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政府体制是否能够充分支撑经济体制的持续完善？普遍理论侧重于从国家—社会关系角度切入探究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放权与发展：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则指出，政府不是铁板一块，并从纵向政府间关系的视角探究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体制基础。该书通过把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放回到纵向政府间关系中加以考察，呈现了高层级政府、地方政府与市场（社会）主体互动的多种可能，提出了“环式治理”的制度框架。该书指出，高层级政府通过将来自市场、社会的反馈纳入纵向问责机制，赋予了市场、社会主体约束地方政府的非正式权力，形成了对地方政府“有约束的放权”，增加了地方政府建立、维护和持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供给，从而较好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效率。

该书呼应了学界关于地方发展型政府的研究发现，并进一步刻画了地方政府的新形态，即地方政府不仅是市场竞争的参与者，更是建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主体。该书指出，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后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策略。它未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全部还给市场，而是逐级有条件下放给了各级地方政府，赋予了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社会运行的正式权力。有关地方发展型政府的研究更加注重刻画地方政府运用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深度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行为模式，该书则强调，部分地方政府会在受权范围内探索建立新的市场制度，表现为省以下政府进一步下放或取消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地方政府与被征地村集体（村民）分享土地发展权，以及地方政府通过建立韦伯式科层制主动约束行政权力等。地方政府的这些探索实践为中央政府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地方经验。

地方政府为何会“主动”限制自身行政权力、推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呢？该书进一步探究了地方政府自我限权的实现机制，提出了“有约束的放权”，指出高层级政府会将来自市场、社会的反馈纳入纵向治理体系，从而克服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赋予了社会力量约束地方政府的非正式权力。该书发现，中央、省等高层级党委政府在放权改革的同时，基于组织人事权构建了纵向政府间的治理体系，形成了对地方政府的纵向问责机制。为了克服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高层级政府在一些情况下会把来自于市场、社会的反馈信号纳入对地方治理绩效的评价体系。高层级政府的这一做法赋予了市场、社会在地方治理中约束政府行为的非正式权力，迫使地方政府回应来自基层、市场的放权诉求，在受权范围内率先建立了有利于市场机制运行的新制度。

环式治理机制形成了对地方政府“有约束放权”的新格局，这一机制对国家治理同样有着重要的长远意义。其中，高层级党委政府对环式治理机制的有意识运用和完善不仅能够强化纵向政府间的问责机制，“有约束的放权”更能为地方政府实现包容性治理提供稳定的体制基础。在改革开放早期，高层级政府重在确认市场机制的竞争结果，从而为资本、劳动力等稀缺资源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提供了制度基础。不过，高层级政府并未将评价地方治理的裁判权放任给市场，而是有意识地将来自市场、社会的反馈纳入纵向治理体系。这种有意识地设计意味着高层级党委政府介入地方治理的方式并非只是确认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可以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问题调整各类反馈信息的权重，从而赋予相对弱势群体约束地方政府的权力。“有约束的放权”不仅构成了中国持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也为中国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格局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

基于对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形态的描述与解析，该书推进了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研究、纵向政府间关系研究和转型国家市场化改革的政治经济体制研究。第一，该书呈现了地方政府作为市场制度建构者的新角色，拓展了有关中国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发展型政府的研究范畴。第二，该书刻画了上级政府与市场、社会力量的跨层级互动方式，为纵向政府间关系研究增加了上级、下级和社会三元互动的新视角。第三，该书基于环式治理机制提出了“有约束的放权”，为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市场化改革的体制基础提供了补充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