唐宋由温庭筠、韦庄演绎“婉约”体性而形成的“花间体派”、苏轼、辛弃疾演绎“豪放”体性而形成的“苏辛体派”、周邦彦、姜夔演绎“雅正”体性而形成的“周姜体派”,也主导宋以后词坛的运行。

不过,“婉约”“豪放”“雅正”三大体性规范赖以构成的体格与语体两大要素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不同时代不同词人的创作需求,各自有所变化,有所拓展,也各自同质异构,同体异貌;三大体性与演绎体性的三大体派的形成,有个前后发展的过程,形成后运行的具体情形也不尽一致,有时并辔而行、分镳竞逐,有时则此起彼伏,彼盛此衰。这昭示了自唐至清词自身的运行轨迹,为书写词的源流正变与兴衰交替的演变历史,提供了最真切的样貌,以及包含其中内在逻辑。这是本项目的重要观点和重点予以阐释的内容,也是努力呈现的一种词史观。按照词自身演变的轨迹,将词史分为四个阶段,便是阐释这一词史观的具体内容。

一是9世纪至11世纪,在孕育中建构,在建构中初盛

自唐贞元、元和之间王涯《翰林歌词》的问世至“敦煌词”的涌现,词主要是令词处于孕育之中,至以温庭筠为首的“花间词人”,令词不仅在体制上完成了建构任务,而且建构了以“婉约”为特征的体性规范,其规范要素为后来词人所吸纳、融汇与变化。柳永走上词坛后,在令词以外建构了慢词,开启了令词与慢词并驾齐驱的时代。在慢词建构中,柳永运用“屯田家法”,创建“屯田体”;构成“屯田体”体性的体格与语体,既俗又雅,雅俗并存。周邦彦“清真体”则在“屯田体”的基础上,弃俗存雅,重构以“雅正”为特征的体性。柳永以后,苏轼“东坡体”以“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的体格内涵,出诸纵横排奡的语体,建构“横放杰出、气象恢弘”的“豪放”体性。在这一时期,构成“婉约”体性的两大要素体格与语体虽得到不断拓展而成为“范式”,“雅正”与“豪放”两大体性却尚处建构中,其艺术表现力也未全面展开,故三体所谱写的是词的初盛历史。

二是自12世纪初至14世纪前期,在拓展中新变,在新变中鼎盛

靖康之变后的南北词坛,令词虽依然运行不止,但拓展最明显的是“雅正”“豪放”二体。具体地说,特定的“世情”与“时序”将苏轼推向词坛的前列,宗尚苏词成了词坛的主流,遂成“苏辛体派”;孝宗年间,随着姜夔崛起,周邦彦也逐渐拥有了大批拥趸者,开始与苏轼成为词坛太庙里的左昭右穆,形成了远祧清真、近宗白石的“周姜体派”,与“苏辛体派”并驾齐驱。两大体派在分别采纳和拓展“东坡体”的“豪放”体性与“清真体”的“雅正”体性的构成要素的基础上,熔铸成为“苏辛体”与“周姜体”,使两体体性在同质异构中不断趋向多元和丰满,更具艺术表现力,与“花间体”并辔而行,分镳竞逐,谱写了词的鼎盛历史。而这一历史并非随着南宋灭亡而终止。“豪放”一体既运行南方的南宋,又运行北地的金源,直至元统一中国后的近半个世纪;“雅正”一体虽然局限于南宋,但在元灭南宋后的近半个世纪,同样盛行不衰。

三是自14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在衰弊中修复,在修复后中兴

至17世纪前期,虽然张翥继承“周姜体”的“雅正”体性,结集于元末的刘基《写情集》体现为“豪放”体性,但词明显呈现出衰弊态势,至明代前期,衰弊终成定局。弘治以后,词坛开始崇俗、主情,并通过依谱填词,倚词填词,修复词的体制与体性,逐步扭转了先前衰弊局面,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词的命脉。至天启年间,卓人月、徐士俊为了救弊振衰,编选《古今词统》,以选学形态,建构“豪放”“婉约”“雅正”三大统序,被“奉为金科玉律”,也为明清之际“花间”“苏辛”“周姜”三大体派的重构作了观念上的准备。面对甲申之变,词人在分别以“花间体”与“苏辛体”为“范式”中,均以相应的“言尽意”的语体,抒发家国之恨,易代之感,注入了新的体格内涵。康熙十年以后,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六家”为了适应新的“时序”与“世情”,淡化了家国之恨,易代之感,转尚“周姜体”的“雅正”体性,在其体格中,同样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与“花间”“苏辛”二体共同谱写了中兴史。

四是自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流变中救弊,在救弊后再兴

自康熙二十年后,随着“太平盛世”的出现,创作风气发生了明显变化。整个词坛从先前感慨家国身世的“愁苦之言”流变为歌咏太平盛世的“欢愉之言”,尤其在雍乾年间,因受制于高压政治,“愁苦之言”少之又少。以厉鹗为代表的“浙西词派”主导这一时期的词坛,他们在推尊“周姜体”中,虽不乏“雅正”佳作,但因“于词中求生活”,流变为规模物类的“游词”。在此期间,虽也有少数取经“花间”“苏辛”二体者,却又分别流变为“鄙词”与“淫词”。词再次长期处于衰弊状态。嘉道年间,有识之士体现出强烈的救弊意识;至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后60年间,词坛又一改雍乾年间“周姜”一体独大为“周姜”“苏辛”“花间”三体分镳竞逐;同时感慨战事频仍,国势衰败,以及身处其中人生境遇,成了词人书写的一个鲜明主题,并通过富有表现力的语体,分别给三体注入了新的体格内涵,谱写了词的再兴史。

03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

第一,在学界至今仍普遍遵循的“朝代词史观”外,呈现出新的词史观念,即:“婉丽”“豪放”“雅正”三大体性规范与“花间”“苏辛”“周姜”三大体派的先后形成,以及形成后在具体运行中的得与失、盛与衰,主导词的源流正变与兴衰交替,演绎词的演变历史。

第二,已有词史研究成果由于受制于“朝代词史观”,在书写范围上,无法照顾到词在易代之际、朝代与朝代之间原本不可分割的演变轨迹,因而每一朝代词史研究成果的叠加,并非一部完整的词史,何况相互之间多彼此凿枘、甚至多有违史实的言说。以词的三大体性规范为纲,探索词史上一种体性规范的形成与拓展、衰微与再兴到另一个体性规范的形成与拓展、衰微与再兴,便为弥补现有词史研究成果存在的种种不足,尤其为完整勾勒词的源流正变与兴衰交替的轨迹,揭示其演变轨迹的内在逻辑,完善与深化词史研究,提供了新而切实可行的方法。

第三,已有词史研究成果既以“朝代词史观”为指导,词作为某一朝代“世情”之载体的历史,也就成了考察的主要对象,词本身的艺术机体的演变历史往往被淡化,有时甚至被忽略。以“体性规范”考察词史,既能具体言及词在反映特定“世情”中功能的强与弱,又能深入认识词的艺术机体在发挥其功能中的盛与衰,为考察词史作为文学艺术的历史,提供了新而合乎词史应有样貌的话语范畴。

第四,将使专门之学词学赖以建构的基石词史更趋坚实,也更具科学性。其中所持的观念立场,所用的方法与话语,也适合于其它文体史研究。如钱锺书先生所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体格性分”,实际上就是基于诗人类型性创作个性形成的体性规范。以体性规范考察唐、宋诗之别,或唐宋诗的生成、发展及其在后世诗歌史上的演变轨迹及演变的内在逻辑,不乏启示意义。

04项目负责人简介

沈松勤,文学博士,博士师生导师,现为杭州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主要研究唐宋文学与中国词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文献》《浙江大学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北宋文人与党争》《南宋文人与党争》《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宋代政治与文学研究》《明清之际词坛中兴史论》等多种,主编《朱彝尊全集》(共21册),获教育部、浙江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