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取真经到义乌
2005年，《规划师》杂志要为义乌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出一期特刊。春天，我专程到义乌看稿、选稿。
在广西生活、工作了几十年，这是我第一次探访义乌。
1964年前后，我曾因出差温州过道金华。当时的金华市，发展水平与桂林市大体相当。坐在东行的火车上，我想，尽管义乌的知名度很高，但它终究只是金华所辖的一个县，其县城，大概跟广西那几个强县差不多吧。
然而，展现在我面前的义乌，却是一座生机勃勃、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她完全颠覆了我头脑中关于“县城”的概念。
夏天，我带着几个编辑，再一次来到义乌，指导作者改稿。这一次，我对义乌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为了让读者对于义乌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成就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义乌模式》的文章，发表在那年11月出版的义乌特刊上。
在那篇文章中，我所要阐述的中心思想是：与全国各地以招商引资为主要手段推动城市建设的作法不同，义乌是依靠自己人民的力量，以市场的发展拉动城市发展，这种内生式的发展模式是值得提倡的。
当时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已经与中西部地区拉开了很大的差距。中西部地区要学东部地区，客观上存在许多困难——资本都是“嫌贫爱富”的，不沿边、不沿海、基础条件差等原因，使中西部地区在招商引资方面根本无力与东部地区竞争。那么，中西部地区是不是命中注定地要永远落后呢？义乌的发展实践，打破了这一“宿命”。历史上，义乌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县，它同样是不沿边、不沿海、基础条件很差。然而，当义乌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奋起，不靠天，不靠地，不靠洋人洋钱洋技术，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改革开放，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壁垒，勇敢地探索市场经济的新路，仅仅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就把义乌建成了一座国际商贸名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巨大提升。
我想，义乌经验最适合中西部地区，也会适合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试想，哪一个穷县没有老百姓、哪一个地方没有老百姓？义乌的经验证明：只要老百姓充分地发动起来、积极地行动起来，万众一心、艰苦奋斗、挖山不止，就一定能摆脱贫困，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我想，我们广西如果能够好好学习义乌经验，一定能迅速改变落后面貌。为了求取义乌经验的真经，我向义乌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吴海燕提出，想到义乌作一些研究工作。吴院长表示支持。
2006年，我辞去《规划师》杂志社常务副社长职务，正式“落户”义乌。义乌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给了我一个“义乌市城市规划建设理论研究所”所长的头衔，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各方面的条件。
二、坚持坚持坚持
我是一个作家，写文章写书是我的专长。本以为，在义乌呆上几个月，找够了资料，就坐下来写，花上几个月时间，写完一本书，就可以离开了。谁知，事情根本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稍微作了一些深入的调查之后，我发现，我还没准备好。
义乌经验有它的特殊性。义乌创造了一种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以人为本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创新、坚持艰苦奋斗的发展模式。我所熟悉的思路和写作套路，则是在以GDP为核心的发展方式之下形成的。如果我不能改变自己，如果我不能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义乌，而是用我所熟悉的方法去“套”义乌，必然削足适履，根本不可能获得对于义乌经验的真知。
如何才能使自己具备“取义乌真经”的能力呢？一是要加强学习，二是要深入下去。真正的深入，不能只作旁观者，必须长期亲身参与。
我曾经写过反映桂林城乡建设和广西新农村建设成就的电视专题片。2002年，又参加广西民居研究课题团队，前后数年间，跑了广西30多个市、县，100多个村庄，有许多村庄，去过多次。广泛而又深入的考察，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使我敢于提出：对于民居的研究，不能止步于“是什么”，而必须弄清“为什么？”也就是说，民居的研究，不能只停留于“民居是什么样子”的表层，而必须探寻民居发展的规律。
2008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新书《广西民居》。这本书，是该出版社组织写作、出版的《千年家园》丛书中的一部。这本书最后的修改与定稿工作，是在义乌完成的。
在这本书的跋语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居住文化的融合，是广西各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民族大融合的许多成果在民居中得到生动的表现并凝固下来，世代传承，使融合的成果更加牢不可破。对联、石刻、木雕和风水理念，可以视作民居中的‘软件’，是各民族居住文化融合中的先导，又反映着融合的进程与状态。‘软件’是形式，也是载体，它承载着丰富的内涵……因为有了这些‘软件’，一个人即使是刚从汉族院落中走出来便跨入瑶家的木楼，也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有感于义乌旧村改造中的大拆大建，我在该跋语的最后，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有人以‘破旧’和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作为拆除传统民居的理由。这是很没有道理的。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传统民居，具有文物的属性，有谁会因为一件文物破或者旧而毁弃它呢？把人家极具价值的传统民居拆掉，另建一些毫无文化含量的新房子，这能叫改善吗……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要识‘货’，要懂得珍惜。”
将历届义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与义乌城市建设发展的实际进行对比之后，我发现，所有的总体规划都落后于义乌城市建设发展的实际：规划提出的未来十年的发展目标，实际上只用了五年甚至三年就实现了。于是写了一篇论文，对当下的规划理论、规划方法提出了质疑。此文后来发表在浙江规划学术期刊上。
2008年，义乌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成立了一个课题小组。我建议，该小组应以市场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得到院领导和小组成员的认同。
2008、2009两年，我们课题小组先后奔赴长三角地区和山东、安徽等地，进行大型批发市场规划建设调研，并参与了一些项目的规划。
我们撰写的调研报告，对于顺应农村工业发展的需求而崛起并与工业融合发展的义乌、璞院、常熟、海宁等地的大型批发市场给予高度肯定，总结了其经验。同时，通过大型批发市场规划、建设、规模、空间形态、建设过程、经营状况的综合研究，发现问题，指出：许多地方，脱离工业发展，追风建设市场；许多地方，开发商以赢利为目的，假开发建设批发市场之名，行圈地建商品房赚钱之实，这是造成三成以上新建批发市场成为“空壳”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市场，浪费资源并将成为地方政府的沉重包袱。
我们所作的《安徽阜阳市皖西北批发市场提升改造规划》和为广州白云区某公司所作的大型批发市场建设规划，均一次通过，获得好评。
2013年，在淮安的一次高峰论坛上，我在谈到城市与市场发展的关系时，依据义乌市场多次易地重建或扩建的事实，指出：城市对于大型批发市场，存在两种效应，一为“追捧效应”，即市场发展初期，城市会在市场周边配套各种功能，如食宿、餐饮、邮电、物流、广告、金融等，使市场所在区块迅速发展为闹市区甚至中心区；当批发市场充分发育，它对城市正常生活的干扰便日益加深，如造成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景观质量下降等等，这个时候，城市就会将市场“挤出”中心区，在城市的边缘，建设新的市场。这就是城市对于市场的“挤出效应”。大型批发市场的建设与搬迁，耗资巨大。为了实现市场与城市的和谐发展，我提出：市场必须改革、转型，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进行业态创新，提升商品展示、信息处理、洽谈、下单和会展功能，将仓储、物流、提货等功能分离出去。
2014年，在山东即墨的一次关于电子商务是否会成为批发市场掘墓人的研讨会上，我发言提出：电子商务和批发市场应该也必然能够融合发展。理由是：市场交易活动的主体是人，在批发市场或其他实体市场的交易过程中，人们能够直接接触商品、能够实现与其他人的交流、能够感受商场的氛围、享受交易过程的愉悦，这些，都是电子商务难以提供的。所以，无论电子商务多么发达，人们还是会到实体市场中去走一走、挤一挤。
2008年，受义乌市农办委托，义乌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写（由我执笔）的《义乌市村庄整治工作指导手册》约1000册，在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分发给与会人员（主要是各村的村长、支书），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2009年，针对义乌村庄建筑外墙整治中出现的问题，在义乌市农办和规划院的支持下，我先后赴安徽黄山、江苏苏州、金华兰溪和武义等地以及义乌多个村落考察，完成了《新农村建筑外墙装饰》一书。该书2010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专供农村干部、建筑工匠和参与农村建筑外墙装饰工作的人阅读使用的工具书。主要分为理论和实际操作两部分。
在理论部分，提出：村庄建筑外墙装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农村建设已经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地区性的、统一规划的、以村庄为单位的建设，已经取代过去一家一户的农房建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形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村庄建筑外墙装饰的统一规划成为必然的要求。“村庄建筑外墙装饰，应该在统一规划的指导下进行，以塑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文化内涵丰富的、优美的、风格统一的村庄特色为目标。村庄建筑外墙装饰，应以人为本，即以广大农民为本，力求达到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的统一，坚持传承弘扬与创新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原则，坚持节约的原则，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应力求做到：“文化内涵，和谐健康；塑造特色，融入环境；色彩淡雅，风格统一；繁简得当，突出重点；多种手段，综合运用。”
在方法部分，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村庄建筑外墙不同部位的装饰方法（包括建筑形式）和丰富多样的装饰图案以及优秀建筑外墙装饰作品的案例分析。
这本书，同样在一年一度的义乌农村工作会议上分发给与会人员。
2009年，参与浙江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义乌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的的实践与思考》课题研究，并执笔撰写该课题主报告。该报告系统地梳理了1982年以来义乌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建设发展的全过程，介绍了义乌作为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作法与成绩、经验。
这一研究成果，虽然顺利地通过了专家评审，但我个人并不满意。在撰写主报告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对于义乌的研究只是停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时间里，只是就义乌论义乌，这是很不够的。准确地总结义乌经验、正确地宣传义乌经验，需要对义乌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需要对义乌的文脉进行科学、全面的梳理；同时，必须把义乌置于全国、全球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否则，许多事情是说不清也理不顺的。
三、近几年的工作与收获
2016年至2019，我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凝结在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几本书上。已经出版的有：《村庄-产业-文脉-人——义乌美丽乡村建设回顾与思考》、《义乌奇迹启示录》和《义乌智慧》，即将出版的是《从村庄到村庄群》。
1、《村庄产业文脉人——义乌美丽乡村建设回顾与思考》
2016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其他三位同事合著的新书《村庄产业文脉人——义乌美丽乡村建设回顾与思考》。
2005年前后，我国城乡规划业界曾经提出过“创建中国特色城乡规划理论体系”问题。提出这样的问题并将其作为奋斗目标，反映了我国城乡规划、建设的内在需求和我国城乡规划专业发展的需要。然而，让我感到十分不解的是，一位业界权威在谈及“创建”的路径时，强调要学习英国古典哲学、黑格尔哲学，偏偏不提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不提科学发展观。
不解之余，我更坚定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开展研究工作、创新城乡规划理论的信念。
义乌是个小地方，规划院是个小平台，我想，我还是从实际出发，用案例说话吧。毕竟，任何理论，都必须有足够的实例来支撑。
城乡规划业界检讨自己的工作，喜欢用一句话，叫做“过于偏重物质空间建设”。实际上，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的《村庄-产业-文脉-人——义乌美丽乡村建设回顾与思考》这本书，选取义乌美丽乡村建设中7个村庄的规划，进行了深入地介绍和分析，同时，专设一章，介绍了义乌文脉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干阑文化和传统民居。原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科技司司长、博士生导师李先逵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指出本书具有三个特点：系统性和科学性；真实性和实践性；文化性和本土性。
他说：“这部著作的第一个特点，在于它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虽然是一部城乡规划建设的学术专著，着眼于美丽乡村建设这个特定的范畴，但其观察叙述却是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改革、农村工商业发展开始，并始终以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为宏大背景，将美丽乡村规划建设置于‘天（生态环境）、人、产业、历史文化、村庄、城镇’这样一个框架之中，深入研究六者之间的关系，探析义乌改革与发展的、符合地域实情的新路子，探寻城乡规划建设的客观规律。作者选取大量村庄规划实例，全面、系统地回顾、分析了十余年来义乌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的每一个转折与进步，总结了义乌以改革推动农民创业、农民创业推动产业发展、产业现代化推进城乡规划建设现代化，而城乡规划建设现代化又反过来推进农民和现代化产业更大发展的、以人为本的‘两化’互动的经验。在城乡建设领域，能够做出这样总结性记载的著述，还不曾多见。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真实性和实践性。作者坚持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研，搜集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活生生的实例。书中大量的、翔实的统计数据与图、表资料，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著述过程中工作量的庞大和作者治学的严谨。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义乌美丽乡村建设发展历程中所碰到的问题，都是我国城乡建设中普遍存在的、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本书通过对义乌大量案例的具体分析和论证推理，提出的解决方法与思路，都是经过义乌的实践所验证了的。这样的成果，对我国城乡建设道路、方向、观念创新等方方面面，均具有借鉴意义。本书还有一个特点更为难能可贵，这就是它的文化性和本土性。在当前城乡规划建设中，存在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即更多地从物质上、功能上以及经济效益上去做文章，片面追求 GDP 增长，因而普遍出现“千城一面”、“城市不像城市，乡村不像乡村”的趋向单调僵化的建设面貌，而对如何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建设理想，如何使城乡建设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延续本土文脉则缺乏认真的思考，这已成为城乡规划建设的一大前沿课题。本书深入挖掘，生动地再现了义乌文脉的发展历程，高度评价历史上义乌人民所创造的建筑文化成果，称其为‘两座辉煌的高峰’，在此基础上，对义乌城乡建设今后的发展，提出了要‘传承文脉，再创辉煌’的呼吁，主张将义乌几千年来传统的南方干阑建筑文化和传统民居文化与现代建筑技术结合起来，探索创造符合义乌本地环境特征的城乡建筑与规划方法。这些理论观点与思路，与中央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对我国城乡规划建设所做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是值得提倡的。”
我们在本书的《引言》中，对于我们的思考和心得，做了这样的概述：
村庄是什么？村庄的功能是什么？村庄活力的源泉是什么？村庄形成、发展的动力与内在逻辑是怎样的？影响村庄发展的因素有哪些，它们之间关系如何？
我们逐步认识到 ：
影响城乡建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天（自然、生态环境）、人（人的需求、人的发展水平、价值取向、行动能力、所采取的发展方式等）、产业和历史文化这四大要素。只有对这四大要素进行综合全面研究，才能形成科学的、可持续的建设与发展策略。
人是村庄的主人。人聚则村生，人去则村空。人是村庄建设相关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人是所有资源中起决定作用的资源。农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主体，农民是村庄规划的服务对象，村庄规划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满足农民发展的需求，评判美丽乡村建设的成败得失，应以农民的满意度为标准。
产业是村庄的活力之源。产业的发展是人生存、集聚的前提和物质基础。业兴而村旺，无业则无村。产业的发展是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
村庄物质空间是村民和产业的“容器”。 村庄的物质空间建设必须适应村民发展的需求，而村民的发展，主要是通过产业的发展来实现的。“乐业”是“安居”的前提和基础，村民和产业决定村庄的物质空间。村庄，是集生产与生活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经济体，而不是单一的居住地。那种只考虑居住与生活服务功能配置的城市小区规划思维，对于村庄是不适合的。村庄必须宜居又宜业。所以，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应该从人出发，从产业发展出发，从对于村民需求和村庄产业发展的研究开始，而不能从规划师的主观出发，不能从图纸到图纸。
村庄建设是在自然环境中展开的。“天”为村庄提供资源，“天”也制约着村庄。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必须顺天而为，天人合一，走村庄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之路，既要充分开发与利用资源，又要在开发与利用的过程中，不断改善资源，不断完善人与资源结合的方式。
既然村庄不是单一的居住地，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就不应该将自己关闭在村庄建成区或村庄建设用地红线内，而应该走向广阔的田野，放眼村庄全域乃至更为广阔的空间。
还必须指出的是：村庄建设是在城镇—村庄体系中展开的。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村庄与城镇、村庄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将越来越紧密，村庄的开放度将日益提高。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必须统筹城乡，充分调动相关的一切有利因素。
村庄建设是在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展开的。村庄建设既是一个物质空间建设的过程，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尊重村庄发展的历史，传承文脉，彰显人文，创新发展是美丽乡村建设的正道，随意推倒重来弊端多。
这本书出版不久，我们承担的研究课题——《义乌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回顾与思考》，获得通过。
2、《义乌奇迹启示录》
2018年，东南大学出版社在审读了我的《义乌奇迹启示录》一书的书稿后，与我们协商，决定组织编写并出版《中国-义乌故事丛书》，以向海内外传播义乌经验。根据东南大学出版社的提议，由我担任该丛书的主编。
由我执笔撰写的《义乌奇迹启示录》一书，作为《中国-义乌故事丛书》的第一本书，于2018年9月出版。全书255千字。
我在为这套丛书写的《总序》中说：“总结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可以从各式各样的文化背景、发展理论出发。最常见的情况是从传统发展方式（或称工业文明发展方式）出发，用传统发展方式的理论和标准体系来套义乌实际，这样做省心又省事。然而，问题在于，义乌的发展奇迹并不是按照传统发展方式创造出来的。义乌的发展奇迹是义乌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改革开放年代，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方式创造出来的典型，而不是传统发展方式之下的以物为本的案例。总结义乌经验，必须从义乌实际出发，不能张冠李戴。”
本书的《内容提要》中说：“用不到30年时间，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发展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交易中心、国际商贸名城，义乌人创造了发展的奇迹。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之下，专家学者们将义乌模式列为中国向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之一。义乌是怎样和为什么能够创造惊人的发展奇迹，越来越引起各方关注。本书从人民这个视角切入，全方位叙述、分析义乌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全过程，深入剖析义乌经验。指出：以自己的人民为最大的优势，依靠人民谋发展，政府与人民形成良性互动，坚持改革创新、艰苦奋斗，坚持融合、协调发展，是义乌奇迹的奥秘所在，是义乌模式的核心内容。”
本书有以下几个创新点：
（1）提出：以自己的人民为最大的优势。
以物为本、以GDP为核心的传统发展理论，强调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区位优势。长期以来，这样的优势观，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似乎不具备资金、技术、区位优势的地方，发展便无从谈起。本书回顾义乌发展的历程，根据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在深入调研后，提出“义乌农民中有经商能人，有能工巧匠，这就是我们的优势”的史实，指出：以自己的人民为最大的优势，是义乌独特的优势观，正是这一优势观，奠定了义乌以人为本、以农民为主体的发展观的基础。1982年，义乌顺应农民的意愿，开放了小商品市场，此后又出台一系列以“四个允许”为代表的改革政策，为农民经商、办工业开绿灯，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义乌这个贫穷、落后、不沿边、不靠海、农民占总人口90%以上的农业县，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义乌所创造的发展奇迹，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典型案例，从义乌的发展奇迹中，我们可以探寻到这样的逻辑：人民创造历史——劳动者是生产力三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当义乌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创业创新之中，义乌原来没有的资金优势、区位优势、技术优势、市场优势等多项优势就被他们创造出来了。所以，人民这一优势，是远胜资金、技术、区位等物质要素的最大优势，是决定性的优势——科学发展观所说的“以人为本”，在义乌，就是以自己的人民为本，以农民为本——在我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县域经济体中，“以人为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像义乌那样，坚持以农民为本，为农民谋发展、依靠农民谋发展；
（2）提出：产业融合、协调发展是客观规律，“分工越细越好”的观念不符合产业发展的实际，今天，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大趋势。通过对义乌农业中“鸡毛换糖”产业链的深入分析，引用马克思对中国高效农业产业链的论述，总结计划经济时期义乌切断农业产业链酿苦果的教训，指出：将农业定义为第一产业（种植业、养殖业）是背离农业实际的，现实生活中的农业，是融一、二、三次产业于一体的大产业；提出：重新定义农业，坚决贯彻国家关于农村一、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决策；
（3）回顾义乌农民就地、就近创业、就业，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历程，提出：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创业、就业是更为科学、合理的就业和转移就业方式；批评了那种将城市劳动力向农村转移说成是“逆向流动”的说法；回顾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将农村作为劳动力“蓄水池”的实践，分析近年来农民工流动情况与发展趋势，结合国家连续出台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提出：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双向流动”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独特的城乡劳动力调节方式；指出：“双向流动”是医治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一剂良方；
（4）总结义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验与成就，指出：村庄是与城镇并存的人类聚居地。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分割、各自发展，是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产业、就业和社会生活组织形式的共同特征；城乡一体化，则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产业、就业和社会生活组织形式。有人以为，城乡一体化即是城市支援农村，帮助三农发展；更有人将城乡一体化简化为一项帮助农民盖房子、建新村的具体工作。这是对于城乡一体化的极大误解。城乡一体化，从根本上说，是城乡关系问题，而城乡关系的本质，是城乡居民的关系问题。城乡一体化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使城乡居民享有均等的发展条件和机会。为此，就必须打破千年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实现城乡之间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要素的公平、自由流动，实现产业与就业在城乡两大空间的优化配置，实现城乡均衡、协调发展。
城乡一体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破解资源制约、生态危机、就业难、“城市病”等难题的理性选择。
提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必须把“三农是重中之重”和“资源要素向农村倾斜”落到实处。
（5）提出：要坚持艰苦奋斗。
回顾义乌人民改革创新、艰苦奋斗的历程，指出：面对艰难困苦、面对恶劣环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性格特征。中国的发展奇迹、义乌的发展奇迹，都是改革创新结出的硕果，都是改革“红利”。同时，也都是艰苦奋斗的结晶。有人视艰苦奋斗为苦难，认为艰苦奋斗是穷困条件下的不得已而为之，他们觉得现在日子好过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了，不再需要艰苦奋斗了，甚至认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已经过时了；更有人以为改革创新只是钱的问题，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改革就能所向披靡，创新就能马到成功。这是见物不见人的思维方式产生的幻想、臆想；
（6）提出：理想教育、信仰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是决定改革成败的重点工程、“控制工程”。在“等靠要”文化、“懒汉”文化、“懒政因循”文化、“小富即安”文化、“假大空”文化、“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文化弥漫的地方，改革会变得麻木疲软、创新会被销蚀于无形、艰苦奋斗会被贬为“冒傻气”。所以，学习义乌经验，一定要“立心”，要像谢高华那样，立“为人民”之心；
（7）提出：精英必须真正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积极主动地回应人民群众的改革要求，与人民群众形成良性互动，才能与人民一起创造历史；
（8）提出：各个学科，特别是经济学、社会学、发展理论中那些脱离实际、落后于时代的概念、理论，都有着一副“科学”的面孔，并已成为我们习用的思考工具，它们对我们的束缚特别隐蔽、特别牢固，它们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机制、体制之所以能够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加强各个相关学科概念和理论的创新。
我到义乌来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总结义乌经验。经过 12年的努力，《义乌奇迹启示录》这本书终于写出来并正式出版了，我感到非常高兴。
3、《义乌智慧》
《义乌智慧》是《中国—义乌故事丛书》的第二本书，于2018年9月与《义乌奇迹启示录》同时出版。
本书系统地讲述了义乌历史文化发展的历程，着重介绍了义乌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深入挖掘、颂扬了义乌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人文精神、团结奋斗精神、农商并举的创新精神、舍已为公的奉献精神和节俭务实精神，指出：上述精神的一脉相承、发扬光大，为义乌人民在改革开放年代创造发展奇迹提供了强大动力，是义乌奇迹的文化根脉。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规划建设工作中，存在着“过于偏重物质空间建设”的问题，缺乏对于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缺乏优秀传统文化的引领。由于缺乏研究，不了解我们民族文化的“家底”、不知道我们的文化有多么优秀、多么博大精深，由无知而丧失自信、自尊，盲目崇拜西方，模仿西方，造成洋楼横行，千城一面、千村一面的乱像。
在义乌工作多年，我一直认为，义乌的城乡建设，应该体现义乌特色，粉墙黛瓦、干阑建筑等我们自己的好东西，应该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我的呼吁，未能得到回应。回头检查自己，发现自己对义乌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没有下够功夫，所发表的意见，缺乏有力的支撑。于是，我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初步的研究成果，反映在《村庄产业文脉人》一书中，是一个章节。到2018年，终于可以形成一本书。
《义乌智慧》在思考与叙述上，不只是停留于史实的考证与讲述，而是将史实置于中华民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宏大背景之下，通过比较、推理，探寻它的“意义”。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借此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
我们探寻到的 “意义”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义乌和义乌所在的金衢盆地，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是稻作文明和干阑文化最早的源头。
1973年，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掘成果，震动了学术界，从此改变了人们关于中华民族摇篮的认识——过去，我们一直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掘成果则表明：在距今7000年前，在长江下游，在今天的浙江省，已经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
由此，形成了新的结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同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同时，专家们将河姆渡人在水稻栽培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称作“稻作文明的曙光”。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金衢盆地发掘出十余处上山文化遗址。义乌桥头村的上山文化遗址便是其中之一。发掘成果显示：上山人在金衢盆地的活动时间，大约在距今9000年—11000年之间，那时的上山人，已经通过对野生水稻的驯化，选育出并大量种植栽培稻，他们居住在干阑式建筑中，他们烧制陶器，稻米是他们重要的食物来源。学者们一致认为：上山文化与河姆渡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源头。
在义乌桥头村上山文化遗址，发掘出了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同时期规模最大的环壕聚落，其面积达到约3000平方米。
专家们在以下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
其一、上山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其二、较之于河姆渡文化，上山文化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向前推进了4000多年，是世界稻作农业最早的起源地之一；
其三、上山先民创造的干阑式居住方式，与其后今浙江境内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中的干阑式居住方式，具有明显的、内在的源流关系。
据此，我们得出结论：义乌和义乌所在的金衢盆地，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是稻作文明和干阑文化最早的源头。
（2）义乌是越国经验和越国精神的重要诞生地
吴、越争霸的故事，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越国人的复国斗争，是春秋战国乃至中国古代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一个弱国、战败国，越国是凭借什么力量绝处逢生、由弱变强，最终战胜强敌的？
我们的答案是：越国凭借的是其强大的文化实力——他们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锻打出了光耀千古的越国精神。
越国“复国”的成功经验，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兴邦复国”的伟大目标凝聚人心；
其二、以 “爱民”国策奠定执政根基，赢得人民拥护，形成举国团结；
其三、有一个坚强、智慧的领导核心；
其四、制定并实施符合实际的复国之策（如兴商以强国、示弱以迷惑敌人等）；
其五、务实节俭 埋头苦干。
越国精神，则可以归纳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
以人为本、爱民重士、群体为先的人文精神；
忠诚勇敢、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
守望相助、共同奋斗的团结精神；
上下求索、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艰苦奋斗、苦干实干的创业精神；
万众一心、坚守不渝的梦想精神。
在当时“农业立国”发展方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环境中，越国锐意创新、大胆改革，走“兴商强国”之路，农商并举，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为复国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我们追溯义乌商业文化的源头，2000多年前越国“兴商强国”的史实，无疑是最可靠的答案。
考古发现证明：义乌是吴越争霸时期越国重要的政治中心，所以，我们得出结论：义乌是越国经验和越国精神的重要诞生地。
（3）义乌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中华文明史由春秋时期向战国时期演进的转型期，越国破吴称霸，会盟诸侯，从长江下游、东海之滨，走向中原，走向西北，走向历史大舞台的中心。一部春秋战国史，一部先秦文明发展史，因之而出现重大转折。
吴越之民，本为同族。越破吴之后，将两国人民重新汇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人口大国，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它较之与此前传统的、初级的城邦制的“国”，显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步。
在越国称霸之前，春秋时期称霸的几位霸主，如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称霸的时间都不长，短则3-4年，长则7-8年，其人一去，其霸业也就结束。唯有越国，自勾践起，霸业传了4代，持续称霸的时间，长达百年之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越国依托自己雄厚的实力和霸主地位，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百越族及其所创造的稻作文明、干阑文化、海洋文化和其先进的青铜文化，与中原乃至更广大地区民族、文明的大交流、大融合。
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在时间上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 “轴心时代”高度一致，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期。
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在于其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不同。每一种文明的发展，都会遇到艰难曲折。劫难临头，是一哄而散还是团结坚持，决定着民族和文化的命运。我们的中华文明，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从远古一路走到今天而青春不老，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断裂的文明。这个“唯一”，来之不易，来之不凡，它说明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文化当中，蕴含着大智慧。越国由弱变强、复国称霸的史实，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依靠自己人民的团结奋斗，实现国家浴火重生的光辉范例。
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持续数百年的“百家争鸣”文化现象，涌现出无数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化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理念、基本思想，如以人为本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和全面地、辩证地思维方式，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上述思想家们确立起来的。
越国立国、称霸的一百多年间，正处于 “百家争鸣”的高峰期。勾践、范蠡、文种和为越国献“兴商强国”大计的计倪等越国大夫，均为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他们和人民一起创造了越国经验，并广为传播。当时和后世的思想家、学者们，对于越国这一经典案例历来十分关注，孔子及其弟子曾与勾践会面、研讨；墨子高度评价勾践，说只有勾践与晋文公、齐桓公 这三个人，才称得上是贤明的君主。
几千年来，越国故事世代流传，溶入我们中国人的血脉和精神之中，每逢遭遇磨难、处于困境，我们便会想起越王勾践、越大夫范蠡、文种，便会用卧薪尝胆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故事激励自己，这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本能。
义乌是越国重要的根基之地。所以，我们有理由说：义乌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4）两点重要修正与结论：
一万年以前，今天的宁绍平原，还处于大海的水面之下；此后几千年间，发生过多次“海浸”现象，退去的海水卷土重来，一次次将宁绍平原等广大区域淹没。金衢盆地，地势较高，自上山人在这里生活以来，没有发生过被海水淹没的现象。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地处金衢盆地东端的义乌，在上山文化时期，是一个濒临大海的地方，是一块沿海高地。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确定的是：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后来的古越国文化，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先民创造的海洋文化。
由此并结合前述的史实，我们得出如下 两点结论：
其一、那种关于中华文化是单一的内陆文化或“黄土文化”的说法是不对的——至迟在距今11000年之前，生活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已经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化——上山文化。此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古越国文化将这种海洋文化代代传承并发扬光大；早在2000多年以前，处于黄河下游沿海地区的、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诸侯国齐国，同样书写了海洋文化的辉煌篇章。所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最早创造海洋文化的民族之一，中华文化是一种丰富、多元的文化，它绝不缺乏海洋文化的蓝色基因；
其二、那种关于中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由中原向四面八方传播的单向传播过程的说法是不对的——中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处在不同区位的、各地区文化的互相交流、多元多向互动的过程。齐国称霸、特别是越国称霸的一百多年间，都把自己的文化带到了中原、北方和西北的广大地区，推动了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
（5）颂扬义乌兵和“敲糖帮”的历史功绩
与史志类著作专注于历史上的名人不同，《义乌智慧》充分肯定、赞扬了义乌兵和“敲糖帮”这两大农民群体的历史功绩与重要作用；
（6）提出：农民创造了流淌在大地上的文脉
与众多研究文脉的著述将文人创作史等同于文脉发展史不同，《义乌智慧》专设《流淌在大地上的文脉》一章，盛赞农民创造的村庄、建筑和民间文化艺术的巨大成就，称之为流淌在大地上的文脉，指出它是文人创作的源泉，并与文人创作一起，共同组成一个民族完整的文脉。
（7）肯定义乌人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红色文化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世代相传、不断发展。《义乌智慧》第五章以《共产党宣言与义乌奇迹》为题，提出：陈望道、冯雪峰、吴晗和义乌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第一任、第二任中共县委书记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义乌人民，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红色文化转型，作出了重大贡献。
4、《从村庄到村庄群》
《从村庄到村庄群》是《中国—义乌故事》丛书的第三本书，将于年内正式出版。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城市化（或新型城镇化）的理解，存在严重的片面性，以为城市化率越高越好，城市规模越大越好。在实践中，则重城市轻乡村，推动城市盲目扩展，至使城乡失衡日益严重。 这种情况，与国家提出的“三农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与习主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从村庄到村庄群》一书，在作者原来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深化，从以人为主体的融合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的角度，深入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下，以人的发展和产业发展为基础的村庄发展的空间形态与规划建设策略。
提出：城市与村庄，同为人类聚居地、产业集聚地；城市与村庄之间，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互动互促的、互为资源互为市场的关系。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坚实基础。只有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才能将城市化与乡村振兴统一起来。
指出：不能把一些发达国家城盛乡衰的现象视做客观规律。实际上，“城盛乡衰”恰恰是违背城乡融合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其弊端，正日渐显现出来。
回顾义乌十余年来村庄规划建设的历程，提出：村际联合发展是大势所趋；提出村庄群应该是未来村庄发展的一种重要空间形态。
村庄群的概念，是借鉴城市群的概念提出来的。
村庄群，是指互相邻近的若干个村庄，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共同打造产业链或产业板块，建立起紧密的合作与分工关系，形成自己的经济中心，由此，形成以产业发展为纽带的村庄群的全新空间形态。
江苏华西村、浙江东阳花园村，都是村庄群的典范。
5、筹划中的《文化引领规划》一书
2018年，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作为评审专家，参加了义乌市十几个村庄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的评审工作。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是乡村振兴战略下应运而生的规划类型。编制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送交评审的十几个规划，除寺前街村规划外，均由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规划强院编制。这些规划，几乎无一例外地暴露出对于历史文化缺乏研究、过于偏重传统建筑、产业发展仅限于对旅游业的规划、对农民主体地位缺乏认识等问题。评审过程中，我们与规划编制单位进行了反复的、深层次的沟通，要求他们反复修改，并为他们提供思路和资料。最后通过的规划，较原来都有了大幅提高。
我对义乌的上述工作进行总结、思考后，写了一篇3万字的文章《文化引领规划》。提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必须对村庄相关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深挖村庄历史文化中蕴藏的爱国主义精神、天人合一理念、团结和睦传统、艰苦奋斗精神和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以此来引领编制工作，教化村民；提出：不能只关注建筑，要确立全面保护意识，对村庄全域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山、水、林、田、湖、草等资源全面保护并依托这些资源发展产业；提出：不要梦想种一片花海就能卖门票挣大钱，必须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不能只是旅游业一花独放；提出：村庄振兴的根本，在人的振兴、农民的振兴。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保护工作，让他们在推动村庄保护与发展的实践中，增长才干、提高技能，成长为现代化新农民，这应该是乡村振兴最根本、最重要的目标和任务；提出：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村支书，是村民群众的带头人，应该把发现、培养、使用优秀村党支部书记的工作，列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此为切入点，推动乡村振兴方式、发展方式实现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方式的转变。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的编制与评审工作，正在全国普遍开展，我想，把我的上述思考写成一本书，对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应该具有指导、参考的价值。
目前，正在进一步收集资料。待出书经费有了着落，即可开始写作。
义乌这一方热土，给予了我很多很多。惭愧的是，我能力有限，作得太少，难以回报。我希望我写的书能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义乌经验。在这人们读书热情迅速消退的时代，倘若有人能翻翻我写的书，并能有所收获，那将是我最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