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四方谓之宇,古来今来谓之宙”,时间与空间向来是一对孪生兄弟,当时间性维度被充分激活为学术研究基本路径时,空间研究的意义仍被锁在深闺。事实上,空间要素是古典文学意义生产的基质性场域,在文本阐释与文化建构中具有多重学术价值。空间要素“使我们的文学研究敞开了新的知识视域,激活了许多看似冷冰冰的材料所蕴含的生命活力” ,在时间要素被挖掘殆尽乃至陷入困境的当下,空间研究为古典文学阐释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路径。

《唐代浙东诗人群体研究》一书便是在此背景下,聚焦于唐代浙东地区这一地理空间,以该地区最典型的几个诗人群体为例,在扎实而详尽的考证基础上,力图抓住每一个群体最突出的特征。这些具体而微的案例分析,主次分明、脉络清晰地织成了一张浙东诗人群体的文学之网。作者在充分利用史志僧传、各类诗文集、笔记类书等传统文献的基础上,格外注重《集古录》《金石录》《宝刻丛编》《舆地碑记目》等金石著作的史料价值,并在全面占有人物生平及文学创作史料的情况下,挖掘相关诗文中的地域空间特色。

中晚唐以来,大量文人涌入地方幕府谋生,各地幕府逐渐成为文学重镇,不断冲击着以京师为中心的文坛格局。而浙东幕府恰是诸多幕府中最为璀璨的星辰。浙东地区的文学传统古已有之,并于唐代蔚然成风。正如本书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文人诗酒宴集在浙东地区有着悠久的传统。东晋时期以王羲之为首的兰亭集会可以说是文人诗酒宴集的滥觞……到唐代,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诗酒文会传统在浙东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与发扬” ,对浙东这一典型地区的文学研究, 有助于推进唐代幕府文学的研究,更有助于剖析整个中晚唐文学格局的转变过程。

全书共分为五个章节,每一章节由 1—2 个诗人群体构成。第一章以鲍防群体的联唱为核心研究越州地域书写的三个面向,即以兰亭、禹穴为代表的越州故事,以若耶溪、镜湖、云门寺为代表的越州风景,以鲈鱼、莼菜为代表的越州风物。第二章以薛苹、孟简两个群体的唱和为核心研究浙东禹庙文学,并以孟简的儒臣身份为引,着力探讨宋之问、薛苹、孟简、元稹等文人的地方长官身份对禹庙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三章以元稹浙东唱和为核心研究幕府文人心态,元稹以著名诗人的身份出镇浙东,使得浙东这一时期的诗会规模空前盛大,并呈现出较强的世俗性与佛教文化色彩。这一部分中,作者在元稹攀附宦官这一重要问题的探讨上亦有新见之发明,读之令人印象深刻。第四章以李讷群体唱和为核心研究越州女性文学,从唱和的焦点之一盛小丛带出西施、采莲女、曹娥等典型越州女性人物,对其如何进入文学史、其人物形象在文学史中如何嬗变作了细致入微的考察。第五章以唐玄宗与百官饯送贺知章还乡的群体唱和事件为核心,考察贺知章与越州镜湖空间隐喻的生成过程及其对浙东地域文学的垂范意义。

这五个章节以典型诗人群体的唱和为核心,在详尽的考证与细腻的文本分析中,通过前后时段的对比,牵引出重要的文学问题,呈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以下从三个方面试论之。

一、基于文本细读的问题生发之道

现代学术环境的不断改善,大量学术资源的不断涌现,令学者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在这样的环境下,研究者们极容易淹没于史料的海洋,而相对忽视对经典文本的细腻品读,故一些重要问题被隐没不彰。本书的作者善于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观照“一手材料”的微观结构,突破表层叙事遮蔽,在发掘文本“第一现场”的过程中,解决重要的文学问题。

本书第四章“李讷浙东唱和与盛小丛”一节从《听盛小丛歌赠崔侍御并序》“李尚书夜登越城楼”“李公连夕饯崔君于镜湖”等文字叙述的口气出发,判断此序应为《云溪友议》的作者范摅所加,而非《会稽掇英总集》所言的李讷之作。这一品读的视角与功力,极易让人想起作者的另一篇论文———《从题写到编集:论唐诗题注的形成与特征》,该文从大量的唐诗自注材料中提炼了唐诗题注“时某某”“时在某地”等表达格套,指出其强烈的回忆口吻明显带有事后编辑的痕迹。逐字逐句研读文本,从而深入文本肌理,从文本内部的叙述方式出发提取创作主体、创作时态与创作地点等诸多晦暗不明的信息,是文学研究者最为基本、重要的能力,却也是最难习得的能力。

本书的作者恰有着这种敏感与耐心,故其往往能在稀疏平常的史料中发现诸多问题。例如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中关于兰亭集会的指称形式流变问题,即“盛唐人多用王、谢、许,中晚唐人多用兰亭”的流变原因,本书作者指出“之所以有这一关键词在使用上的分野,是由于盛唐人游越侧重感受魏晋王谢风流的精神体验,而中晚唐人在于追踪兰亭赋诗集会的风流雅韵。”这看似是很小的现象,但从侧面折射出中晚唐唱和风行的社会风潮。

本书第三章“元稹的政治品格”一节是作者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解决文学史上重要问题的绝佳范例。作者在书中重点辨析了元稹攀附宦官、与裴度交往这两大关键事件的前因后果。关于第一件事,作者在陈寅恪等大家的研究基础之上,指出两《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等书所记载之元稹因结交宦官而被唐穆宗提拔为祠部郎中、知制诰的事件存在时间、官职、具体人物等诸多错谬、矛盾之处,并进而得出“崔潭峻向唐穆宗献元稹诗或有之,说元稹因之而掌诰则未必”的可靠结论。至于元稹与裴度交恶则是二人被有心之人陷害的政治斗争产物,作者细读裴度指责元稹结交宦官的疏文,敏锐地发现了“虽情辞恳切,却无真凭实据,语多空言”的现象,很可能是受人挑拨的一时气愤之语。在此基础上,以元稹拜相与朝廷洗雪王廷凑的时间在不同史料记载中的矛盾之处为突破口,结合史学家吕思勉对元稹劝穆宗罢兵一事的判断,洗雪了元稹反间救牛元翼一事的政治污点,揭示了李逢吉利用裴、元二人矛盾制造一石二鸟阴谋的险恶用心。作者在重审中晚唐史料可靠性的同时,根据文本的蛛丝马迹,结合中心人物的生平事迹,逻辑严密地推断最符合情理的历史事实。其细致入微的考证功夫与环环相扣的论述方式,为中唐著名诗人元稹的人格作出了精彩的翻案,解决了饱受学界争议的大问题。

当代数字人文技术虽拓展了宏观分析的维度,却更凸显出文本细读作为学术生产基础环节的不可替代性,任何外部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归根结底需回归文本的细部验证,方能在文学史动态结构中识别出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命题。本书的作者就从这一角度为我们进行了良好的示范。

二、时间之眼下的文学接受与传统层累

在文学发展的历时性进程中,文学生态系统不仅承载着技术媒介革新带来的物质性变革,更深度映射着社会权力结构、文化认知范式与审美意识形态的复杂博弈。在本书的写作中,作者以唐代文学为基点, 上溯先秦汉魏,下探两宋明清,通过时间因素的流动,考索不同时代的诗人笔下对同一主题(同一人物、事件等)的接受情况,并借由这些时代切片透视某一文学传统独有的时代层累特征。

这种研究方式在本书第四章越州女性文学的部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第四章第三节关于唐人西施题写的传统问题,作者通过排比先秦诸子散文、楚辞、魏晋南北朝诗文中有关西施的描述,发现西施在这一时期只是一个传名甚广的绝世美女的代称和符号,尚没有成为文学独立书写的对象,以西施为独立题材的歌咏传统要到唐代才真正建立。再如第四章第四节关于采莲曲的主题演变问题,作者在梳理排比了相关的文学、音乐史料后,得出源自汉代民间的《采莲曲》先后经历了汉魏民歌阶段、南朝贵族的宫体化阶段、初唐沿袭爱情主题阶段,最终在中晚唐文士的笔下与隐逸、洒脱、真率的品格趣味相接,成为了文人性情的写照与映射。再有第四章第五节曹娥这一历史形象的演变问题,在厘清曹娥跳江抱父的真实故事在汉魏时期积累的邯郸淳撰碑、蔡邕题碑、曹杨斗才等一系列历史文化典故后,作者敏锐地发现唐宋两朝对此的题咏方式存在明显的代际转折———从唐代吟咏曹娥碑在文学、书法方面的艺术价值转变为宋代强调曹娥孝女精神的道德价值,亦注意到南宋诗人在吟咏曹娥形象上使用了五律、七律、五绝、七绝等更为多样的诗体。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接受史视域中,历代诗人对同一主题的书写始终呈现主体性阐释与历史语境互渗的复调特征。以上述曹娥形象为例,唐宋诗人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关注焦点来自不同时代的知识阶层对历史记忆的不同征用策略,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作者对这类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学传统的层累性生成机制。

三、古典诗歌对地理空间的文化形塑

“空间的人文学意义是近些年国内外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空间一方面是具体的物质形式,另一方面是精神的建构,而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往往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古代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古典诗歌对地理空间社会意义的生成无疑具有深刻的意义,而这方面的研究是一个尚待开发的领域。”在本书的写作中,作者不仅从时间维度上挖掘文学传统的层累性特征,更以时间为线索追踪文学作品对地理空间的文化形塑机制。

本书第五章“贺知章归越与镜湖空间隐喻的生成”这一节很好地体现了作者对古典诗歌与地理空间二者关系的深度思考。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唐宋文人对玄宗“赐田”“赐金”“赐湖”一事在文字表述上的细微差别,并由表及里地触及到了唐宋诗人对贺知章还乡事件的不同态度:以玄宗君臣为代表的唐人更注重贺知章“入道”这一宗教事件背后的政治意义,而宋人更愿意将其视之为诗意归隐的代称。“赐田”“赐剡田”的表述原就包括“赐湖”,田产终是钱谷之物,湖水却天然与诗意挂钩。从唐代的“赐田”到宋代的“赐湖”,贺知章还乡事件中的诗意被诗人们不断抽绎,最终促成了此事在宋代的诗意化表达。作者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考察宋代及以后的文学史料,发现“赐湖”一事已经由一动词性词组转化为“贺监湖”这一名词性词组,这种词性的转变说明“贺知章”与“镜湖”的关联在宋人笔下进一步加深。又发现明

清的镜湖题咏中,常有“贺陆并称”的现象,原因在于“贺知章归隐是陆游隐居镜湖期间重要的精神源泉,而陆游也是贺知章成为镜湖隐喻的重要推动者。”“贺陆风流”由此成为了镜湖文化精神的代表。

杨义在《文学地理学会通》一书中言:“探讨文学和地理关系,它的本质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就在于回到时间在空间中运行和展开的现场, 关注人在地理空间中是怎么样以生存智慧和审美想象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生命的表达,物质的空间是怎么样转化为精神的空间。”②就上述贺知章还乡事件而言,唐、宋、明清这三代诗人基于不同的立场,不断推进着贺知章成为镜湖代言人的文学叙事。陆游也因为隐居镜湖的特殊因缘,在反复的言说中成为被言说的对象,在风雨飘摇中坚守气节的南宋士人风骨也由此进入镜湖隐喻中。镜湖终于由一实际的地理空间成为了贺陆二人的精神容器。在这场历史叙事中,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借由镜湖这一意象及其隐喻的文化精神,熔铸了自我的生命体验,同时实现了时代意志的表达。

综上所述,《唐代浙东诗人群体研究》一书高度重视文本细读,在扎实而详尽的考证基础之上,坚守文学本位的立场,以时空之眼审查文学的断代切片及其所积淀的文化层累传统,在文字的罅隙中寻找真正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及其答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对地理空间如何生成精神文化坐标这一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其中所阐明的不同时代的知识阶层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聚焦方式及其背后的诗性升格原理、言说者成为被言说对象的合力机制,均对后来者研究类似的问题大有裨益。在空间的维度中观照古典文学,亦不能抛开时间的维度。只有用一双时空之眼,方能透视古典文学动人心魄的魅力。

（注：为阅读方便未保留参考文献，完整版本请看原刊）

[作者简介]

郑杨杨,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唐宋文学。

本文转自：吴夏平主编《唐诗之路研究》（第三辑），上海三联出版社，2025年7月。

来源：浙大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