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气候温润,古称沃衍,海岳精液,文化厚重。河姆渡、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浙江地区就已经形成了相对发达的社会文明。自永嘉南渡,僧蓝道馆,星罗棋布;俊秀硕才,毫起栉比。唐代江南东道析为浙江东道、浙江西道,简称“浙东”“浙西”。浙东观察使辖越州、台州、明州、婺州、处州、衢州、温州。浙东诗路始于晋而盛于唐,自钱塘江畔的西陵渡口( 今杭州西兴镇)在绍兴境内经浙东运河、曹娥江,至台州天台及温州,沿途有钱塘江、剡溪、天姥山、天台山等,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或由渔浦古渡沿新安江东下,过渔浦潭、转浦阳江,至婺州温州,沿途山水相映、千岩竞秀。有唐一代,先后有 450 余位诗人因为漫游、任职、隐逸、贬谪等各种因缘,在这条道路上留下了 2600 多首诗歌,成为唐代诗坛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胡可先先生与其博士生俞沁合著《浙东唐诗编年史长编》,对浙东唐诗进行系统编年,搜罗宏富、考证精审,是近年来唐诗之路研究的开拓性成果。我有幸拜读全书,故不揣浅陋,粗陈自己的阅读感受。
一、“长编体”:文学史编年的新范式
近十几年来,编年体文学史著述势头强劲,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赵逵夫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曹道衡、刘跃进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吴在庆主编《唐五代文编年史》等相继出版。如果说上述著作类似《资治通鉴纲目》,是 “纲目体”文学史,那么,胡可先教授《长编》则类似《续资治通鉴长编》,可谓“长编体”文学史。较之已出的几部断代、分体文学编年史, 《长编》确有突破,主要表现为:
(一) 史料详赡,注重原典实证。《长编》搜集资料堪称完备,包括两《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唐诗纪事》《唐大诏令集》及《补编》等史书;《文苑英华》《会稽掇英总集》《全唐文》及《补遗》《补编》,《全唐诗》及《补》,以及唐人别集等包含的诗文资料;《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处州府志》《青田县志》《两浙金石志》《天台山志》《嘉泰会稽志》等方志;《金石萃编》《宝刻丛编》《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新中国出土墓志》《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唐代诗人墓志汇编》《洛阳流散墓志汇编》《河洛墓刻拾零》等金石;《册府元龟》《玉海》等类书;《元和姓纂》等姓氏资料;《云溪友议》等笔记杂史;《宋高僧传》等佛藏资料;此外,对历代研究成果,包括诗人年谱、作品系年、笺注、重要专著、论文成果等,以及作者田野考察所得碑刻、摩崖、诗壁等加以辨别后合理收录;《长编》本身就是资料渊薮。
《长编》注重实证研究,将出土文献、文物、考古发现与传世诗歌相结合研究,来揭示浙东唐诗之路的原生状态。唐代一些诗人的作品已散佚不存,按照今人观点很难叫作“诗人”,但他们的文学活动对于探讨唐代文学很有价值,此类情况过去一向不被人注意,《长编》则有充分的重视和恰当的科学评析。如天宝十载(751)“徐浚”条:“会稽徐浚卒于本年,徐浩为其撰写墓志,述盛唐时吴越文章之盛”就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盛唐诗人徐浚,诗歌已散佚不存,就诗歌数量而言,远非盛唐重要人物。胡可先教授据出土《徐浚墓志》详细考证了徐浚与贺知章、徐安贞、张愕、贺朝、万齐融、何謇等吴越诗人的唱和活动,认为上述诗人“均为吴越一带人,且以越州为主,说明开元、天宝时期,吴越一带唐诗非常繁盛”。盛唐文学之所以繁荣,“与各地形成的大大小小的文学群体有关,由这些群体再汇聚成不同的文学中心,”最后再汇聚成盛唐诗国高潮。这样处理,对于读者了解盛唐文学生态大有裨益。再如穆宗长庆三年(823)“郑鲂”条:“郑鲂受元稹之辟为浙东观察判官。”胡先生据新出土的两方《郑鲂墓志》,认为郑鲂诗虽已散佚不存,然当时 “为诗七百篇,及陈许行营功状,思理宏博”,当为中唐著名诗人,与当时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孟郊、李贺等皆有诗作往来。《全唐文》存郑鲂文一篇《大禹穴碑铭序》云“宝历庚午秋……”胡先生据郑鲂浙东行迹,考证“庚午”当为“丙午”之误,指宝历二年(826),纠正了《全唐文》之误。此种以原典实证补阙证误的例子,《长编》中多有,读者自可阅读体会。
(二) 融和会通的文学史观。“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文学史编年,既要对史料博采善择,更讲究史观和史识。文学是在具体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生活中生成的,多年对唐诗学的贯通性研究,使学界发现,唐代文学原本比任何文学史所描述的都要生动、丰富、壮阔得多。仅靠单纯的文学内部封闭式的研究难以深入把握唐代文学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因此,《长编》并不局限于诗人诗作的编年与考证,而与浙东唐诗发展相关的政治背景、制度变革、地理背景、官吏任免、区域沿革等都系于每一年的叙事与考证之中。如此处理,就把浙东唐诗重新放入文化的土壤中,全面客观地呈现唐代文学的发展演进过程。如《长编》高祖武德四年(621)条,唐王朝设立越州总管府,始置处州、台州、衢州、丽州、縠州,浙东逐渐成为区域文化的中心。唐代一些士人由于应试、游历、任职等,都有浙东生活经历。他们来到浙东之后,目睹水乡风情、登临名胜古迹,即景抒情,触物起兴,写下了不少诗歌,其中不少是唐诗中的典范作品。此条虽是制度史的记载,对于文学发展同样具有推动作用,因而具有文学史意义。这样处理,是以编年的方式将浙东唐诗演进的具体而宏阔的背景展现在读者面前。再如贞观十二年五月条:“五月,虞世南卒,年八十一。”此条不仅收录两《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以及《浙江文献要目》中虞世南的全部资料,还专门引述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明人程元初《唐诗绪笺》、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的评论史料;在此基础上,胡教授论述虞世南的著述、文学、书法成就,肯定其“追逐精警、渐开唐风”的文学地位,以及在唐代文化政策上的引导作用。当读者查看此条编年后,就能通过翔实史料来了解虞世南的生平经历、文学贡献。将唐诗发展统于“大文学史观”的视野下,正是作者融和会通的文学史观的体现。
(三) 思精虑周,创新范式。面对文学史编年撰写,几乎没有一个学者不费踌躇。唐代文学去今已远,一些诗人事迹、诗篇归属多有争论,甚至意见相悖。一旦舍去不书,文学编年著作便失去了应有的分量;对之编年,却又难以具体编年。另外,地方乡贤的个人喜好、地方意识颇为浓烈,浙东唐诗文献涉及名村名镇、文化遗迹、唐人行迹等记载, 在不同地方志中时见歧义。决定了学人在利用史料时不可贸然引用, 只有综合考证、参用所长,方可补弊纠偏,评析曲直,恰当取舍,做出高质量的编年史。长编体最大的特点是便于收集最丰富的资料,尤其是相互矛盾的资料,加以甄别考辨。如开元二十八年(740)“润州刺史徐峤《石门山》摩崖”条。南朝谢灵运别墅在始宁石门山,唐人游历浙东渐成风气,遂在始宁石门(今属绍兴市嵊州),栝苍石门(今属丽水市缙云县),青田石门(今属丽水市青田县),永嘉石门(今温州市永嘉县)均留下唐人诗刻摩崖,且都题咏谢灵运,宋人继之,后人又不断补刻,形成十分丰富的石门山诗刻摩崖。对于这些石刻摩崖,不仅四地方志文献如数家珍,均有记载;诸如《永乐大典》,清人阮元《两浙金石志》、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陆继辉《八琼室金石补证续编》、李遇孙《栝苍金石志》,今人陈尚君等均作有辨证。四处石刻文献纷繁,交错层出,原先的编年形式就不便处理。胡先生采用长编的形式,既对四处石门摩崖的具体诗刻进行仔细辨析,尽量收录《全唐诗》《全唐文》中关于诗刻摩崖的原始文献。每一条下还将清人阮元、钱大昕、陆继辉、李遇孙的考证成果收录,以利学人再度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做出总体性判断:南朝宋是山水文学的勃发期,盛唐则是山水文学的兴盛期,在一般唐人看来,其余三处石门即谢公石门,“这也成为《石门新营》《登石门最高顶》等伪刻产生的重要认识基础。”如此,既对唐人诗作进行编年系地,又系统梳理这些诗刻的来龙去脉,还彰显作者自己的观点,充分显示出“长编”体的优点。
有些诗人生平与流传诗歌并不统一,难以确切系年,作者以长编形式“存异”彼此矛盾歧义的资料,并作出辨证。如至德元年(756)“七月, 会稽文人朱佐日”条,千唐志斋》藏《朱佐日墓志》,《全唐诗补编》录朱佐日诗一首,诗与墓志载朱佐日行迹有所不同,待考。但是就出土《墓志》所记事而言,朱佐日为会稽人,颇有文才却是无疑的,故作者将其系于本年,还连带论述《登鹳雀楼》诗的著作权问题。如此处理系年与相关问题,态度慎重而严谨,在撰写体例、叙述方式上显得圆通自如, 也是“长编体”明显的优势。
唐代文学研究已臻“精耕细作”之境,如何取得新的突破? 要求学者随时代的发展而调整自身,不断寻求更合适的撰述方式。与已出的几部断代、分体文学编年史相比,与其说《长编》突破了现有范式,不如说其为文学史编年撰写树立了一种新的范式。
二、唐诗之路研究的新成果
虽然学界在唐诗文献的研究方面已经积淀了许多成果,但具体到浙东诗路,究竟留下多少诗人诗作? 并无确切的统计。诗路沿线的石刻、摩崖、驿站、题壁、文化景观、出土文物、遗址遗迹等,并未彻底理清。胡可先教授明言他做的工作是“对唐五代三百年间的浙东诗人与诗篇做一个总的清理”,即穷尽文献,最大程度地接近唐人浙东诗歌写作的原貌,为研究浙东唐诗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这显然是有很大的难度的,胡先生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学术目标。其创获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完整呈现了唐五代三百年间浙东唐诗之路的发展轨迹,集中展示出浙东唐诗的巨大成就。浙东唐诗之路的繁荣,最直观的表现:一是数量可观的诗人群体,二是数量众多、质量胜出的诗作。《长编》对浙东唐诗文献竭泽而渔,全面梳理唐代浙东诗人的生平、行迹、交往,将其纳入每一年每一篇叙事之中。这些诗人包括李白、杜甫、孙逖、高适、崔颢、顾况、萧颖士、刘长卿、戴叔伦、卢纶、皇甫曾、钱起、韩翃、韦应物、朱放、韩愈、元稹、白居易、李德裕、贾岛、姚合、温庭筠、许浑、薛逢、徐凝、方干、皎然、赵嘏、齐己等。就艺术成就而言,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壮游》、白居易《忆江南》等都是耳熟能详的名篇,任何一部文学史都不能不以重要篇幅论述之。浙东地处沿海,唐代却属于中华文明的边陲地区,本土文士的成长是浙东诗路繁荣的另一个重要表现。《长编》重点考察了浙东本土诗人虞世南、骆宾王、贺知章、徐安贞、秦系、严维、徐浩、舒元舆、冯宿、朱庆馀、项斯、吴融、杜光庭、清江、灵澈、贯休等人的诗歌作品。两者相加共辑诗人 450 余家、诗作 2600 余首。这就第一次摸清了唐代浙东诗路的“家底”,为学界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第一手资料。
为具体地了解浙东唐诗的繁荣盛况,不妨作抽样调查分析。代宗大历四年(769),只是文学史上很普通的一年,傅璇琮先生《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记载了4条活动,而《长编》写进了浙东地区12件与文学有关的事实:
目前的各类文学史写作中,大历诗坛相对岑寂,是一个低谷时期。然从胡教授梳理中,可见大历四年浙东地区联句唱和诗人达 57 人、101 人次,联句唱和诗 49 首,当时就编为《大历浙东联唱集》。就艺术形式而言,大历浙东联句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一至九字联句等,《状江南十二咏》《忆长安十二咏》等可谓唐诗联唱中的名篇。这就集中展示出浙东唐诗的巨大成就,揭示出原本被遮蔽的文学景观。
唐代文学的发展演进,并非单线推进、单源发展的,而是在不同地域文学的交流融合中滋生出流派迭出、多姿多彩的气象。
(二) 考证精审,系年有据。胡可先教授以长于考据著称学界,四十年一以贯之,极端敬业,又久居浙东人文荟萃之地,有坚实的田野考察基础,故《长编》考证精审,弥补了现有成果的一些缺漏,订正了史籍的一些错误,为唐代文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有对诗人行迹、诗作的精审考证系年。王维《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包括《鸟鸣涧》《莲花坞》《鸬鹚堰》《上平田》《萍池》五首组诗,历来被认为是唐诗中的名篇,但历代注家均未系年,王维是否游越的问题,学术界亦颇有争议。清人赵殿成认为王维未有“寓家于越,浪迹水乡者。”陈贻焮、谭优学等则认为王维有游越经历。陈铁民《王维年谱》认为开元九年至十四年,王维一直在济州司仓参军任。胡先生在细致辨析唐代守选制度的基础上,认为王维与皇甫忠、皇甫岳交往甚深,而皇甫忠开元十年在岳州刺史任;王维漫游越中,与干谒地方官有关。作者考证:“王维开元九年春进士及第后,于当年或次年即开元十年到越州,”作有《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这种基于唐代制度并参证诗歌的考据成果,纠正了先贤之疏误,是王维研究中的一个突破。
有订正先贤考证之误。如上元二年(761)“秋,刘长卿作诗送李校书谒杜鸿渐”条,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考证杜鸿渐由越守入为户部侍郎在上元二年(761)春。胡先生据《杜鸿渐神道碑》考证应在宝应元年 (762)。僖宗光启三年(887)有关韦庄条,夏承焘先生《韦端己年谱》系韦庄景福二年(893)入京应试。胡先生考证光启三年(887)润州兵乱, 韦庄当在此时离浙西,避地居婺州(今浙江金华市)。又据《投寄旧知》 “万里有家留百越,十年无路到三秦”等诗作参证,确定了韦庄行迹,纠正了先贤考证之误。
有订正各种文献记载之误。如贞元二年(786)有关李嘉祐条,作者考证确定李嘉祐任台州刺史应在贞元二年,《嘉定赤城志》《栝苍志》等 “上元二年”记载错误。懿宗咸通元年(860)有关王式条,《嘉泰会稽志》载“王式移武康军节度使”,“武康”当为“武宁”之误昭宗景福元年 (892)有关石彦辞条,指出出土《石彦辞墓志》中“癸亥”应为“癸丑”之误等;这类例证甚多,正显示出《长编》的学术价值。
(三) 客观再现了唐代浙东地区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浙东为江南水乡,“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风光旖旎,使人应接不暇。永嘉南渡,中原士族定居浙东,纵情山水,遗墨兰亭,雪夜剡溪……种种风流雅韵,为此地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气息。加以唐去晋未远,许多古人遗迹犹在,唐人经行浙东,登临览胜,凡石门山、天台山、天姥山、云门山、雁荡山、会稽山,剡溪、耶溪、镜湖、曹娥江、桐柏观、香严寺、大禹寺、云门寺、法华寺等都留下了唐人登临咏怀之诗篇,遂成就了浙东地区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
《长编》天宝十四载(755)李白条,胡先生梳理仅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中涉及的游越地点即多达二十余处:会稽、耶溪、镜湖、越州、剡中、曹娥江、天台、国清寺、五峰、灵溪、石梁、永嘉、赤城、孤屿、缙云、石门、梅花桥、双溪、金华;可见李白对浙东山水的心驰神往。天台山,位于台州市天台县北三里,顾野王《舆地志》云:“天台山,一名桐柏,众岳之最秀者也。”李白《天台晓望》云:“天台邻四明, 华顶高百越。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 安得生羽翰? 千春卧蓬阙。”天台山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让其感慨万千,李白遂写下这一首著名的诗歌。因着李白名人、名篇效应,唐人产生了更多的文学作品,如颜真卿的《天台智者大师画赞》、刘长卿《赠微上人》、刘禹锡《送霄韵上人游天台》、元稹《刘阮妻二首》、李郢《重游天台》、贯休《送僧游天台》等等。这些诗篇滋生出一方人文山水,并层累地形成浙东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四) 通过编年凸显唐代浙东与中原、海外的文化交流,包含着重写文学史的努力。浙东名士贺知章,少时以诗文知名,武则天证圣元年 (695)进士及第,又登超拔群类科,与张若虚、张旭、包融等并称“吴中四士”,“以文辞俊秀,名扬上京”。李白从蜀中初到长安,贺知章观其《蜀道难》,惊呼“谪仙人”,李白从此声名大振。在长安,贺知章与李白、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恃酒张狂,傲视权贵,为“饮中八仙”之游。天宝三载(744)有关贺知章条,胡先生不仅以长编形式记载贺知章还乡,玄宗赋诗赠行,唱和者包括席豫、李适之、韦坚等 30 余人, 场面极一时之盛的盛况,还精辟地指出:“贺知章作为一个诗人,在繁星璀璨的盛唐诗坛,一颗光芒闪耀的星座”,并旁及贺知章的墓志文、书法成就。如此记载贺知章从浙东到长安、再到吴越的人生轨迹,实则是阐释唐代浙东与京都长安文学、文化交流的盛况,显示出浙东文化反哺唐代主流文化的力量。
穆宗长庆二年(822)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长庆三年(823)元稹为浙东观察使,白居易当时已在杭州刺史任,郑亚、段成式、窦巩、卢简求、郑鲂、周元范、韩杼材、刘蔚、韦繇等文人则浙西、浙东幕府,浙江人物居全国之冠,一度成为唐王朝的文化中心。这些著名文学家的到来,有力地助推了两浙诗歌创作的繁荣。元、白二人唱和结集为《杭越唱和诗集》;李谅为苏州刺史,又结集为《三州唱和集》。穆宗长庆四年(824)九月条,作者指出:“《杭越唱和诗集》影响极大,并且传到日本。”元稹以宰相身份出任节度,又是著名诗人,深得浙东士子的青睐,当时与元稹交往的浙东文士有徐凝、章孝标、赵嘏、冯惟良等,无疑会促进浙东文化的发展。不仅如此,元稹应白居易之邀,作《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胡先生以长编形式特录《壁记》文字:
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钱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华经》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严休复为刺史时惠皎萌厥心,卒以长庆四年白居易为刺史时成厥事。……其输钱之贵者,若杭州刺史吏部郎中严休复、中书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元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韦文悟、处州刺史韦行立、衢州刺史张聿、御史中丞苏州刺史李谅、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处州刺史陈岵,九刺史之外,搢绅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库部郎中知制诰贾以降,鲜不附于经石之列,……予始以长庆二年相先帝无状,谴于同州,明年徙会稽,路出于杭。杭民竞相观睹,刺史白怪问之,皆曰:“非欲观宰相,荩欲观曩所闻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误以予为名声人,相与日夜攻刺史白乞予文。
元稹这段文字,历数捐款巨者九名刺史,旁及元、白名动杭州的情况,可见中原与两浙的互动,为两浙文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亦可见唐代浙东人人好学、崇文重教之风气。
浙东地处东南沿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中外文化在此交流融合。鉴真和尚是“浙东唐诗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关联的具有标志性与纽带性的人物”,其六次东渡,均经过浙东。永贞元年( 805)“三月,日本僧人最澄回国,台州官员饯行赋诗多达十余首。宣宗大中七年( 853)“九月,日本延历寺知证( 圆珍)入唐由福建至温州,从国清寺高僧学习天台宗章疏,十二月抵达台州”,现存公验文牒多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文献。《长编》如此对浙东唐诗编年,显示出中外文化交流对唐诗发展的影响,包含着重写文学史的努力。
三、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的新亮点
胡教授著《长编》是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浙东唐诗之路研究系列丛书”的组成部分,该丛书还包括咸晓婷博士《唐代浙东诗人群体研究》,胡秋妍博士《浙东唐诗之路诗歌艺术研究》,张环宙博士《浙东唐诗之路文旅融合的范本建构》,杨琼博士《唐代浙东诗人诗迹考》,何善蒙博士《浙东唐诗之路文化意蕴研究》等。对于浙东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从《吴越春秋》《越绝书》、到宋代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再到鲁迅先生《会稽郡故书杂集》;形成一个完整的序列,《长编》无疑是这个序列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编》对于遍布于浙东的唐人诗作、诗碑、诗廊、题咏等一一编年系地,凝定了浙东地方历史之脉,彰显出浙东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可谓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的新亮点,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因人灵,人因地显。“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唐代一些诗人也是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地方官吏。如宣宗大中十二年 (858)“段成式为处州刺史四年,颇有政绩,其标志之一是治理了‘恶溪’而成为‘好溪’。”这些循吏为政一方,造福当地。《长编》对之多有记载,在层累地形成一方文化高地的同时,也折射出当代人文学者的学理感知所蕴含的济世情怀。
近十多年来,唐诗之路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和空间研究的新热点。诚如卢盛江教授所言,“有的地方的唐诗之路资源丰富,但还没有做起来。有的地方,虽做起来了,但以为一个项目一部著作就做完了,就没事做了。”胡可先教授及其团队系列成果的出版,堪称唐诗之路研究中的原创性学术成果,无疑对目前全国唐诗之路研究有很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注：原文参考文献已删除）
[作者简介]
霍志军,天水师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转自：吴夏平主编《唐诗之路研究》（第三辑），上海三联出版社，2025年7月。
来源：浙大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