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正式设立“冷门绝学”项目，标志着“冷门绝学”作为专门的学科领域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尽管“冷门绝学”并非一个严格的学术词语，却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这些学科门类的特点。2020—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公告对“冷门绝学”进行了概括性的定义，“一般认为，冷门学科主要是指一些学术关注度低、成果产出难、研究群体小的传统人文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绝学是冷门学科中文化价值独特、学术门槛很高、研究难度极大、研究群体很小甚至后继无人的濒危学科”，并列举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濒危语言（方言）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历史研究（藏学、蒙古学、西夏学等）、特色地域文化研究、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等，作为“冷门绝学”的具体范围。综观自2018年以来的历次公告，除以上学术门类外，“冷门绝学”还包括天文学、音韵学、外语小语种、丝绸之路历史遗存、石窟寺保护、重要历史文化遗址保护研究等相关学科门类。
对“冷门学科”进行定义与列举的同时，历年公告还对这些学科的意义有相当多的阐发。如2018年公告说，“重点围绕对国家战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研究投入不足的基础学科，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价值而亟需抢救的濒危学科，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具有重要作用而有待加强的特色学科等”，明确说明“冷门绝学”为基础学科、濒危学科、特色学科。自2020年起，公告又强调“本研究专项旨在重点支持对国家发展、文明传承、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或填补空白，但目前投入不足、人才匮乏、研究断档、亟需抢救的冷门绝学”，指明“冷门绝学”是关乎国家发展、文明传承与文化安全的学科。这些论述都一定程度上说明“冷门绝学”虽然不是学术热点领域，却对国家、民族、历史、人类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冷门绝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类知识的边界，而从事“冷门绝学”的学者可以说是为文化戍边的人。
“冷门绝学”关乎人类对历史的认识。鉴往才能知来，人类对当前世事的理解与判断、对未来发展的期许与憧憬，或多或少都建立在对过往的认知与反思的基础上。“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总是生活在自己的过往之中。然而逝者如斯，历史一去不复返，人类要了解历史，只能通过“历史的陈迹”。而“历史的陈迹”无外乎两种：文献与文物。文献通过文字记载历史，文物通过实物呈现历史。因此，考古与文献的发现往往成为人类重新认识历史的契机。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商、周历史的认识；简帛文书的发现加深了我们对战国、秦、汉史的了解；敦煌藏经洞的古卷，展现了色彩斑斓的中古世界；西夏文的识读，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靠近那个早已消逝于历史长河中的迷人王朝……“冷门绝学”揭开了那些古老尘封的历史，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现在和未来。
“冷门绝学”关乎人类对他者的理解。知彼才能知己，人类对自己的认知常常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建立起来的。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同文明形态的并存，显示了世界的多样性，也说明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记录这些文明，当然离不开不同形态的语言文字。要理解他者，不仅要了解他者的现状、历史，更需要对他者的文化和典籍具有深入的认识与体悟。刻在泥版、石头上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诉说着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中东地区的古老文明；写在莎草、羊皮卷上的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记录着希腊、罗马等西方王国的辉煌历史；而各种小语种，则是我们了解世界多样文化的重要工具。通过这些“冷门绝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同时，在与其他文明形态的对比中确立我们的文化价值、文化特点与文化自信。
“冷门绝学”关乎民族文化认同。“一体”含摄“多元”，“多元”呈现“一体”。我国是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正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连续的文明体。对于共同价值与文化的认同是这一共同体的重要特征。陈寅恪先生曾说，对于华夷的判断，不在血统而在文化。比如，党项民族建立的西夏政权，虽然与汉民族建立的宋朝多有战争，然而西夏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却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近代以来，通过数代学者的努力，对西夏文的解读已取得诸多进展。而通过对黑水城以及各地西夏文文献的研究，学者们发现非常多的西夏文文献译自汉文儒家经典，比如《论语》《孟子》《孝经》都有西夏文译本留存于世。同时，西夏统治者信奉佛教，甚至将整部汉文大藏经翻译成西夏文，并大量翻译了大藏经中不收的汉地僧人的著作。由此可见，对于古代民族语言这样的“冷门绝学”进行研究，必将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提供更多证据。
“冷门绝学”关乎国家安全。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是繁荣的基础。国家安全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方方面面。而文化安全与领土安全尤其与“冷门绝学”关系密切。比如研究中国、世界古代地图的古地图学，属于冷门学科，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古地图直观地标明国家的边界疆域，为现代国家确定领土归属和解决边界争端提供了历史依据。古地图所载山川地势，也为现代军事防卫提供了参考。再比如清代中后期兴起的西北史地之学，学者们通过考察历史文献、调查当地方志碑刻，撰写了大量关于西北边疆历史、地理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为西北地区的政策制定、地区发展提供了诸多可供资鉴的材料，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西北历史疆域变迁、边界划分等方面的记载，为当代确定领土归属和边界划分提供了坚实的历史证据。
虽然“冷门绝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意义，然而，随着学科的现代化与功利化，这些入门要求高、投入多产出少的学科，受关注度越来越低，长期处于学术的边缘地带。“冷门绝学”的从业者紧缺，也常为一般人所不理解。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成了生活清苦但责任重大的“为文化戍边的人”。
“为文化戍边”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通过在“冷门绝学”领域与国外学者竞争合作，捍卫中国学术的尊严、中国学界的尊严；另一方面，从比喻意义上来看，如果说学术是一个王国，那么“冷门绝学”就是这个王国的边界，“冷门绝学”的研究者就是这个学术王国的戍边人。
为文化戍边，中国学人捍卫了中国学术的尊严。例如，20世纪初，日本建筑史学者伊东忠太断言中国境内已经没有真正的唐代建筑，要看唐代建筑只能去日本的京都和奈良，甚至宣称“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正是受到日本学者的刺激，梁思成、林徽因在战乱动荡中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寻找，终于在山西找到了唐代建筑，证明了中国古代建筑的辉煌成就与独特价值。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敦煌文献的研究，有他国学者称“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却不在中国”，敦煌成了中国人的伤心史。正是这一伤心史，激发中国学者在困境中奋起，成了几代敦煌学人孜孜矻矻、迎头赶超的责任与动力。
为文化戍边，更大意义上是为人类守护文明。如果我们放弃学术上的民族主义，人类文明的共同边界正体现在这些“冷门绝学”之中。我们常常只看见那些开拓新领域的人，却往往忘记了那些守护旧边界的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这无疑为“冷门绝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也鼓舞了那些为文化戍边的人。
作者介绍
冯国栋，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古籍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
来源：转载自“群言杂志”微信公众号，原文载于《群言》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