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诗之路相关的研究中,浙东唐诗之路最早受到关注,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也最为显著。从 20 世纪 80 年代竺岳兵先生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硕。尤其是伴随着 2019 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唐诗之路研究会的成立,唐诗之路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对于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也更为全面和系统。
2019 年,浙江大学胡可先教授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委托,承担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课题“浙东唐诗之路诗人诗作研究”,拟从时间、空间、人物、艺术等不同维度对浙东唐诗之路展开研究。研究重点分为四个专题:浙东唐诗编年史长编、唐代浙东诗人群体研究、唐代诗人浙东游历寓居考、浙东唐诗之路诗歌艺术研究。其中子课题 “唐代诗人浙东游历寓居考”由浙江大学特聘研究员杨琼承担。
本书《唐代浙东诗人诗迹考》是该课题的最终成果。全书共分为七章,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以唐诗浙东诗人的行迹及创作为中心展开实证研究。前四章主要从空间维度对唐代诗人在浙东的游历、寓居情况以及文学创作进行梳理总结,后三章则是利用新出文献对往来浙东的唐代诗人及其创作进行个案考察。本书的研究视角、研究
思路和研究材料等方面都体现出创新性与开拓性,是浙东唐诗之路诗人研究的一部拓新之作。
一、唐代浙东诗人诗迹的综合考察
本书研究的中心是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诗人,而以“人”为核心的研究也是过去唐诗之路研究的重点。竺岳兵先生早在 2004 年就完成《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是浙东唐诗之路诗人研究的奠基之作。此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是对唐代重要诗人在浙东行迹的详细考证与辨析,中编是对唐代诗人涉足浙东经历的考疏,下编附录部分则是对浙东唐诗之路诗人行迹的资料索引。该书以个案研究为主,多有独到的见解与发明。在此之后,很多学者也对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孟浩然、李白、杜甫等唐代著名诗人在浙东的行迹展开深入研究,取得了十分丰富的成果。
本书对于唐代浙东诗人的研究相较前人更具综合性。作者首先将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诗人区分为“游历”与“寓居”两种不同的类型:“游历”通常是指短途的旅行,停留时间较短;“寓居”则是一个静态的、长时段的过程。其次,作者又进一步按寓居原因区分出了“寓居诗人”的不同类别,例如出生于浙东的本土诗人、在浙东寓居避世的隐居诗人、在浙东寓居的方外诗人等。通过这些不同类型的划分,作者将与浙东相关的诗人进行了全面的梳理。陈尚君先生在《唐诗人占籍考》一文中考得浙东本土诗人七十五位 ,本书则通过出土文献等材料补充至八十七位,并对其生平事迹加以论述。另一方面,类型的划分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浙东诗人的文学创作。相比短暂的游历和寓居,本土诗人受到浙东文化的影响要更大,也是浙东诗坛的重要支柱。例如贺知章作为越州山阴诗人,其本人不仅深受浙东文化影响,而且对初盛唐的诗风演变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本书在撰写思路上还体现出对文学地域的重视。对诗人行迹的研究是“人”与“路”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但是这样的研究思路也有一定的局限。诗人行迹研究必然是以诗人个体为中心,因而只能反映浙东唐诗之路上某一条路某一时段的面貌,无法展现出唐诗之路的整体面貌。如竺岳兵先生《唐诗之路唐代诗人行迹考》虽然考录有四百五十一位诗人,但由于是从“人”的维度进行考察,“路”的维度并不突出。对于浙东唐诗之路诗人的研究,更需要跳出个体诗人行迹的层面,结合文学地理,从整体层面入手考察。
本书第一章总体审视唐代浙东的交通图景,对唐代浙东的地理区划、交通网络以及馆驿进行了探讨。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唐代浙东地区可分为越州、台州、明州、衢州、温州、婺州、处州共七州,全书多处即以浙东的地理区划为中心进行梳理考证。例如第一章第三节考察唐代浙东的馆驿和馆驿诗,第三章考察浙东山水人文与唐代诗人诗迹, 第四章考察唐代浙东的本土诗人与寓居诗人,都不再是罗列人物,而是按照地理区划进行梳理。从地理层面进行考察,作者发现浙东的本土诗人以越州和婺州为主,并且越州、婺州多进士诗人,温州、台州多诗僧,括州多道士诗人。
本书更为值得关注的创新点在于对“诗迹”的考察。所谓“诗迹”, 即被诗歌吟咏过的历史遗迹。以往研究“行迹”,主要是集中在诗人的层面,而“诗迹”研究则是侧重于地理的层面,这可以充分体现唐诗之路研究中“路”的特性,也更能彰显浙东唐诗之路的地域特色。诗迹的产生与诗歌的发展相关联,从唐代开始诗迹大量出现,形成唐诗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日本学者松尾幸忠是较早关注中国古代“诗迹”问题的学者,不仅考察了馆娃宫香径、严子陵钓台的诗迹化过程,而且还把中国的“诗迹”与日本的“歌枕”相比较。虽然其后也有一些中国学者使用了这一概念进行研究,但是总体来说成果较少,而且主要是个案研究, 缺少综合性的探讨。
本书第三章“浙东山水人文与唐代诗人诗迹”对唐代浙东的诗迹进行了整体考察,这也是本书的研究重点,占据全书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作者从名山、胜水、楼亭、寺观四个方面入手,按诗迹分出不同类别,对相关诗人及其诗作进行梳理。例如第一节“浙东名山与诗人诗迹”的部分,越州地区有沃洲山、天姥山、会稽山、南明山,会稽山部分又进一步细化出主峰和石帆山、秦望山、云门山、宛委山等支脉,主峰上又有禹庙等景点,作者对诗迹相关的诗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从“诗迹”的角度出发梳理唐代浙东诗人及其创作,可以更清晰地从时间维度把握浙东唐诗之路的发展脉络。
本书对于诗迹的考察,并非只是停留在相关诗人与诗作的考疏,而是关注到诗迹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塑造。例如作者在第三章第四节对越州云门寺的考察,就是尝试抽绎出云门寺作为诗迹的形成脉络。唐以前关于云门寺的文学书写很少,云门还尚未成为一个成熟的文学空间进入文人视野,随着寺院在唐代的世俗化发展,云门寺成为诗人热衷的寄居地,僧俗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诗歌唱酬也日益增多,云门寺逐渐确立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空间。中唐时期在云门寺举行的几次大规模诗会活动,如大历年间鲍防、严维等浙东诗人的云门联唱,以及元稹在越州时期与白居易共游云门的唱和活动,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进一步巩固了云门寺作为文学空间的特点。对于云门寺文学空间的探讨,既展现了诗迹是如何形成的,也反映出浙东风景名胜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二、唐代浙东文学空间的立体呈现
本书在梳理考证诗人诗迹的同时,也积极尝试探索唐代浙东的文学空间。正如卢盛江先生所指出,唐诗之路研究虽然以“路”为基础,但它又不是单纯的文学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研究,它与很多问题相联系。同一片地域,有时可以走出不同的唐诗之路。从文学层面来说,浙东唐诗之路是一条诗歌之路;而在社会文化层面,浙东唐诗之路又是漫游之路、山水之路、隐逸之路、仕宦之路、贬谪之路等等。本书对于浙东文学空间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注浙东文人的诗歌创作。对于诗人诗迹的考察,是研究唐诗之路的基础,但在“人”与“路”之外,还应该关注到“诗”的层面。如尚永亮先生所说:“要研究唐诗之路,一要有路,二要有诗,路是诗的触媒, 诗是路的升华。借助于路,诗人行迹和诗作特点得到集中展示;借助于诗,路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意蕴得到充分彰显。有路无诗,或有诗无路, 都算不上真正的唐诗之路。”有关唐代浙东的诗歌,竺岳兵先生最早撰集过《唐诗之路唐诗总集》,搜罗了浙东地区越州、台州、婺州三州的唐诗;卢盛江先生完成《浙东唐诗之路唐诗全编》,则将诗歌整理范围扩充至浙东全部七州,成为新时期唐诗之路地方总集的代表之作。但是《浙东唐诗之路唐诗全编》的诗歌编排方式是按照作者生年时序, 这种体例的局限在于难以展现浙东唐诗之路的地理面貌。
本书在以地域、诗迹为类别考察浙东诗人的同时,也对相关的诗歌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路”的维度出发考察诗作,可以充分呈现诗歌的地域特色。作者在考察浙东诗人文学创作的同时,对其文学意蕴也有一定的分析。例如本书第三章第四节考察浙东寺观与诗人创作,对崔尚所撰《唐桐柏观碑》有详细的探讨。该碑是唐玄宗为纪念国师司马承祯所立,碑文主要记录了桐柏观的道教渊源、修道环境以及司马承祯的修道经历。通过对碑文道教内涵的解读以及其后世影响的考察,可以看到天台山桐柏观作为浙东诗迹的兴盛过程,也可以借此管窥玄宗时期道教的发展盛况。
二是关注诗人游历浙东的文学活动。诗人和诗迹都是静态的,但诗人的游历活动与文学创作却是动态的。本书第二章“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游历活动”对浙东诗人的文学活动进行了集中考察。作者将诗人的游历分为“追慕先贤的壮游”“应选举子的漫游”“政事之余的宦游”三种类别进行论述,在“应选举子的漫游”方面,又再进一步区分为干谒之游、及第漫游与落第漫游。不同的游历状态会产生不同的游历路线。本书指出,漫游诗人的游历多为线性、长时段的活动,而宦游诗人,包括任职浙东方镇的僚佐以及被贬浙东的官员,在浙东的活动范围就多以职地为中心呈面状分布。这种特点也会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许多持续的唱和活动都是在文人任职浙东时期发生的。
唐代诗人在游历或寓居浙东时并不是孤立的个体,不同诗人相互之间也会有交往,进行诗歌唱和。一些较具规模的集会唱和活动,甚至会由此形成一定的文学群体。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大历年间鲍防、严维等人的浙东联唱活动、元稹担任浙东观察使时期的群体唱和活动、台州司马吴顗等人送最澄还日本国的唱和活动等。咸晓婷《唐代浙东诗人群体研究》一书对诗人群体有专门研究。本书第三章探讨云门寺文学空间的形成,第五章考察吴顗墓志与《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组诗,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这些群体唱和活动。
三是关注诗人游历浙东的文化背景。正如胡可先教授所说:“唐诗之路研究,与一般的唐诗研究或唐代文学研究就有着很大的区别,后者一定要处理好文学本位与学科延展的关系,而唐诗之路研究则是以文学为主体的多学科之间的综合研究。”对于唐代浙东诗人的考察,不能仅仅停留在行迹的层面,而更应该关注游历的文化背景及其特征。本书在论述诗人诗迹时,也注重将其与科举、交通、漫游、宗教等文化背景相结合进行论述。例如第二章探讨浙东诗人的游历活动,即充分考虑了漫游之风、科举活动、幕府活动、官员贬谪等不同因素对游历活动的影响。第三章探讨浙东寺观与诗人创作,也从僧俗交往的宗教层面分析云门寺题写的兴起原因。
虽然过去也有学者从壮游、漫游、贬谪等角度对唐人行迹进行论述,但更多是关注著名文人,涉及的路线较多也较为分散。而本书所讨论的游历活动,则集中于浙东唐诗之路,考察的诗人也更加全面,这样可以对不同诗人进行综合探讨和比较,也更能凸显出诗人游历的共性特征。例如郁贤皓先生在考察李白游历浙东的路线时指出:“他沿江东下,又由运河南下,渡浙江到会稽,又沿曹娥江溯流而上到剡县(今嵊州、新昌),又沿剡溪溯流东南行,经沃洲湖,到石桥,在天台山北麓登华顶峰,又下山至南麓国清寺。这条旅游线也是杜甫以及后来许多诗人们所走的路线。”本书对孟浩然、杜甫、崔颢等诗人在浙东游历的考察,可以印证这一结论。
三、出土墓志的深入挖掘与利用
唐诗之路研究是综合性的研究,但宏观思考也需要建立在扎实的文献研究基础之上。本书在对诗人诗迹进行考察时,全面搜集了现存相关资料,书中时常可见对于方志、石刻等文献的利用。例如在探讨青田石门山时,关注到《青田县志》《两浙金石志》《宝刻丛编》等书所记载的唐人摩崖题刻。这些诗刻是唐人频繁涉足石门、吟咏石门的实物证据。对材料的充分利用使得本书的论证更为严密。
出土墓志的深入挖掘与利用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这得益于作者在墓志研究方面的持续关注与深厚积淀。杨琼研究员长期从事出土墓志相关的研究,博士期间师从胡可先教授,以《新出唐代诗人墓志研究》为题完成博士论文。其后又以《唐代鸳鸯墓志整理与研究》为题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进一步拓展墓志研究的空间。近年来,作者不仅围绕新出墓志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多篇文章,并且还与胡可先教授合作完成了《唐代诗人墓志汇编》(出土文献卷)、《贞石留芳:唐代诗人四十家墓志疏证与研究》两部专著 ,成果显著。尽管出土文献尤其是出土墓志在近年的唐代文学研究中已经得到极大的关注,但从唐诗之路的研究角度来关注出土墓志,仍然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本书后三章都是围绕浙东诗人相关的新出墓志展开研究。第五章是通过新出台州司马吴顗墓志对吴顗生平事迹以及《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组诗进行研究。贞元二十一年(805)三月,“传教大师”日本入唐求法僧最澄从天台返回日本,台州地方官员及相关文士为其赋诗送行, 赠别诗歌与诗序被编集成卷,名为《台州相送诗》。这一事件在中日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组诗歌不仅是浙东唐诗之路上的重要篇章,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但是长期以来,中国本土的传世文献对这次诗会及相关作品均未记载,今人从《显戒论缘起》一书中发现了此次送别集会所作的部分诗歌。在《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组诗中, 台州司马吴顗撰写了诗序。通观唐代此类送别集会下的诗文创作,可知集会诗序的撰写在送别活动中极为重要,撰写者不是地位显著就是
才华出众。吴顗之所以承担诗序的撰写任务,一方面是因其台州司马的身份,另一方面也是因其不俗的文学才能。吴顗的生平经历在传世文献中鲜有记载,新发现的吴顗墓志为研究其生平经历提供了新材料。通过考察墓志可知,吴顗具有外戚的身份,除了担任台州司马之外,还有多次入幕担任幕僚的经历,最后官至剑州刺史。
第六章是通过新见武义主簿丁仙之墓志对其生平创作进行研究。丁仙之是润州籍诗人,曾担任婺州武义县主簿,其诗入选了殷璠编纂的《丹阳集》,说明他在当时也颇具诗名。新发现的丁仙之墓志,可以订正传世文献中“丁仙芝”姓名的讹误,也为其生平经历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墓志中提到丁仙之“习文史,尤长诗赋”“诗虽入室,仕迷其门”等 ,可以印证他的文学才能。结合丁仙之撰写的《陆广成墓志》,可以考知他在浙东担任武义主簿的时间是开元十八年(730)至开元二十三年(735)之间。丁仙之《剡溪馆闻笛》一诗是其担任武义主簿期间所作,诗歌把剡溪山水写出塞北气象,也颇具特色。
第七章是利用新出唐代文学家李华墓志对其生平及浙东创作进行研究。李华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也是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者。墓志的出土为订正传世文献记载的疏误,进一步考察其家世婚姻与仕宦经历提供了重要线索。李华在安史之乱爆发后避逃不及,被叛军俘虏并
授以伪职。墓志载其在陷贼期间暗谋博浪,以此反抗叛军,这也为其在安史之乱平定后被从轻处罚提供了一种解释。永泰元年(765)李岘贬衢州刺史,李华受邀担任其幕僚,今存李华所撰《衢州龙兴寺故律师体公碑》《衢州刺史厅壁记》《台州乾元国清寺碑》等文皆与浙东有关,《寄赵七侍御》诗和《三贤论》亦有可能作于衢州。
以上三章对于个案的选取和墓志的利用都恰到好处。吴顗、丁仙之、李华三人不仅与浙东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在当时都颇具盛名,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文学家,或是浙东诗路重要篇章的撰者。通过本人墓志的发现,既可以厘清作者的生平事迹,也有助于认识他们在浙东的经历与创作,这也是将新出文献置于浙东唐诗之路研究视野下的独特价值。
除了这三章围绕墓志的个案研究,在前四章的探讨中也可以看到对墓志文献的充分利用。例如第三章第四节考察崔尚所撰《唐天台山新桐柏观颂》,即运用新出《崔尚墓志》考察其本人的仕宦经历与文学才能。结合其他几方崔尚所撰的墓志,作者发现《唐桐柏观碑》的撰文时间与立碑时间并不一致,因而过去以立碑时间来考订崔尚仕宦经历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又如第四章第一节勾稽唐代浙东的本土诗人,作者也运用了《虞希乔墓志》《徐浩神道碑》《徐浚墓志铭》等材料来佐证作者的诗歌才能。这些新文献的利用使得本书对诗人诗迹的探讨更加全面和深入。
四、结 语
总体来看,《唐代浙东诗人诗迹考》呈现出以下三方面的特色:一是从文化背景层面关注到诗人与浙东关联的不同层面,由此区分出游历、寓居、本土等类别分别进行考察;二是从文学地理视角切入,关注被诗人吟咏的诗迹,从地理层面对唐代浙东诗人进行分类考疏;三是充分挖掘新出文献,将出土墓志利用到对浙东诗人的研究中,围绕墓志展开个案研究。作者对唐代诗人在浙东的行迹及创作进行了大量整理与精细考证,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浙江诗路文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本书出发,浙东唐诗之路研究还可以朝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拓展。
其一,关注对比不同诗人在浙东的游历、寓居情况。以往在唐诗之路作者层面的研究多集中于诗人个案,本书以地域与诗迹为中心对唐代诗人在浙东的游历与创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这也给进一步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可能。在共时层面,一方面可以关注不同诗人在浙东的交游互动及其所形成的文学空间,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比不同诗人游历或寓居的差异和特色。在历史层面,则可以关注前人游历活动对后人的影响,对比不同时期游历路线的异同,充分挖掘浙东诗路的地域特点。其二,进一步深化对诗迹的研究。本书第三章以诗迹为线索对相关联的诗人诗作进行了考辑,对于一些典型的诗迹,可以看到较多人题咏的情况。但限于体例,本书尚未对这些山水人文的诗迹化过程进行深入探讨,今后可以在专题研究上进一步拓展。在这方面,胡可先教授所作《天台山:浙东唐诗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西陵·渔浦:浙东唐诗之路的起点》等文已经作出了很好的示范。通过这些不同诗迹的个案研究,就可以由点及线,由线及面,进一步勾勒出浙江唐诗之路的总体面貌。
其三,将人、路、诗三者结合进行综合研究。本书对于唐代诗人在浙东游历与寓居的探讨,关注重点在人与路的层面,而从文学层面研究唐诗之路,则需要进一步强化诗歌层面的考察,关注诗与路、诗与人以及三者之间的互动关联。唐代诗人在浙东的游历活动是十分多样的, 浙东唐诗之路的主题也是十分丰富的,那么诗人在浙东的不同游历活动对其文学创作有何影响? 围绕浙东山水人文的诗歌创作又反映了什么样的地域特点? 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注：为阅读方便未保留参考文献，完整版本请看原刊）
[作者简介]
何哲涵,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校聘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本文转自：吴夏平主编《唐诗之路研究》（第三辑），上海三联出版社，2025年7月。
来源：浙大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