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均信（1934~ ），浙江大学教授，曾任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1958年大学本科毕业留校任教，2003年退休。在45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招收过多批硕士研究生，多次参加并主持国际国内重大学术会议，在上海、北京、内蒙、西安、青岛及法国等大学与学术机构作学术讲座。主编、参编并出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等著作近30种，发表《试论丹东的宽容政策》等论文80多篇，其论著多次获奖。
我的人生经历和学术道路
楼均信
岁月如风，人生如梦，一瞬间我已从一个勇于直言的热血青年，变成了爱唠叨的耄耋老人。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一路走来，有激扬有坎坷，有奋进有挫折，更多的则是前行中给我留下的那些希望和美好的回忆。
经 历
1934年12月17日，我在浙江诸暨市牌頭镇附近的小村庄——凤楼村的一个农户呱呱坠地，家中四个孩子，我排行老二，上有大哥下有弟妹。杭金公路在我家门口通过，靠村庄西边约500米处，则是浙赣铁路和杭金衢高速公路，交通十分便利，民风亦不闭塞。离开村子三里路的西南面又是诸暨著名的风景胜地——斗岩，峰高500米，上面还有龙王殿。我儿时逢年过节常与小伙伴爬山去龙王殿游玩，十分快乐。今天，斗岩已成为本地的旅游景点之一。
8岁那年我进上庄小学读书。一年后，日寇侵占家乡，父亲带领我们全家摸黑逃难，翻过斗岩高山，到山后村姑妈家住了半年。后来，日本强盗被金肖支队的游击战打得日夜不得安宁，鬼子被迫退缩到诸暨县城，我们才得以回到家乡。
我父亲出身贫寒，只读了三年书就辍学在家种地。13岁开始当学徒做木匠，但他刻苦好学，18岁就成为一把好手。母亲虽一字不识，但把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有时还到杭州帮茶农采茶赚点工钱贴补家用。因家境清贫，父亲在四个孩子中只培养了我一个，哥哥和弟妹小学毕业后就在家务农。
抗战胜利后，我进入西山下小学读高小。1948年9月，被父亲送进当时比较有名的同文中学（今牌头中学）住校读书，在中学里，我常常穿着哥哥穿过的破旧衣服，可以说是同学中穿的最破旧的。记得有一次周末回家，我对妈妈说：“妈，我的衣服太破了，可不可以给我买件新的。”妈说：“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自己买，现在家里穷，没有钱。”从此，我埋下对穿新衣的奢求，下定决心好好读书、奋发图强。
解放后，虽然经过父母的辛勤劳动，我家的经济状况被列入中农，但我要继续深造，支付学费还是一件难事。面对拮据的经济，父亲不得不打算让我初中毕业就找工作养家。正当我初中快毕业时，传来一个好消息，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当时萧山湘湖师范正在招生，只要本人愿意，经县文教局推荐即可入学并免交学费，于是我和3位同班同学立刻决定一起到诸暨县文教局要求推荐入读。1951年9月，我离开家乡到萧山湘湖师范报到就读普通师范专业，当时父亲和我都很高兴，因为读师范不仅是公费，而且毕业就可分配到小学当老师赚钱减轻家里的压力。我高高兴兴的读完了三年师范。三年中我广泛培养兴趣爱好，阅读各类文学名著，还曾梦想做作家。所以我常常写点读报心得投稿浙江日报，也略有见报。收到1元、2元的稿费，我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当我师范毕业前夕，又传来好消息，国家需要保送师范生上大学，名单已经确定，我也在其列。这是我做梦也没想过的美事。
1954年6月，我由湘湖师范保送到杭州参加当年的全国统一高考，据说当时全国的高中毕业生人数不多，所以需要从师范生中选送少数学生参加高考，进入高校深造，以备国家之需。8月我接到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后来才知道这一年全国录取的在校大学生总数只有寥寥8万人，被大学录取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在我家乡，更是方圆十里只出了我一个大学生，乡长、村长纷纷到我家祝贺，父母亲和家人倍感自豪，更鼓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日后报效祖国和父老乡亲。
1954年9月，我再次离开家乡到位于省城杭州的浙江师范学院报到，这一年我20岁，自身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新鲜感。不过，求读历史系这个志愿倒是我自己选的，似乎是冥冥中我和历史结下的今生注定的缘份。
我之所以对历史这门学科特别感兴趣，是受我小学历史老师的直接影响。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这位郦介眉老师，他在课堂上绘声绘色的讲解，有时激动有时愤怒，还常常借古讽今，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同情百姓的苦难与悲惨境地。这位老师的讲课，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爱憎分明的种籽……我当时就默默对自己许下承诺，将来也要学历史，当历史老师，像郦老师那样去教育孩子。解放后，我才知道原来郦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更让我对老师肃然起敬。
大学四年的学习中，花去我时间最多的是两项活动：一项是运动。我好动也爱玩，尤其喜欢体育运动。先后参加过系排球队、篮球队、校体操队和摩托车队，经常参加各种比赛和集训。另一项是出黑板报。当时还没有纸质刊物，更没有校刊小报，只有编写黑板报做宣传。当时由校团委和学生会主办的学校黑板报，每周一期，12块大黑板声势浩荡地立在食堂大门口，分十二版，有国内外要闻、兄弟院校动态、校园新闻，还有生活与文艺副刊。记得由一个总编、二个副总编负责日常编务，总编由中文系高年级同学担任，我担任副总编兼记者，负责四个版面。系里也有自己的黑板报，但只有两块大黑板，取名《挺进报》，由我总负责，每周出版一次。二个黑板报虽然花去了我不少业余时间，但也锻炼了我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写作能力。
大学四年匆匆而过，我在班里成绩虽然不算顶尖，但与一般同学不同，我从不满足课堂教学，也不一心只想拿高分，我喜欢的是课外阅读，更喜欢独立思考和写作，全面培养自己的能力，个人兴趣也从爱好文学逐渐转向喜欢外国历史。大三时，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我写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一文，在浙江日报上发表。这是我第一篇独立署名发表的文章，拿到稿费15元，真是喜出望外。这年寒假我花了13元买了一双皮鞋，平生第一次穿上新皮鞋回家见母亲，妈高兴得热泪盈眶，说了一声：“儿呀！终于有出息了。”看到母亲欣慰的表情，我亦百感交集，也更下决心要发奋读书。在大学的四年，我养成了广阅读，多思考、勤写作的习惯，这为我以后的学术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7月，我大学毕业留校，被分配到世界史教研室当助教。但当时政治活动不断，先后经历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我的人生也随之历经磨难。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渐趋安定，我才走上了平坦的教学和科研之路。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恢复高校职称评定工作，大学毕业担任助教长达20年之后，我终于被评定为讲师。1982年我晋升副教授，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晋升教授，2003年彻底退休。掐指算来，从1958年到2003年，我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达45年之久，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我全身心投入教学与科研，完成了多项学术研究与教学任务。
在教学方面，我比一般助教似乎要先行一步，留校任助教不到一年，就开始担任主讲工作。从1959年起，先后给中文系学生讲授世界通史，给政治系、新闻系学生讲授世界近代史，到杭州教师进修学院为中学教师讲授世界近代史专题，还给教育系中学校长培训班讲授欧洲史专题。在文革前，我是全系独立主讲课程最多的青年助教，这都是我的恩师沈炼之教授刻意安排的。
当时身为系主任兼教研室主任的沈师，在我毕业后就把我留在他身边担任助教。这位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给予我的期望是：多讲课、多读书、多思考。沈师在督促我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的同时，悉心指导我的学术研究。1962年我终于独立完成了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一篇长篇学术论文《略论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经沈师修改后，该文由我和沈师共同署名在1963年第3期的《浙江学刊》上发表，也令我成为文革前最早发表学术论文的青年助教之一。在我收到80元稿费（当时我的月工资只有53元），准备交给沈师时，他却像慈父般地对我说：“你拿着吧，可以补贴家用。”其实当时沈师的经济也并不宽裕，但却对我关怀备至。我为有这样爱生如子的恩师而深感庆幸和自豪。
灾 难
正当我刚刚步入教学与研究轨道之时，一场大灾难突然降临，这就是举世瞩目的“文化大革命”。
这场“革命”不仅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是空前的浩劫，对我本人和我的家庭而言，更是恐怖的灾难！我一向是个积极向上的青年，也一直受到党组织的重视和培养。记得1965年秋冬，全国展开对海瑞罢官的大批判，当时我所在的历史系党总支也随即成立由总支书记林琼同志任组长的五人写作组，我虽非党员却被选入党总支的写作组成员，成为执笔人。
不久，我与杨福茂同志二人被全系师生推选为教师代表，赴北京参加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活动。返校后，红卫兵运动深入发展，几乎演变成内乱。
1967年底，我忽然被造反派打成漏网右派，并被关进牛棚，瞬间由天堂跌入地狱，受尽凌辱和折磨。在乡下的父亲，一介农民，尽管年事已高且安分守己，却仍然被村子里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打成走资派，同样遭到批斗和人身侮辱。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在批斗大会上显示出的镇静和睿智却出人意料。他笑问批斗者：“什么是走资派？我走什么资啊？三年困难时期，我主动承担国家困难，并且申请将国家户口从城镇的木器厂迁回农村，成为农业户口，而且不再拿国家工资，我这叫走资吗？”会场里传出对闹事者的阵阵哄笑，一场闹剧亦不得不在父亲的的一身正气下草草收场。
我在被关进牛棚后，除了天天要早请示晚汇报之外，还要低头接受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空余时间，要在工宣队的监督下强制劳动，譬如打扫厕所，种菜、施肥等等，随时接受工宣队工人师傅的训斥和辱骂。对我的批斗也不断升级，说我反对工宣队，是现行反革命。编织种种“罪行”“逼我”“认罪”，我忍无可忍，被迫反抗，我说：我没有罪，你们揭发的全是假的，我不会承认的。毛主席说过：“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我再说一遍：种种假罪，我绝不承认，我要听毛主席的教导，不讲假话。批斗会只能不了了之。虽然全系有一半教师被关进牛棚，但我仍抬不起头来，既悲观又消沉，甚至连轻生的念头都出现过，但在家人、朋友的多次劝说下，尤其是一次共同劳动中，曾被划为大右派的陈学昭（老革命、名作家）劝我说“你还年轻，抬起头来，好好活着，别怕！会还你清白的。”最终自己还是咬牙坚持挺了过来。
1970年之后，工宣队对我放宽了管制，但一举一动仍受工宣队监视。
1971年，省委宣传部在浙江展览馆举办“巴黎公社大型图片展”开幕前指名叫我去审展，一名工宣队员跟着我（其实是去监视我）进入展厅，路上还不停地警告我“到时小心点别乱说。”
在展厅迎接我的是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的负责人及几位办展览的同志，他们对我说：您是专家，希望提出改进意见。我审读内容后虽没有进行大幅改动，但宣传部仍对我十分感谢，使我几年来受尽凌辱之余，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知识分子被人尊重的感觉，感到共产党并没有抛弃我。
审读省委“巴黎公社大型图片展”之后，有二件事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让我无法忘怀。一是本校党委宣传部请我参加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宣传活动，除了让我审读一些宣传资料以外，还叫我编写《巴黎公社原则永存》的宣传册，以宣传部的名义出版发行。与此同时，我还应《新杭大报》编辑部之邀，连续在校报上发表《巴黎公社原则永存》、《一位出色的巴黎公社领导人---瓦尔兰》两篇文章，发表后获得一致好评。
还有一件事是我应邀到工厂做报告。当时本校西溪河边有一家无线电厂，该厂让我给全厂工人宣讲巴黎公社的历史，以弘扬巴黎公社工人当家做主的精神。让我万分感动的是，刚步入工厂，工人们就开始敲锣打鼓地夹道欢迎我，还高呼：“欢迎革命老师来厂指导！”当时我几乎是满含热泪走上讲台的。宣讲中，我的讲话多次被工人师傅热烈的掌声打断，场面极为感人。这次下厂成为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我告诉自己：在工人朋友的眼中，我不是挨批的漏网右派，我是革命老师。我的专业知识还有用。我暗下决心，一定努力学好专业、发奋研究学术，以一己之长服务大众、报效祖国。回牛棚后，我重新开始思考专业、大量阅读马列名篇原著，并且刻苦自学法语。
新 生：教书育人
粉碎四人帮之后，知识分子的春天到来了。我也重获新生，心中充满希望。从此开始，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在教学与科研方面，我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除了给本科生讲课，从1982年起，还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并担任多门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我先后给研究生和本科生讲授了《世界近代史》、《法国史》《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法国大革命史》《法国社会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等必修课与选修课。
期间我还参加了二部教材的编写工作。一部是由刘祚昌教授主编、18所高校协作教材《世界近代史》。我作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具体负责撰写“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等章节。该教材于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多次再版，被列入中国文库继续出版发行。对帮助大学本科生提高基础课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亦被评为国家优秀著作。作为该教材的撰稿人之一，能为大学本科基础教学付出心力，我倍感欣慰。
第二部是管佩韦先生主编的《世界近代史》，同样作为主要撰稿人，参与该书的编纂。这是一部为中学历史教师专门编写的教学参考书，出版后得到中学教师们的普遍好评和喜爱。
数十年来，我一直在讲台上默默耕耘，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尽心尽责地教书育人。对我的讲课，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反映都很好，评价也很高，他们都喜欢听我讲课。
我大概总结了一下同学们喜欢我讲课的原因：第一，我上课从不照本宣科，也绝不背诵讲稿；第二，我一向注重让学生自由发挥，畅抒己见；第三，我采取启发式教学，讲课内容不与教材重复，只讲重点、难点、疑点；第四，我上课时更多的是介绍研究动态、文献资料、研究观点与方法以及研究方向，尤其是在给研究生授课时；第五，根据需要穿插讨论与辩论，给予学生更多的想象空间与自主表达的时间，训练他们的表达能力。
总之，教学中我始终强调做人和做学问并重，注重对学生方法论的指导与创新意识的培养，提高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做人云亦云之辈。数十年教学实践证明，我的做法是可取的，学生们不仅觉得自己把书读活了，更觉得自己的视野开阔了、头脑清醒了。我的教学法彻底改变了学生们“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后就忘记”的陋习，让学生们觉得学有所得，这也让我这个当了近半个世纪的老师，倍感欣慰和快乐。
当然，回顾几十年的教学生涯，有乐趣也有烦恼。但是当自己的辛勤教学取得成果、学生觉得得益匪浅的时候，所有的辛劳和疲惫，都会显得微不足道。
这种自豪和成就感，来自于每一份毕业学生的感谢。七八级毕业生洪朝辉在留学美国之后来信说：“您是我在国内大学里，最为钦佩的导师之一，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使我很快适应了美国的大学教学，许多地方几乎与美国老师的教学方法一样，我为此而自豪。”现在洪朝辉博士已经成为美国纽约一所知名大学的终身教授并担任副校长，可谓为祖国争了光。八六级毕业生朱鹏飞，在校时曾经一度无所事事、打算混个毕业文凭，听了我的课之后经历人生蜕变，终成大器。他在毕业后给我的信中说：“我越来越觉得，您是我大学四年中真正唯一的老师，我为能认识您感到很荣幸，您给我的教诲使我终身难忘，我会努力的。”今天的他已成为政法战线上的一名尖兵，目前是某县法院的负责人。七七级浙师大毕业生韩慧莉到湖州师院担任教师多年后，于1988、1996年两度来我门下进修长达2年。她在进修结束后给我的来信中说：“楼老师，如果没您，那么我会认为在杭大的进修纯属浪费时间。然而跟了您之后，我感到获益匪浅。您治学严谨，教学方法的优异，和为人的清正，都是我钦佩不已。说实在的，在您之前，我从未遇到过像您这样的好老师。有些人品格耿直却学识平庸，有些人在事业上很有造诣，但为人不怎么样。而您和他们都不同。”今天，她不仅是一名学有所成的教授还身兼社会要职，是浙江省的人大代表。
1987年在青岛举办《世界近代史》讲习班与法国史学术年会上，我做了有关丹东研究的学术报告，并参与主持年会。会后一位云南大学的青年教师郑南川写信给我说：“在青岛讲习班上有幸与您相识，我十分荣幸。你的大名早就为我所熟悉，您的文章我都悉心读过，坦率地说，有不少文字我能顺畅地背诵。您的文章给我极大的启发，我对丹东的兴趣就是从拜读您的论文开始的。楼老师，我们这些边疆地区的青年教师对你们这些前辈，有着特殊的钦佩之情，希望能得到您的热情关怀。在青岛，我高兴地发现，您是那样和蔼可亲，又是那样的容易接近。离开青岛党校时，您与我们这些小辈握手告别的情景，更使我体会深刻。我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您身边的学生。……不知何时楼老师会来到我们这个大西南边陲的小城，盼望您能来，我会负责好好接待您的。”郑南川先生后来留学加拿大，事业有成并旅居加拿大。但他那封情真意切的来信，让当年的我倍感珍惜自己的教学岗位，更让我感到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在我的教学工作中，使我难忘的还有一件事，是我在给九五级大学本科生讲授选修课《马列经典著作选读》时，同学们借元旦迎新之际，把自己上课的心得用新年贺词的形式，写在精美的笔记本上，作为1997年新年礼物送给我，面对这份特殊的礼物，我的心被同学们的真诚所打动，这正是学生们对我教学的最大认可与褒奖，使我更懂得作为“灵魂工程师”的人民教师的崇高责任与无上光荣。部分同学的贺词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楼老师：我读了这门课之后，从您的言行上，不仅学到了理论知识，更使我深切地了解到：人该怎么做和该怎么去做人。难忘师恩，祝老师新年快乐！ 学生余美珍 1997.12.30
楼老师：很久前就听到过您的大名，这半年的学习，对我而言实在不是“受益匪浅”几个字可以形容的，感谢您，楼老师，您在为人处世、治学方法上给了我极大的影响，直到认识了您，我才真正开始认识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了人生，是您帮助我选择了自己一生的信仰。 学生 李如春 12.31
楼老师：您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纵横椑阅，生动活泼的讲解分析让我受益匪浅，可谓醍醐灌耳。您的品格和风度更让我肃然起敬，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记忆中的金子，我将受益终生。 学生 曾广萍
楼老师：刚进历史系就听说您的赫赫大名，您的马列课使我开始改变了以往的观念，虽只短短半年您却给我领略到光芒四色的魅力。请让您的学生对您说一声，衷心的感谢，并祝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学生 唐洁秋 12.31
楼老师：挺喜欢，也挺尊重您，我觉得您是一个风趣健谈的人，您是真正的良师益友，非常喜欢您的讲课风格，讨论加辩论，把马列主义讲活了。我永远忘不了您的身影，我相信您将成为我脑海里最珍贵的回忆。 学生 李勇
楼老师：做您的学生真好！我会铭记心头。
学生 钱东海
楼老师：您给我印象最深的不只是您的授课，而是您的人格，即使在上课时，您那种正直、公正、无私的品格，随时体现出来无形中您其实在教我们行人处世的原则，使我深受感化。真的，老师，谢谢您。 学生 李赛燕
学生们的来信和祝福，每每令我如沐春风，让我感受到教书育人的伟大和快乐，如有来生，我一定还会选择做老师。
当然烦恼还是有的。特别是在招收研究生的过程中，至今想来仍然颇为不快且十分扫兴。
记得1990年初，参加研究生考试的20多名考生中，有4位达到录取线，但录取名额只有2个。一名位居第四的河南考生得悉后，打长途电话到我家，一再恳求“照顾”录取，甚至开出高价。我记得他居然在电话中说:“人家说南方人喜欢钱，我愿出8万元人民币请楼教授录取我!告诉我银行账号，我立即打入。”我听完十分气愤，更觉得自己的人格遭到了践踏和侮辱，于是明确告知：“我们只会按成绩录取，保证公平竞争。你的做法不仅对老师不恭，更是对老师的侮辱，我负责的硕士点绝不可能这样做，请相信老师的公正与公平。你成绩不错，我们也会考虑推荐到其他高校，但你用金钱是买不到学术的。”这名学生最终为自己的言行向我道歉，我也原谅了他的年少轻狂，但我的内心深处，却因此受到伤害。每每想起此事，便如针扎般的难受，更为这位年轻学人有过这样龌龊的想法感到痛心。
又一年，有一位来自四川的考生，考试成绩不错，但名额所限，仍然不能录取。这名考生居然从成都赶到杭州寒舍，说自己是中学教师考出这样的成绩已属不易，无论如何要求我收他为弟子。我婉言相劝后，他在离开时，乘我与家人不留意，将一个信封放在我桌上，事后我发现内装人民币2000元，并附有字条一张，说因来我家匆忙未能买礼物之类，请务必收下买点水果。还说即便不录取，也没关系，当是对先生的尊敬。我立刻联络上这位考生，告诉他这笔钱我绝对不能收，第二天我便从邮局将钱寄还给这位考生。此事之后，我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一向是“两袖清风”的象牙塔怎么了？难道也要成为腐败之地了吗？难道大学老师，在学生眼中也将成为道德沦丧、贪图钱财之人了吗？我的内心突然感到一种惘然与不安，我扪心自问：老师也会成为腐败分子？！大学腐败了，国家还有希望吗？！
好在当时的我放眼望去，象牙塔内的知识分子们终究还是醉心学术、无心贪婪。自始至终，我都衷心地祝愿与期盼：中国的大学校园是学子专家修身养性的一方净土、是教书育人的世间乐园，更是培养国家栋梁之才的重要基地。
合力研究法国史
在科研方面，改革开放后，我把学术研究重点从世界近代史转到了法国史。1978年春，在沈炼之先生主持下，经省委批准正式成立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室，该研究室也成为我国第一家研究法国史的学术机构。接着，我从世界教研室调入法国史研究室，教学与研究法国史自此成为我终身热爱并为之奋斗的事业。
从调入研究室开始，我就与恩师沈炼之紧密合作，共同研究、同撰论文、合写著作，先后发表了论文著述多篇。给我留下最印象深刻的合著有《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发表于《历史教学》1979年8月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拉法格》（1983年发表于《国际共运史研究》、《评拉法格的历史功绩》（1984年发表于《法国史论文集》，1984年三联书店）。
1988年冬，为筹备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张芝联会长提出，沈老是唯一聆听过法国史学大师马迪厄讲课的中国学者，希望沈老写一篇回忆马迪厄的文章，即便几百个字，也会令国际学者刮目相看。我接信后即与先生商量，但当时先生年事已高，且大脑萎缩严重，亲自动笔有困难，于是由沈老口述回忆，本人记录整理。
经过与先生的多次回忆，我把沈老的回忆片段整理成文，题为《我的老师马迪厄教授》（全文见《沈炼之学术文选》）。原本我们计划将此文翻译成法文和英文提供给大会，但沈老在获悉国际学术会议上同类文章仅此一篇时，毅然喊停，他说“我不想突出个人”。在我心目中，沈老不仅是一个在法国史研究领域拥有卓越成就的大学者，更是一位不计名利的谦谦君子。
在与沈师亦师亦友的共事经历中，让我最难忘的有二件事。一为撰著《法国通史》，一为译校《盖得派》。
1985年，国家教委发文指定沈炼之先生主编我国第一部法国通史，同时要求把编写组成员和编写计划报备教委。沈老收到文件后立即通知我去他家初步商讨编写原则及定下编写组成员。数日后便宣布编写组成员名单：主编沈炼之，我受命担任副主编，协助沈老的主编工作。编写组主要成员有戴成钧、詹天祥、王渊明、沈坚、吕一民、郑德弟，并召开编写会议。
而后编写组多次开会，讨论写作进度，明确指导思想，制定编写原则，探讨编写大纲，分工到人，建立责任制，商定五年内务必完成这一国家给予的重任。
沈老特别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史料要可靠，观点要新颖，不要人云亦云，要有中国特色，既不能照搬苏联那一套，也不要照抄法国学者的框架，努力做到有所创新。之后，该书编写组成员及编写计划得到国家教委的全面认可，并经过申请被列入国家社科研究课题。
该书的编写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多方支持和帮助，其中有巴黎八大维拉尔教授。他在来本校讲学期间，花了大量时间审阅本书编写大纲，与编著者一起对大纲进行逐节修改。还有另外二名法国专家也对编写内容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建议，令本书的编撰得以顺利进行。
在本书完成初稿后，又请到王养冲教授、尤天然教授、金重远教授、陶松云教授、齐世荣教授等多位国内专家出席审稿会议。征询专家意见后，我们多次对书稿进行修订。
呕心沥血近五年，《法国通史》（为与其他国别史书配套，书名由人民出版社统一由《法国通史》改为《法国通史简编》）一书终于1990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727页，洋洋洒洒共57万字。1994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再版。本书从远古一直写到1988年，全方位展示了法国历史的全貌。至今具有学术价值，仍然是了解法国的重要参考书。
【插法国通史一书图片】
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广泛重视。《历史研究》、《史学月刊》、《世界史研究动态》、《浙江学刊》、《杭州大学学报》、美国《中国史学家》等国内外杂志纷纷刊登专家学者撰写的多篇书评、书讯。同行们认为，《法国通史简编》一书完全不同与苏联版的同类通史，也不同于法国本土学者撰写的同类著作，该书极具中国特色，可以说是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最全面、最系统、最翔实的一部法国通史，为本国的法国史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作为亲身参与该书策划、统筹、编撰的作者之一，我深感荣幸。在该书编著过程中，那些与各位专家导师们共同切磋、潜心学术的点点滴滴，更是成为我学术长河中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
沈老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法国史权威，还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翻译家，一生翻译过多部名著。《盖得派》是他晚年的最后一部翻译著作，沈老历时五年，把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维拉尔所著的《盖得派》翻译成中文。
这一译本原本是要请中国人民大学的翻译家陈叔平教授译校的，但当时陈先生因工作繁忙无法接手。沈老立刻就想到了我，希望我帮他这个忙。
我虽然发表过一些译文，但对自己的法语水平仍然觉得底气不足，更何况这是为导师的作品做校译，尽管沈老对我信任关爱有加，对我而言，仍然觉得承受不起。但导师其时已进入暮年，他急切期盼能在有生之年出版该书，以了心愿。若再推却，实为不恭。
在沈老的坚持和鼓励之下，我接过重任。但表示先校一章，请先生审阅后再定。于是我常常挑灯夜作，先通读沈老的译文，再细读法文原著，之后把译文和原文一段段对照着读，最后一句句地校对。
半个月后，我向沈老交上第一章的校译稿，心中尚觉忐忑，因为有些地方我大胆地对导师的译文做了一些改动。数日后先生邀我去他家，笑容满面地对我说：“校得不错，出版有希望了，谢谢你！”
听到老师对我的肯定和鼓励，我心中的不安终于放下。之后半年多的日子里，我对导师的译文一读再读、一校再校，生怕有任何错漏，辜负了恩师的信任和重托。
1992年9月，《盖得派》一书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彼时的沈老，已因病重体弱，在浙江医院住院治疗。拿到新书后，我立刻送到沈老的病榻前，久病卧床的导师看到刚出版的新书，兴奋不已，竟然坐了起来，翻看全书，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还对我说了声“谢谢。”我对沈老说，应该要谢谢您。我在校译中又一次体会到您平时教导我的做学问要“认真”和“严谨“的深刻含义，能为老师做点事是应该的。顿时我的心中充满了甜蜜和满足。
二个月后，沈老医治无效病逝，他的《盖得派》一书却永存于世，为中国法国史研究写下了重要的篇章，更成为我国研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为纪念这位法国史学大师，在沈老逝世五周年之际，杭州大学历史系党政领导决定选编出版《沈炼之学术文选》，向后辈展示其学术成就，弘扬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鞭策后人努力向学，为国奉献。作为沈老的弟子，我义不容辞地担起这一文选的选编工作。
又是一年的辛勤努力，与多个单位研讨合作，终于编成。全书分《论文译文卷》、《书评序言卷》、《著作卷》、《风范卷》四卷。 1998年5月，《沈炼之学术文选》由杭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不仅为后学做人治学树立了标杆，更成为法国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
在与沈师合作共同研究法国史的同时，我还协助沈师筹备并于1979年创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法国史研究会，肩负着同行的信任和嘱托，我先后担任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和副会长等职，多次参加并主持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
在研究会工作中，有幸与国内法国史研究大家张芝联教授（时任会长）、王养冲教授（时任副会长）、端木正教授（时任副会长）、戚佑烈教授（时任副会长）及同辈名家刘宗绪教授（时任副会长）、陈崇武教授（时任秘书长）、李元明教授（时任秘书长）、金重远教授（时任理事）、陈叔平教授（时任理事）等，共商研究会学术规划与筹划各项学术活动，先后共事30年之久，他们大多成了我的忘年之交和学术知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治学之道更深深地影响了我。尤其是他们深厚的理论素养、高远的学术视野、不畏艰险的创新精神、勤奋严谨的学术操守，始终铭刻在我的心里，成为我治学做人的榜样。可以说，我这一生在学术研究的某些方面有所创新，除我的恩师沈炼之教授的教导之外，与上述各位前辈与同辈名家的支持、帮助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我能结识他们而且成为学术至交、生活挚友，乃是我一生之大幸！
我对法国史的研究，以及我自以为较为满意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两大块。
关于法国大革命，我国解放后一直沿用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存在许多严重问题。改革开放后，英、法国家大量史料进入我国，成为国内史学界重新研究的一大热点。1979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刘宗绪教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热月政变的性质》一文，冲破传统史学的观点，大胆提出“热月政变不是反革命政变”的颠覆性论点，在我国法国史学研究界引起极大震动，并开启了重新反思大革命的方方面面。
1980年，我对大革命中的重要人物丹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读了多种文献资料后，我提出了对丹东重新评价的观点：丹东被冤枉了，他不是叛徒、卖国贼，更不是反革命。
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得悉我的这一观点后，立刻邀请我去为他的研究生讲讲丹东。当年的我，作为一个在学术前沿奋战的中年知识分子，对北大的讲坛，充满敬畏，却不敢贸然举步。于是，我以自己研究刚刚起步、尚未成熟、不宜过早公开为理由，对张先生的邀请婉言谢绝。
二年后，我终于完成了关于丹东研究的第一篇论文《试论丹东的宽容政策》，发表在1982年第4期的知名学术刊物《世界历史》上。我引用大量史实，正式公开为丹东翻案。我提出，丹东不是叛徒、卖国贼、反革命，而是大革命的出色领导者之一。他是共和国的忠诚捍卫者、炽烈的爱国者。
此文发表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持续多年的大讨论，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随着讨论的深入，我继续潜心对丹东的研究，于1985年发表了《论丹东的历史作用》（《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1988年发表了《试论丹东的对外政策》（《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同年，因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编辑之约，撰写《丹东传》，后以《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活动家》合集的形式出版。1990年，我又发表了论文《中国的丹东研究》（刊于1990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论文集》），还应约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卷）》、及为端木正教授主编的《法国大革命辞典》撰写《丹东篇》等等，先后发表了十篇关于丹东的文章，对丹东一生活动的方方面面，作了梳理和分析，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与此同时，我还在各种场合为丹东“鸣不平”。呼吁给丹东以公平的评价。1984年10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在西安举办年会，我作了丹东研究的发言，引发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及广泛支持。
1985年7月到8月间，全国高校助教和青年教师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世界近代史讲习班。我除了应邀授课之外，还就关于丹东的研究和评价做了专题报告，再度呼吁大家改正对丹东的不公评价，亦得到全国八十多位与会青年教师的一致认可。
1987年夏，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在青岛召开年会，在面向全国学者研究人员的讲习班上，我再次登上讲台，宣讲对丹东的历史评价。我认为，要对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第一，必须把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能背离当时的历史环境；第二，厘清历史人物言行活动的事实真伪；第三，作出客观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绝不允许带着党派立场和个人感情。
1989年3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提交了《中国的丹东研究》的论文，并在会上做报告，重点谈论自己对丹东的看法，引起了与会的法、英、美各国同行的极大兴趣，也带出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来自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福斯特教授，在听完我的报告之后，向我发问：“丹东贪财好色、沉醉享乐，你为什么不讲？你们共产党人不是强调个人清廉吗？”未及我开口作答，主持会议的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所长、讲座教授佛维尔立即机智地打断了他的发问，代我回答说：“这是个人隐私，不足为评，没有必要说。”结果引起听众们哄堂大笑。其实这位美国教授应该知道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资产阶级是不能等同的，明知故问，纯属挑衅，却不料被幽默的佛维尔一句带过。其实，我本已想好答案：“丹东不是共产党，资产阶级讲究享乐应该是天性。事实上，丹东不是贪污犯，当他遭罗伯斯庇尔排挤打压而被处死时，从丹东家搜出的并没有金银财宝，而是一个账本，上面记录的是丹东还欠了几万元的债务。”
2003年9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组团访问法国，参加双边历史学家学术研讨会。我作为成员之一，先后参与了两场活动。一场是在巴黎大学作学术讲座，题目是《五十年来中国的大革命史研究》。其时此文刚在《历史研究》发表，所以本人报告时重点讲述了中国学者在大革命史研究中的创新之见，同时论及本人对丹东的研究，得到了与会法国专家学者的认可与好评。
【插图：应邀在法国巴黎大学作学术报告（2003年9月29日摄于巴黎大学）】
第二场活动是到格勒诺布尔省维济尔市的法国大革命博物馆，参加两国历史学家的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我应邀作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丹东形象》的发言，简述了中国学者百年来对丹东的研究，重点讲述我多年来对丹东研究的成果与创见。法国同行听了我的报告后，既感到惊讶又觉得兴奋。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的年轻教授谢尔纳先生抢先发表评论。他认为法国学者多年来，未见研究丹东的文章发表，而一位中国教授却数年如一日坚持潜心研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可钦可佩。他甚至明确表示：“法国人对丹东研究忽略了，我们落后了。”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所长马丁教授在为学术讨论会总结时，再次强调说“法国学者应该深刻了解自己的不足，楼先生对丹东研究的报告就说明了这一点，今后研究中，我们应该更加谨慎和谦虚。”比起法国专家，我自知水平不够，但只要认真研究，掌握丰富史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我们完全可以站在国际学术讲台上，发表中国学者的见解，将自己的成果，分享给国际同行，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学术研究虽然非常清苦，但自己的成果一旦得到公众的认可，心里就会感到非常快乐，也许这也叫苦中作乐吧！
【插图：在学术研讨会上作论文报告照片】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思考，我在1999年终于发表了《法国大革命反思》一文（刊《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2期），提出了对大革命负效应的二点看法：一是非理性的群众运动。我认为，群众运动如果被人利用走上极端，就会成为一支无法控制的野性力量，就会破坏社会的安定和法治，造成社会的动乱。二是扩大化的恐怖统治。如果滥杀无辜，甚至靠杀人巩固统治，统治则必亡。滥施恐怖者，必被恐怖所埋葬。这是血的经验教训，后人不可不记。该文发表后，立即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999年10期）。接着又刊于《法国史论文集》（学林出版社，2000年）。在2004年还被美国一家大学出版社编入文集。《法国大革命反思》一文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一生学术研究中最为看重的还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这也是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室的集体项目。早在1979年就在全国同行分工中决定。我们的目标是撰著一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史》。围绕集体项目，我的研究重点是这一时期的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我也先后发表了有关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人党及其领导人拉法格、盖得的多篇论文，尤其是对拉法格的研究，更为深入。
我除了和导师沈炼之先生合作发表的三篇论文之外，我个人又陆续发表三篇论文：《拉法格无神论思想浅论》（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1983年3期）、《拉法格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精辟论述》（发表于《法国研究》1984年4期）和《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发表于《浙江科学》1993年1期）。文中提出的拉法格关于垄断组织的地位作用的论述，关于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一部分的论述等，都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为我们撰写专著提供了新的养分。
1990年，我作为课题组负责人，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研究”这一项目报批并获核准为浙江省社科“八五”重点项目。1991年，该项目又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由本人、戴成钧、沈坚、计翔翔、张忠其、吕一民等七人组成课题组，并制定了五年三步走的研究计划。第一步：收集、选译资料。其实这一阶段我们早已起步，在时任研究室主任沈炼之教授的指导和带领下，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订购，向法国友人索要，向国内各大学征集各种文献名著及档案资料。然后，分头分工选择翻译。第二步， 整理文献资料，出版资料集，各成员进行专题研究，先后出版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资料选译》（不定期刊物，共出版8期，每期20万字）、《法国工人党诞生》（人民大学出版社）、《1870-1918年的法国》（世界史资料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1919-1939年的法国》（商务印书馆出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盖得派》（杭大出版社出版）等。在出版资料的同时，课题组成员发表了数十篇专题论文，为撰写专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步：分工负责，撰写书稿。在撰稿过程中，我们始终强调，四个不忘: 不要忘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要忘记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全面、系统、多层面地反映历史的全貌；不要忘记吸收个人研究中的新材料、新观点；不要忘记要有中国特色，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经过多次对书稿的讨论修改，前后化费五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课题的最终成果《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1996年4月，该书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书691页，共52万字。这是国人所著的关于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部专著，完全不同于西方学者的同类著述。
【插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图书照片】
该著作出版后引起国内同行专家的高度重视，并发表多篇书评给予好评。此外，我们还收到大量来信，下面摘录部分国内一流学术名家对本书的评述：
·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我国著名史学家、法学家、中山大学端木正教授在看到本书二个月后率先在《世界历史》上发表书评指出：“本书的出版不能不使读者感到振奋并深表欢迎…是我国史学界可喜的一项收获…本书不是草率之作，而是一个研究集体极其严肃认真的产品。”
·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我国著名史学家华东师大王养冲教授说：“全书材料、议论扎实、周翔，为国内的法国史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也为今后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意义是极不寻常的。”
·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李兴耕研究员认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一书是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对法国史的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代表了中国的法国史学者的新水平。这是杭州大学法国史研究室多年来刻苦钻研的结晶。”
·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说：“本书不只是填补了空白，而且极富创造性。”
·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秘书长、吉林大学副校长、我国著名史学家申晨星教授说：“楼均信教授主编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是我国法国史研究领域乃至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一大收获，它填补了我国史学研究的一项重大空白…如果没有奇迹，那么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间内国内难于出现可与之媲美的同一课题的这样大部头著作。如此，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是我国法国史研究领域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那是毫不夸张的。”
· 台湾中央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史学家陈三井研究员说：“大陆同行学者编写出这样一部够水平的著作，除了钦佩之外，只有让台湾学者更觉汗颜！”
我在主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之后，还主编过《绘画本世界通史》（6卷本，浙江少儿出版社）、《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中法关系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向真理投降》（岳麓出版社）、《世界大通史》第十二卷等五部著作，花去我不少时间和精力，算不上学术巨作，但出版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数十年后的今天，回顾我这一生的学术研究，我深深地领悟到对世界历史要有贡献，第一，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非常重要，尤其是研究法国史，反复研读马列原著，不仅可以开阔视野，读出科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还可读出大量极有价值的史料，读出哲学思考，读出理想和信仰。
第二，学术研究贵在坚持，选准课题后，必须研究到底。坚持三、五年不动摇，直至八年、十年甚至一辈子，孜孜不倦，必成大器。半途而废，决成不了专家学者。
第三，独立思考，理论思维，不盲从、不附和，不人云亦云，才会有所创新，才有可能攀登科学顶峰。我有时走路睡觉都在思考，常常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不能站上科学的最高峰。”
仅以此文与大家共勉。
2019年7月30日初稿
2019年8月10日修改定稿
于浙大紫金文苑寓所
时年八十又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