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夏天,我从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了，当时虽然怀有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的强烈愿望，可是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此后一直不能如愿。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举行期间，从北京传来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消息，当时我正在杭州市的一所中学任教，虽听到这个消息，却没有引起太多想法。原因很简单，因为根据过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条件，报考年龄必须在35周岁以下，而此时的我已经接近40周岁，早就失去了报考的资格。可是，奇迹竟然发生了。
4月3日,我带领学生到外地“学农”结束后回到学校，午间休息时，到处寻找可以阅读的报纸。后来从教研室的地板上，拾到一张已被人践踏得有些破碎的《杭州日报》，上面刊登了一则研究生报名年龄放宽至40周岁、报名时间延迟到4月5日的消息，不禁大喜过望，因为自己距离40周岁还有半年时间。后来得知，因为文革期间大学停办多年，造成报考的人少，所以才放宽年龄，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机会。
于是我急忙打电话给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妻子，告诉她想去报考研究生的打算。接着手持学校介绍信，飞一般地跑到所在区的教委招生办公室报名。由于时间仓促，连报名所需的照片也是暂欠的。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一面继续给学生上课，一面抽出早晚时间，恶补历史和外语。这次与我一起报考杭州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宋史研究方向的考生共有20余名，拟录取5名。考生中有的毕业于北京大学，有的毕业于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名校，竞争十分激烈。经过5月12日、7月13日的初试和复试,我终于被录取为母校历史系宋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实现了自己多年来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愿望。
十月初,我与其他4位同学一起，兴冲冲地跨进杭大校门，成为陈垣先生哲嗣、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教授和徐规教授的学生。一年后，乐素师调往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创建宋史研究所，徐规师就成了我们唯一的导师。
徐规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尤精于考据。他待人宽厚,谦虚谨慎,淡泊名利,这在宋史界是众所周知的。他诲人不倦、甘为人梯的精神,更是有口皆碑。他指导我们研究生的学习，可以说含辛茹苦、关怀备至,令人终生难忘。有时候我们将一篇文章请先生指导，他就会立即放下案头的工作,通宵达旦地进行修改，次日便将学生找去，从文章标题、结构到内容，甚至每个标点，都一一进行指正，这中间确实凝结了先生莫大的心血！
徐规师不仅要求学生把学问做好，更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治学态度。他经常教导我们：做人要正直，胸怀要宽广，不可追名逐利，切忌趋时曲笔。在学习和研究上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字空”的思想境界。他还特别强调，引文要尽可能地用第一手史料和最好的版本，研究范围要宽广一些，不可一辈子都研究同一领域的问题。这些都使人深受教益,成为自己做人、做学问的座右铭，成为我日后教育研究生的榜样和准则。
虽然我本科的学习成绩不错，在全年级4个班里也名列前茅，可是毕竟已经过去16年，中学里早已改行教政治，以前学过的历史知识，尤其是外语，早已荒芜殆尽。但是我并不气馁，深知像我这样年龄偏大的研究生，必须加倍努力才能弥补先天的不足，才能迎头赶上去。幸亏有名师的指导，加上料理家务、抚养和教育两个儿子的重担全部由慈母王云霞和贤妻向幼琴两人承担。她俩婆媳关系十分融洽，相互体贴关心，勤俭持家，在邻里堪称典范，这更有利于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去。家距杭州大学坐公交车只有约4站路，但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坚持住在学校宿舍里。在三年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几乎足不出门、专心一致地徜徉在史学研究的海洋里，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史学的营养，刻苦钻研，勤奋写作，从而较快地掌握了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宋代史的知识，较快地提高了自己从事史学研究的能力和水平。
在学习期间,根据导师的布置，我们重点通读了《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会要辑稿》（部分）等典籍和有关文集、笔记，做了近千张卡片，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在学习中，我对宋代的科举制度发生了浓厚兴趣，所以便着手撰写有关宋代科举制度的论文。1981年上半年，我完成了6万余字的毕业论文《试论北宋科举制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并以优秀成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主持我们这次论文答辩的主席是云南大学著名教授李埏先生，他是早年与徐规师一起在老浙大史地系读书时的学长。当晚，李埏先生与我们几位参加答辩的同学进行座谈，得知我的年龄后，对我颇多赞扬之辞，这给了我以很大的鼓励。
1981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留在本系宋史研究室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兼任系科研秘书，承担“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史”的授课任务。1983年，我在《历史研究》发表了近二万字的《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的论文。在论文中，对科举制度的定义作出了比较科学和完整的诠释；论证了科举制度和进士科皆首创于唐而不是隋的事实和原因。这些论点，在当时史学界尚属首次。论文发表后，在中外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前苏联和港台一些境外报刊杂志上，也有所介绍。尔后,我又在一些著名刊物上陆续发表了《张损之并非隋代进士》（《历史研究》）、《宋代殿试制度述略》（《中国史研究》）、《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科举制度与宋学的勃兴》（《中国史研究》）、《宋代省试制度述略》（《中华文史论丛》）、《宋代进士甲第考》（《文史》）、《北宋的科举改革和封弥制》（《杭州大学学报》）、《状元、榜眼、探花探源》（《杭州大学学报》）、《宋代封弥制考辨》（《杭州大学学报》）、《明经考略》（《杭州大学学报》）、《二十世纪科举制度研究的回顾》（《历史研究》）《略论科举迷信对士人的影响》（《杭州大学学报》）、《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学术月刊》）、《从王十朋夺魁看宋代科举》（《中国史研究》）、《南宋礼部贡院与省试》（《厦门大学学报》）等有关科举制度的论文，并出版了《宋史选举制补正》（浙江古籍出版社）、《科举与宋代社会》（商务印书馆）、《南宋科举制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三部有关科举制度的专著。
在上述论著中，我不仅在史学界首先对科举制度的定义作出了科学的解释，而且为科举制度正了名，认为它虽然具有历史局限性，却是中国古代选举制度中选拔官员的最好制度，对后来中外选举制度有着深远影响；认为唐代科举制度尚不完善，带有以往察举制度的许多弊病，北宋建立后，通过对科举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才进入到了它的黄金时期，使人才大量涌现；认为科举制度不仅有利于公正选拔人才，也有利于社会流动；认为不问财富、不问出身，一凭成绩高低取士的科举制度，对今天人才的选拔仍然有其借鉴意义。《宋史选举志补正》一书，后来成了日本东京东洋文库以中岛敏教授为首的“宋史选举志研究会”指定参考书。1993年冬天,广岛大学文学部主任教授寺地遵先生还聘请我出任该校东洋史研究室的非常勤讲师，赴日本给他的研究生讲授“宋代科举制度史”的课程。以上奠定了我在科举制度史研究中的学术地位，成为自上个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度以来的一百余年间，最早对科举制度进行全面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徐规师要我给本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一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课程。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门课程很重要，它不仅能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史的基本史料，掌握寻找史料、鉴别史料的本领，而且还可以向他们介绍一些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方法，可惜现在已长期没有人讲授了，希望你能将它开设起来。”当时，我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起步不久,有关史料学的知识尚较肤浅，觉得要胜任这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恐怕有负重任，心里颇为踌躇不安。但是，在先生的一再鼓励之下，我还是将它接受下来。在较短的时间里，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将这门课程开设了起来，并得到听课学生的好评。稍后，我结合教学实践和自己的研究心得，撰写了一部较有新意的著作《中国古代史史料学》,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仅介绍了中国古代史的基本史料，而且针对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史料的鉴别和利用”一编，详细地论述了造成史料讹误的原因，以及正确引用史料和鉴别史料的方法，又附带介绍了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年代学、避讳学等基本知识。该书问世后，深受学子欢迎，他们反映该书针对性强，贴近实际，在写论文时很是“受用”。国内和日本一些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也常将它用来作为对研究生的教学用书。
1988年3月，我应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著名教授梅原郁先生的邀请,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赴日本进行了关于“宋代的法制与社会”为主题的共同研究。本来，我对宋代法制史了解比较肤浅，这次有机会与日本学者进行相互切磋，并利用在日本易于查阅某些罕见古籍的有利条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上也取得了些许成果。我不仅积累了不少有关法制史的珍贵史料，而且及时完成了长达三万字的《南宋刑政未明之原因及其影响》一文。次年，这篇论文被刊登在日本最具权威性的东洋史研究刊物——《东方学报》上。期间，我又应邀赴东京大学东洋史研究所、东洋文库等单位作学术讲座。在以后的30年间，我又多次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冈山大学、广岛大学、静冈大学、北海道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或共同研究，与梅原郁、周藤吉之、中岛敏、柳田节子、斯波义信、好并隆司、寺地遵、近藤一成、木田知生等教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然，我有时也会邀请他们来中国参加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帮助他们的弟子来杭州大学进修，或提供所需史料，或让他们来听听我的课。
这里附带说一下，我还几次去韩国参加学术会议，并接受过韩国诚信女子大学毕业的裴淑姬博士来历史系跟我学习中国科举制度史。2001年12月，她又进入浙江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宋史，我是她的合作研究者。目前她在韩国弘益大学历史教育系担任讲座教授，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我自1988年至1993年相继评为副教授和正教授，1997年又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8年9月，杭州大学与浙江大学合并以后，我成了浙大的教授和博导，同时接受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任务。
对于教授研究生的方法，我基本上是“萧规曹随”，学习乐素师和徐规师指导我们做学问的方法：要求学生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做好史料的积累和考证工作。作为导师，我对自己也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处处以身作则，切实承担起导师的职责。不给学生“摊派”学习任务以外的“杂活”，也不硬性规定研究生的研究内容。如果说有所创新的话，主要是不定期地举行学术座谈会，让研究生将自己的毕业论文初稿，拿出来供大家讨论 ，集思广益，以提高论文质量。有时还组织研究生到各地参观访问，以增加新鲜知识。给他们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史”、“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和“宋史专题研究”三门。授课之余，我还承担了撰写《南宋史稿》（政治、军事编）的任务。陆续发表了百余篇有关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论文。其中主要有《宋代官吏的俸禄》（《历史研究》）、《环绕宋高宗生母韦氏年龄的若干问题》（《文史》）、《崔与之事迹系年》（《文史》）、《从〈齐档野语〉一书看周密的反理学倾向》（《文史》）、《略论南宋初年平定游寇的斗争》（《浙江大学学报》）、《宋代户部人口考察》（历史研究》）、《略论历史上的避讳》（《浙江大学学报》）、《略论宋代类书大盛的原因》（《浙江大学学报》）、《贾似道与鄂州和议》（《中华文史论丛》）、《论种放其人》（《文史》）、《论宋朝政府对民变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浙江大学学报》）、《论宋代的举官制度——以崔与之的举人为中心》（《浙江大学学报》）、《试论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由唐宋两朝国情比较所见》（《浙江学刊》，此文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等等。与徐吉军研究员一起撰写的《南宋史稿》（他负责文化编），也于1999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上述论著中，个人认为在学术上稍有新意和贡献的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对清人赵翼所谓宋代对官员俸禄甚高，“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片面之论（此说常为今人所引用），作了分析批判，还原了宋代官吏俸禄多少的真实情况。二是考证出宋高宗生母韦氏的真实年龄，从中揭露了她在“靖康之变”中被俘后下嫁金朝贵族的事实，以及由此造成对南宋前期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许多影响。三是破解了宋朝户多口少之迷，指出宋代户部所统计的人口是丁口，即成丁之口，所以当时实际每户平均人口，包括男女老幼在内当有5口以上，对于这个结论，目前已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四是通过对唐宋两朝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和农民社会地位全方位的研究和对比，认为从总体而论，宋朝的历史地位要高于唐朝，这对还原一个真实的宋朝提供了无可争辩的依据。此外，对宋代的一些历史人物，如种放、王安石、蔡京、宋高宗、秦桧、张浚、岳飞、韩侂胄、朱熹、周必大、史弥远、崔与之、贾似道、文天祥、周密等人，都作过重点研究，对他們不乏有新的评价。对于宋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所谓“杯酒释兵权”、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绍兴和议、经界法、宋高宗“禅位”、张浚北伐、庆元党争、鄂州之战、公田法、文天祥抗元等等，也作了一定研究。在宋代经济史方面，我也比较关注，除人口问题外，先后发表了《关于北宋前期的粮价》（《中国史研究》）、《围绕苏轼在黄州的日用钱问题》（《杭州大学学报》）等论文。此外，对以理学为主的儒学、科技和宋代文化，我都有所涉猎，发表过一些研究成果。
结合对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研究，在古籍整理方面我也用力较勤，先后出版了《朱熹年谱》（中华书局）、《全宋诗·朱熹诗》（中华书局）、《黄震文集》（合撰）（浙江大学出版社）等。此外，我还参与部编高校教材《中国古代史》宋代部分的编写工作（福建人民出版社）。
正确的学术批评和学术争鸣，是推动学术前进的一个动力，在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对此，我也比较关心，并有一定程度的投入。例如，在文革前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学术界存在着一股否定岳飞为民族英雄的倾向，甚至在中学教课书中，也只说岳飞是“抗金英雄”，而讳言他是“民族英雄”。否定者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岳飞反对的金朝，是今天满族的祖先——女真人建立的国家，如果称岳飞为民族英雄，不利于民族团结云云。对于这种观点，我并不认同，为此撰写《岳飞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一文（《探索与争鸣》），予以反驳。认为岳飞不仅是汉民族的民族英魂，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理由有三：一是岳飞反对的是穷凶极恶的女真奴隶主军事贵族，并不是反对普通的女真百姓，女真统治者的南侵，也给女真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因此谈不上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二是从历史上看，当时的宋、金是两个国家，所以不能以今天的情况而论过去，否则今后世界大同了，历史上难道就没有侵略和反侵略、民族英雄和卖国投降之说？三是今天的中国有56个民族组成，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英雄，如完颜阿骨打是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民族英雄，岳飞是汉民族的民族英雄，他们在中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当然也都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再如，《南宋史稿》出版后，有学者对我书中所言：“从客观上来说，‘绍兴和议’恐怕也不是没有一点积极的东西。”以及认为言秦桧是金人纵归，还不如说是逃归的“可信程度确实要高一些”的看法，提出了颇为严厉的批评。对此，我撰写了《史学批评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史研究》），又与博士研究生何兆泉共撰了《关于秦桧归宋问题的再讨论》（《历史研究》）、《实事求是是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关键》（《探索与争鸣》）等文章进行了商榷，对不符合学术争鸣的用词提出了批评。上述文章的观点，在史学界获得了众多共识。
2003年7月，我自浙江大学历史系退休后，被延聘一年。2004年6月，应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史及伟院长的邀请，作为特邀研究员，进入该院负责创建南宋史研究中心，并出任该中心主任，全面负责南宋史的研究工作。2006年，南宋史研究中心被评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我担任了该基地的首席专家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南宋史研究基地以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传承南宋优秀文化遗产，普及南宋历史知识为己任，采取小基地、大平台、养事不养人的组织和研究模式，聘请了70余名海内外著名学者，共同从事南宋史的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分三大类出版：一是专著。以南宋史和南宋都城临安为研究重点，以“南宋史研究丛书”为名；二是古籍整理。点校整理和出版南宋时期的重要典籍；三是“博士文库”。出版研究生的优秀毕业论文和流动站出站报告。
在研究工作中，为防止出现“任人唯亲”的学术圈子和一边倒的学术倾向，从而有碍学术发展的弊端，我提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亲疏，学术观点不分异同”的开放理念，只要是优秀的研究成果，就一定给与出版。这种研究模式有力地推动了本中心南宋史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5年来，仅专著就出版了60余部，古籍整理和“博士文库”两者合起来也有10余部之多。所出版的著作，大部质量良好，有的被评为国家和省的社科一、二等奖。此外，中心又多次举办国际性、全国性和海峡两岸的南宋史学术研讨会，在《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我负责主编了5期南宋史研究专刊。
依靠众多学者的参预，加上中心成员的共同努力，我们不仅较好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南宋，改变了人们对南宋历史的认识，也为传承南宋优秀文化遗产，为杭州市南宋皇城大遗址综保工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由此，本中心不仅在史学界占领了南宋史研究的制高点和前沿阵地，也使它成为年轻学者成长的摇篮、国内外南宋史研究的学术交流中心，从而被公认为是一座研究南宋历史的重镇。
从浙江大学历史系退休以后的15年间，我在工作之余，仍然努力从事宋史研究，先后出版了《宋代政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南宋政治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南宋全史》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前出版的《宋史选举志补正》、《朱熹年谱》和《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三书，也在此期间重新修订出版。另外，又发表了论文多篇。
2008年9月，我被杭州市人民政府聘请为“钱江特聘专家”。2018年11月，又被杭州市人民政府聘请为“杭州南宋文化传播大使”。在学术兼职上，我担任或曾经担任过浙江省中国古代史学科带头人、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岳飞研究会副会长、周必大研究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专业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杭州国际城市研究中心和杭州政协文史研究会的理事及顾问等。
本人从事史学研究40余年，积累了一些史学研究的心得体会，愿与大家分享，或可作为参考。
首先，要尊重历史，敬畏历史，认真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无论对哲学、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逻辑学、语言学、文学、考古学和思想艺术等社会科学的研究，都离不开史学，否则一定会错误百出，甚至寸步难行。
历史学作为先人留给我们的各种活动和见闻的记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它为我们提供了与人斗、与大自然斗，建设和谐社会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作为封建帝王的唐太宗，也懂得“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道理。确实，历史事实证明，凡是不能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统治者，他的下场一定会十分可悲。在今天，重视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意义更是重大：一是当今的年轻一代，许多人信仰缺失，家国观念谈泊，什么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什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全都被抛诸脑后。他们一心考虑的是个人利益。通过学习古代史，可以帮助他们从中受到教益，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发扬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感情。二是学习中国古代史，有利于年轻人传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增强文化自信，发扬古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廉洁奉公”、讲诚信等优良品质，以抵制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在当今西方敌对势力借助其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妄图对我国实行“颜色革命”之际，学好中国古代历史确实有其必要性。
其次，要认真读书，特别是阅读与本专业有关的基本典籍，以积累起丰富的历史知识。近三十年来，由于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许多基本史籍都被制作成电子文本，很容易通过电脑看到，有的还可以轻松地进行检索。国内外学者所发表的论文，也大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查阅。从而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
但是，这也带来了某些副作用。许多学生因此以为找到了做学问的“捷径”，企图以检索代替对本专业史书的系统学习，这种做法非常危险。因为以检索史料代替认真读书，很难全面而深入地掌握历史知识，难以掌握历史人物之间、历史事件之间、人物与事件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以及相互间的因果关系，造成对历史知识的空洞化。这样就不利于对历史的深入研究，也不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一些研究生慨叹，撰写毕业论文找不到合适的题目，勉强有了一个，也不知道应该从何处入手？这就是读书少，肚子里缺乏东西的缘故。有的学生虽然可以利用多媒体，东拼西凑，写出一篇洋洋洒洒几万字乃至十几万字的论文来，看上去体量宏大，旁证博引，面面俱到，中外引文皆备，新名词一大堆。实际上，大多是别人的研究成果，只是作了一些综合或改写而已，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不多。造成这种情况，同样是没有认真读书的缘故。反之，一个人所掌握的历史知识越丰富，就越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前面提到的拙文《环绕宋高宗生母韦氏年龄的若干问题》为例，如果没有认真读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靖康稗史》两部史书，并将它们的内容作出有机的联系，就不容易发现高宗生母韦氏在“靖康之变”被虏北去时的年龄有38岁和48岁两种不同的记载。就难以发现她后来下嫁金朝贵族的“宫庭秽闻”，也就很难理解绍兴前期“禁私史”和柔福帝姬被杀等政治事件发生的原因。当然，这里需要申明，我并不反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去检索史料，去获得知识，只是要提醒某些学生，千万不要用检索来代替读书。否则，他今后在史学领域里就不可能有大的建树。
第三，要重视史料建设。所谓史料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积累尽可能多的史料，二是对所用的史料要进行认真的鉴别。虽然我并不同意“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说法，但对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却有着充分认识。众所周知，历史学是一门求真、求实的科学，来不得半点想象和臆测，必须是“一分铜钱一分货，没有铜钱不出货”，一切让史料说话。虽然，在史学研究中，理论也很重要，正确的理论对研究工作具有指导作用。但是，我相信论从史出的道理，不相信脱离实际的甚至违背史实的空洞理论。所以，我在读研究生时，一面读书，一面将重要的和有用的史料，分门别类地做成卡片。后来，有了多媒体可以利用，卡片做得少了，但专题性的卡片还是在做（记在一本本的小册子里）。实践证明，只有掌握了丰富的史料，研究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史料不仅要丰富,而且必须正确。但史料来自形形色色的途径,有的是亲身经历,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好事者缘饰之辞,有的则夹杂着个人和宗派的私利或成见,更有统治者的篡改和歪曲。即使记载亲身经历,也有“遗忘”“偶误”和立场、观点等不同因素。所以,史实虽然离不开史料,但史料并不完全等于史实。只有经过鉴定、证明是确凿可靠的史料,才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史实。这就需要我们对它下一番“去粗去精，去伪存真”的功夫，也就是进行切实的考证，以辨别史料的真伪和价值大小。现在有些人看不起考证功夫，认为它只是雕虫小技而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要知道，有些论著，事过境迁，往往变得一文不值，而正确的考据，却可以传至后世，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第四，要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偏颇的并不少见，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各种各样，如史料的阙失和舛误，取舍和解读史料的失误，受到民族情绪的支配，受政治氛围的影响等。除此之外，研究者的立场、观点也至关重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种是绝对化的倾向，也就是非白即黑，不是好人，便是坏人的观点。实际上，由于人性复杂多变，有时言行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既有真相，也有假象，即使是真相，随着时间、地点、环境、甚至年龄的变化，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的不同，其表现也不尽相同。因此对历史人物采取“一言以蔽之”或以“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态度去评价，以个人爱好厚薄古人，对某个正面人物的优缺点有意讳饰或拔高，对某个反面人物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些都是绝对化倾向的表现。既然历史研究是一门十分严肃的科学，并非写小说、演义之类可比，那么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就必须严肃认真，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持片面观点，不带个人成见，不搞影射史学，也不人云亦云，更不哗众取宠，而必须以事实为依据，采取有功言功，有过言过；功不抵过，过不掩功的态度。即使是你最喜欢或最讨厌的历史人物，也不能作出悼词式或判决书式的评价。
另一种是以义理史观评判历史人物。
所谓义理史观，就是以是否符合义理作为评判一个历史人物好坏的惟一标准，从而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丰富的人物活动定型化，只问个人道德，不顾客观原因；只看个人眼前作为，不看他对社会的长远影响。在义理史观的指导下，对同样一件事，发生在所谓“君子”与“小人”身上，就会对他们作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如张浚和韩侂胄两人，都领导过抗金战争，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因为张浚是南宋理学的重要人物、朱熹挚友张栻之父，所以史书仍然对他赞扬有加，只字不提他轻举妄动、志大才疏的缺点和错误，韩侂胄因为是反对理学、制造“庆元党禁”的首要人物，所以就被理学史臣打入了《奸臣传》，他所领导的抗金，也成了一大罪状。
对于历史事件，在评价时同样也存在着绝对化和义理史观的影响。如宋金签订“绍兴和议”，有人只着眼于其中的条款——“称臣”、岁币和边界的划分，认为面对敌人的侵略，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所以对南宋而言，“绍兴和议”完全是一个彻头彻尾、屈辱性的和议。应该完全加以否定。此话壮则壮矣，却是对国家和民族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并没有深入考虑当时宋金双方力量对比的状况，也没有看到由于和议的签订，给宋金两国带来了哪些积极的东西，更没有认识到，从长远来看，只要南宋没有灭亡，还是存在着报仇雪耻的希望。如果没有了南宋，那才真的一切都完了。
第五，要正确对待国外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论述。国外史学家研究中国历史
有其优势：一是他们的研究思路比较放得开，很少受到中国史学家容易产生的义理史观、狭隘民族观、正统观等影响，也不会受到政治斗争的干扰。如他们对宋朝历史的赞美和肯定，就比以前我们动辄称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来得全面一些。二是他们善于运用大数据进行统计和概括，制成图表，不仅使人对史事一目了然，而且容易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正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所以对中国的民族性和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特别是礼仪）、思维方法等，都缺乏深层次的了解，所以看问题往往比较直观，容易就事论事，比喻也往往不够到位。例如，宋代州县如果发生“狱空”，朝廷就会对州县官进行奖励。其原因一是为了感召“和气”，二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的“民本”思想。可是有些外国学者竟然解释是“监牢中犯人太多”的缘故。再如所谓“精英”，本是指出类拔萃的人才，可是外国学者也称地方豪强为“精英”。再如在科举制度中，有秀才、举人、进士之分，进士经过考试，成绩优秀者可以进入翰林院成为翰林。某些外国学者统统将这些功名说成为“学衔”，从而将进士比作大学毕业生，翰林比作研究生等，显得不伦不类。特别要指出的是，他们认为中国学者所指“封建社会”的名称有误，应该改为“帝制社会”。实际上，无论范文澜、翦伯赞和郭沫若等中国学者，何尚不知道夏、商、西周实行的是分土地、封侯国的封建制度，而周秦以后的社会已经不再实行这种制度了。他们所称封建社会中的“封建”，只是一种借用而已，几乎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并不会产生误解。可是中国某些学者，不作细究，立即跟进，也将中国的封建社会改变称为帝制社会。至于对“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封建余孽”、“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的“封建”二字，他们就无法改称，造成了不三不四的局面。外国学者还善创新名词（尽管中国早已有了确切的名词），国内一些年轻学者为表明自己的研究与“国际接轨”，也盲目跟风引用，这也不够严肃。有学者指出：在国外“先进”理论横行天下，国内学术趋之若骛的今天，我们搞社会科学的人对此尤其需要慎重和警惕。
第六，文稿要反复修改，引文要认真核对。史学与文学不同,它不能夸张,不能缩小,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想当然,也不能任意褒贬,因此撰写论著不能“史”兴大发,一蹴而就,而需要小心谨慎,一丝不苟。根据我的经验和教训,对文稿一定要反复修改,从题目、结构到引文,从内容、文字到标点,力求正确无误,不留隐患。不留遗憾。这种修改，从大的方面来说，可能有观点上的变化，段落上的变动；从小的方面来说，有用字（词）遣句是否正确，同一段的文字是否多有重复。同时，要尽可能将文字修改得流畅明了，不可写得半文不白，煮“夹生饭”。每次修改时的思考角度会不一样,所以容易发现问题。徐规师不要别人帮助他抄稿子，他说：“修改一次有一次收获,修改百次有百次收获,抄稿子就是修改的过程。”后来，我将这种修改称为“磨”,经常告诉学生:写完文稿,不要急着去投稿,一定要反复地“磨”,“磨”到自己觉得满意为止，这样可以保证质量。说实在话，我的所有论著，都是靠这样“磨”出来的。
引文看似小事，实际上却反映了作者做学问的基本功和治学的态度，从而直接关系到对文稿好差的评价。刊物编辑（也包括我自己），凡是审查一篇文稿，首先看的往往不是正文，而是引文。一是看引文作者所处的时代和姓名、书名、卷数、篇名、版本、出版时间和页码等是否写得完整。其次是检查引文文字是否有衍脱误、标点是否正确。如果一切无误，审查者对这篇文稿便会有好的印象，若内容又有新意，那么这篇文稿就会在众多文稿中脱颖而出，容易得到采用或评为优秀。反之，如果引文既不规范，标点和文字又多有舛误，那么不到审查正文这一关，恐怕已经对它有了不好的印象。
2019年8月18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