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及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带来的结构性调整“阵痛”，伴随着各类社会问题与矛盾的积聚，这些问题在一定时期内持续显现并不断发酵。近期珠海、湖南常德等地接连发生的公共安全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如何有效应对和妥善解决社会稳定问题，成为对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一、经济转型期，社会稳定问题的典型类型及特征

在经济转型期，社会普遍面临“信心下降、信任危机和社会分裂加剧”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向整个社会蔓延，加剧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动荡。同时，经济转型还普遍引发“失业增加、贫困扩大、社会动荡以及犯罪率上升”等问题，由此带来特定类型的社会稳定问题，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经济转型期，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持续增多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数据，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呈现持续增长态势：2021年案件数量为263.1万件，涉及劳动者285.8万人；2022年增至316.2万件，涉及劳动者341.3万人；2023年进一步攀升至385万件，涉及劳动者408.2万人。经济下行压力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甚至破产倒闭，因薪酬纠纷、裁员等问题引发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持续增加，其中劳资纠纷成为主要矛盾焦点。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增多，一方面反映了经济社会矛盾的加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法治社会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职工维权方式已突破传统的举报、上访、仲裁、诉讼、堵塞交通等手段，转而借助网络自媒体等新型传播渠道，通过更快、更大规模地扩散信息，扩大社会影响以争取更多的公众舆论支持，这已成为维权抗争的重要新武器。

（二）涉众型金融犯罪高发，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和金融监管总局的持续努力下，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检察机关起诉的金融诈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人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从2021年的4.3万人降至2022年的2.9万人，2023年进一步下降至2.7万人。然而，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信息，“当前非法金融活动仍处于高发多发期，重点领域案件和风险仍居高位，滋生土壤铲除还有一个过程，降存量、控增量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在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存量风险持续暴露，持牌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呈上升趋势。信托违约、私募基金非法集资、挪用侵占投资人资金等案件频发。涉众型金融案件因其受害人数众多、波及范围广泛、涉案金额巨大等特点，加之持牌经营带来的增信误解和违法违规行为的隐蔽性与滞后性，极易诱发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三）部分人群面临工作生活挫折，个体极端事件易发

面对日益复杂多元的社会矛盾，家庭矛盾加剧、企业内卷式竞争导致的工作压力增加，以及网络媒体的不当渲染和极端思想的传播，部分人群在遭遇工作生活挫折时，压抑的负面情绪极易爆发，引发个体极端事件。统计数据显示，“犯罪人所遭受的挫折主要来自情感家庭生活、社会地位自尊心以及工作经济问题引发的挫折等为主要原因，其中工作经济原因占比最高为38%”。

个体极端事件中的肇事者往往具有报复社会心理，通过宣泄个人情绪，选择在公共场所实施犯罪以扩大影响。此类事件具有受害人群不确定、突发性强等特点，犯罪手段多采用汽车撞人、刀枪伤人、汽油纵火、爆炸等残忍方式，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其危害人数多、后果严重、传播广泛、社会影响恶劣等特征，极易引发民众不安全感和社会恐慌，加剧负面社会效应。

二、经济转型期，增进社会稳定对策的浙江实践

（一）弘扬“枫桥经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学习借鉴和本地化实践并重，丰富其内涵。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个体极端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多数和“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涉法涉诉、涉农涉土、涉众金融、房产物业”等矛盾相关，这些看似是身边小事，更是关乎个体利益的大事。“枫桥经验”立足于基层治理，着眼于源头预防，通过调解和法治等手段，构建起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大治理格局。浙江在实践过程中，先后创新推出了“浙江解纷码”、临安“共享法庭”、永康“龙山经验”、舟山“普陀模式”等本地化实践案例，不仅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更在弘扬中不断丰富“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

传承发展“枫桥经验”的核心在于推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健全社会协同机制。浙江培育出“武林大妈”“东海渔嫂”“乌镇管家”、义乌“国际老娘舅”等区域特色社会治理品牌，同时吸纳快递小哥、外卖配送员等就业群体作为社会志愿者代表，共同参与平安浙江建设，有效壮大了群防群治力量。社区街道、村两委与公检法等基层治理单位形成协作机制，深化诉源治理改革，放大诉源治理“组合拳”效应。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枫桥经验"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诉源治理的“浙江模式”不仅回答了不能成为“诉讼大国”的时代之问，也成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法治实践。

（二）坚持法制与公平底线，增进公民法律信仰

遵循“严格依法、公正司法”之精神，构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立体高质效法律监督架构。通过上线运行“检警+”APP，加强执法与司法的衔接，提升司法领域的透明化和规范化水平，让当事人和相关方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增进法律信仰。

以解决损害群体利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聚焦大事要事、破解难点痛点，是彰显公平正义的有力体现。2024年，浙江深入开展涉众型金融风险防范处置等“十大专项行动”，持续深化打击整治严重暴力、电信网络诈骗、“食药环”等违法犯罪活动。其中，对长期盘踞缅北果敢的明家犯罪集团39人依法提起公诉为代表性案例，以雷霆之势铲除电诈毒瘤，取得显著成效。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实现了“三降三升”，受理数、损失数、重大案件数同比分别下降12.2%、35.7%、51.8%；破案数、抓获数、追赃挽损数同比分别上升12.1%、17.7%、37.1%。

畅通规范立案，优化便民诉讼服务，强化普法宣传，全面提升公民法律信仰。浙江全面贯彻立案登记制度，通过建立畅通的投诉渠道、对立案问题常态化审务督察等手段，有效减少有案不立、立案错误等不规范问题，切实保障当事人诉权，引导群众运用法律手段而非暴力方式解决纠纷。依托12368司法服务热线、诉讼服务中心、移动微法院、互联网法院等“一站式”“多选择”诉讼服务，为当事人提供便捷高效的诉讼服务。同时，通过加强普法宣传，以法治思想厚植法律信仰，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不断提升公民法律信仰。

（三）依法保障民生权益，发挥群团组织有效链接沟通服务作用

面对经济转型背景下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持续增多的现状，依法保障民生权益。加强劳动保障督察员、管理员、协调员队伍建设，为企业培训劳动关系协调员等措施，提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治理能力。深化“浙江无欠薪”行动，持续推进根治欠薪专项行动，积极落实人社部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三指引，一指南”工作指引，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同时，发布实施《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服务规范》《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服务规范》和长三角区域《劳动争议联合调解和协同仲裁服务规范》等3个地方标准，为依法保障民生权益提供制度支撑。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统计，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已达8400万人。浙江工会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园数字工会”应用实现一键入会，广泛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组织，不断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通过建设劳动者服务站点，为困境人员和困难群众提供救济帮扶和人文关怀等服务，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娘家人”的作用。

衢州市创新开展了深化群团组织法律援助行动，分别在柯城区、开化县开展“扶残助残法援同行”试点；在衢江区开展“情系职工法在身边”试点；在龙游县开展“法护巾帼熠熠芳华”试点；在常山县开展“青援联盟法援护苗”试点。通过边试点边总结，以“一地创新、全市共享”为指引，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与服务功能。改善民生是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也是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的关键着力点。

（四）完善诉求表达机制，健全社会安全阀

通过完善诉求表达机制，避免剥夺感、不公正等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全面实现“有信必复、有访必接”，做到每件事有回音，每件事有着落，将领导干部带头接访制度落实到位，把释法说理贯穿始终，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群众利益诉求传递、权威辟谣等作用。浙江多地开设问政类节目，建立“捉谣记”浙江辟谣平台，直面群众呼声，让群众参与监督，推动政府工作改进，避免谣言误导群众，发挥新闻媒体暴露问题、推动问题解决、增进理解、净化网络空间的平台功能，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例如，杭州市推出的“公述民评”电视问政活动，通过市民代表与主政官员面对面的方式，聚焦“以旧换新”等民生热点问题，围绕“消费品以旧换新”“基础设施更新”“大规模设备更新”等内容展开深入评议，推动社情民意充分表达、问题及时暴露、矛盾有效化解。开门问政是民主决策机制的重要路径，是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公共问题的有效机制。

政法机关作为社会矛盾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要牢牢把握“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这一中心任务，健全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制度。加强刑满释放人员、专门矫治教育、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三无人员的回归社会安置、帮教、救助、帮扶等工作，完善服务管理体系。健全司法救济机制，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增进社会开放与包容性，不断完善社会安全阀体系。

三、应对社会稳定问题的新探索

（一）探索数字化平台构建，以科技支撑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探索数字化平台构建，运用互联网、信息化等科技手段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效能，以科技支撑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构建集网络、电话、来信、走访“四位一体”的浙江省“民呼我为”统一平台，为群众提供便捷的咨询、反映、建议渠道。搭建城乡基层智慧治理云平台，推进“大数据+基层治理”，整合城乡社会安全监控系统，围绕综治工作、监管执法、应急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提升社会治理风险识别、预警、应对的智能化水平。

以数字化引领政法系统的改革，提升效能与服务能力。通过“全域数字法院”改革为牵引，建设“法院大脑”，完善“一体化办案办公平台”，构建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驱动的司法运行架构。同时，升级“检察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和“检察+协同共治平台”功能，强化协同应用，实现“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的数字化检察体系建设目标。

创新数字赋能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新工具，坚持人防、技防、心防、物防“四防并举”。2024年，浙江在深入推进全域数字法院、数字检察、公安大脑、数字司法行政等建设方面取得新进展；成功打造雪亮工程、移动微法院、浙江解纷码、反电诈等一批实战实效的重大应用，取得积极成果；进一步完善了以综合指挥中心为核心，综合治理平台、执法监管平台、便民服务平台、综合监督平台"四平台"为支撑，基层社会治理全科网格为基础的基层治理体系。然而，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工具应用仍面临数据隐私和安全、跨部门贯通、有效开发应用等系列挑战。随着AI应用相关的“假新闻”“过滤气泡”、隐私和网络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其潜在负面效应亟待有效约束。因此，运用数字化工具既是社会治理的新助力，也是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二）探索建设未来社区、未来乡村，以文化引领和谐社会建设

在试点基础上，浙江提出全域推进未来社区建设的指导意见，从邻里、教育、健康、服务和治理等方面入手，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融合发展。通过构建未来社区文化体系，制定邻里公约，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组织开展多维度的未来社区文化活动，提升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打造居民共同精神家园。未来社区建设的核心在于数智化，根本在于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杭州良渚文化村社区构建了以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为主导、万科物业和社会组织提供有偿便民服务、村民和志愿者提供无偿公益服务的多层次服务体系。从社区商业街到剧场、图书馆、体育馆等公共服务设施，全面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良渚村民公约更为社区建设奠定了坚实发展基础。以文化导入为主线，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定期举办摄影、绘画、书法、手工展览及良渚春晚等文化艺术活动，丰富居民精神生活，提升了居民获得感和邻里情感。未来社区建设的发展壮大，逐步形成健康、良性、可持续运营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协商机制，以文化引领和谐的社会建设探索不断释放其正外部性与价值。

在乡村建设方面，总结弘扬优秀乡村文化和人文精神。健全乡村文化礼堂功能，丰富内涵建设，让礼堂不仅是麻将馆、棋牌室、茶馆等休闲场所，更是展览馆、培训课堂、健身馆等学习、健身的场所，赋予其服务乡民、文化传播等功能定位。通过展示先贤、乡贤优秀事迹，传播“和谐、法制、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感，让精神滋润村民，文化凝聚人心。开展最美乡村、最美家庭、孝顺儿媳等评比活动，使乡村文化更直观亲民、内涵更丰富、形式更多样，助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2025年，以农村文化礼堂为舞台举办的“我们的村晚”活动，首个数字形象代言人“村村”亮相，使村晚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浙江农村的新年俗。2024年，全省共举办村晚数量超过10000场，吸引大量村民和游客现场参与，线上线下参与人数突破百万，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品牌和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村晚这一扎根于群众的文化活动，让每位村民都成为主角，不仅传递祥和欢乐的氛围，增添了年味，更促进了村民间的往来，增进了彼此了解，激发了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共鸣，减少了矛盾，增添了和谐，使乡村成为百姓“身有所憩、心有所寄”的精神家园。未来社区、乡村建设的探索，增加了社会温情和共同体意识，以文化引领和谐社会建设。如何体系化、制度化建设好未来社会、乡村，尚待更多的探索与实践。

作者简介：

杜群飞，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及证券投资与上市公司治理，主持或参与多个省部级和厅局级项，主编《政治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等教材，指导学生参与竞赛获得国家二等奖、浙江省三等奖等。受聘杭州市中兴镇建设指导组专家委员，中国服装协会产业委员会专业委员。先后主导投资过国内多家大型知名企业，推动企业IPO和助力发展，担任过独立董事监事或战略顾问。

蔡云飞，杭州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来源：之江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