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路径。伴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产城快速融合，一类新的街区形态逐渐形成。这类街区不同于以生活和民生事务为主体的街区，其主要特点是“经济规模显著、产业高度集聚、人口快速流动、空间相互嵌入”。这类街区可称之为“经济型街区”。例如，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在约3.2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内，聚集了43个园区、298幢楼宇、2.4万余家入驻企业，10万余名从业人员。再如，宁波市江北区前江街道规上工业企业超100家，2023年，实现财政总收入61.3亿元（含前洋经济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2.25亿元，就业人口约4.5万人。这类街区的特殊性决定了不能惯用传统的以“生活”为核心的社区治理模式，而是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型街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和空间结构，创新社区治理。在这方面，浙江逐步形成了“经济体社区”与“生活社区” 一体两翼、双轮驱动、协同分治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例如，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的“科创社区”，宁波市江北区前江街道的“工业社区”等。

这两种社区模式虽然因产业类型不同而叫法不同，但都可以纳入经济体社区的概念范畴，其实质是通过空间重构和治权重塑，实现经济空间和生活空间协同分治，以应对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双重压力，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

一、新发展阶段下经济型街区面临的治理压力

随着经济规模的显著增长，产业、企业的高度集聚，流动人口的快速增加，经济型街区面临着社会治理和经济服务的双重压力。特别是有限的社区治理能力无法有效匹配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专业化、精准化的企业需求。一是企业类型和产业性质的多样性导致服务需求的多元化。例如，仓前街道有近两万家企业，涵盖总部企业、成长型企业，更多的是小微企业，涉及智能制造、科技研发、医疗器械等各种类型。二是企业需要的服务主要集中于政策、税收、法律、金融、融资等方面，其需求具有专业化特点。三是不同类型的产业、园区和企业需要的服务具有异质性，因此需要精准化的服务供给。但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限度。一是整体性治理能力的有限性。在传统街区体制下，各职能部门一般单线管理、 “各管一段”，无法构建一个整体性的组织机制统一对接和解决企业需求。因此，企业需要跑多次甚至需要跑多地，才能解决问题。二是专业化服务能力的有限性。传统社区主要服务于生活需求，这类需求具有基础性、公共性、普遍性特征，但企业需求却具有专业化、精准化的特点。三是精准化服务能力的有限性。受制于传统社区的人员编制、财力、资源、事权的约束，无法对不同企业需求和诉求进行精准搜集和服务。

二、经济体社区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

经济体社区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以空间重构推动治权重塑，构筑一体两翼、双轮驱动、协同分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以党建引领推动治理统合，构建共建共治、简约高效新体制。以数字赋能推动智慧服务，打造精准高效、无缝隙管理新机制。以增值服务推动理念革新，深化服务引领、主动治理新理念。

1、以空间重构推动治权重塑，构筑一体两翼、双轮驱动、协同分治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经济体社区与生活型社区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服务企业，后者主要服务居民。总体来看，浙江省的经济体社区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虚拟经济体社区，例如仓前街道的向往社区、创景社区等；一类是实体经济体社区，例如仓前街道的梦创社区、前江街道的118工业社区等。无论是虚拟社区还是实体社区都是基层政府依据产业园区、商务楼宇的集中度和地理位置对社区空间格局进行重塑的过程。例如，仓前街道将商务楼宇、工业厂区集中的区域划分为3个“经济体社区”。经济体社区的书记由属地社区的副书记兼任，下设党群建设、经济发展、综合治理、公共事务四大专员，专门处理所辖园区和企业的四类事务。与虚拟经济体社区不同的是，实体经济体社区有专职的社区书记和相对独立的事权财权及运行机制。

2、以党建引领推动治理统合，构建共建共治、简约高效新体制

党建引领组织统合，打造简约高效的协同治理机制。一是建立党建矩阵，将组织架构调整为“街道党工委-科创共同体党委-园区（楼宇）党组织”。同时，设立经济体事务委员会，统筹协调经济体相关事务。二是建立党委班子联席会议制度，由党委书记牵头，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园区党建工作，组织街道科室、属地社区及企业代表参加，针对园区、企业生产生活问题进行联合调处。

党建引领社会统合，打造共建共治的“四联”治理机制。所谓“四联”是指社区党员、企业、园区、员工之间的联结。通过四联机制，一是打造情感共同体。例如，打造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使新就业群体能够更好地融入科创社区生活。二是构建治理共同体。依托四联机制，以“1党员+1运营+1物业”的方式进行党员联楼，每周3次走访周期覆盖，最大范围发动基层力量。

3、以数字赋能推动智能链接，打造精准高效、无缝隙服务新机制

构建数字驱动的溯源网络，实现园区管理的精准高效。数字技术是经济体社区治理中的重要平台和工具。例如，仓前街道通过构建园区（楼宇）信息管理服务系统，实现对企业园区信息的全面掌握。以垃圾分类为例，一方面通过精准溯源，实现全流程监管。为楼宇园区垃圾桶安装智能芯片，利用AI监控对投放到垃圾箱的垃圾实时智能识别并形成数据，数据直接进入街道垃圾分类智能管理平台。另一方面，在数据监测的基础上，加大垃圾分类执法力度，实现问题的联动处置，形成“严管、严查、严处”的高压态势，提高园区对垃圾分类的重视程度。

构建数字驱动的服务网络，实现企业服务的共享可及。借助楼宇信息化服务系统，将园区和企业信息精准串联，全面织起一张“经济数据网”。通过数字平台实现走访打卡实时记录、上报问题随时比对、职能科室及时处理。打破原先园区各自为阵的现状以及商务楼宇垂直化的空间壁垒，实现社区服务的全覆盖、可及性、共享性。

4、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动理念革新，深化服务引领、主动治理新理念

构建“一门多窗”机制，实现企业服务综合化。“一门”即经济体社区一门受理，一站服务，“多窗”即党群亲清之窗，产业链接之窗，公共治理之窗，人才人力之窗，数字科技之窗，财务法务之窗，品牌产权之窗，人文友爱之窗，金融服务之窗。把服务送到企业，把温暖带给创业者，打通企业服务的最后一百米。

构建“六必访”和“助企直通车”机制，实现企业服务的精准化。一是建立“六必访”机制，实现新入驻企业、优质企业、有需求企业、在区外投资企业、非在册企业、风险企业必访。通过“六必访”，社区实现了主动服务零距离。二是构建“助企直通车”机制。开展“企业全生命周期培育”计划，全方位构建企业上市生态圈，形成“种子层”“青苗层”“金穗层”拟上市企业梯队，着力提高企业经营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构建“园治会”机制，实现园区治理的民主化。以园区划分管理区域，由物业、企业、员工代表及社区代表组建园区治理委员会，建立议事协商平台，实现“园事园议、园事园办、园事园管”。

构建“周三荟”机制，实现社企沟通的常态化。利用每周三中午空闲时间，定期举办大咖分享会、交友会、运动赛事、创意市集等“周三荟”系列活动，为社区注入更多活力与创意，让企业安心舒心放心。

三、浙江省建立健全经济体社区体制机制的对策建议

1、增强经济体社区组织体制的合法性

经济体社区的合法性建构应从规制、实用两个维度协同发力。一是提升规制合法性。规制合法性要求符合社会标准和法律规则。对于居民委员会问题，经济体社区可仿照居民选举探索企业用户选举制度、大物业联席会议等方式直接或间接解决缺乏居民难题。发挥经济体社区党支部的引领作用，完善经济体社区的组织架构，规范社区党组织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和职能关系，进而提升规制合法性。二是提升实用合法性。经济体社区应以“156”工作机制为核心，真正坚持企业需求导向，持续深化为辖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与企业团体构建较强的利益联接，通过需求端发力来拉动供给侧改革，真正实现经济体社区的治理效能。

2、提高经济体社区助企服务的增值化能力

一是构建经济体社区“四张清单”。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认真梳理经济体社区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基本服务清单和增值服务清单。理清经济体社区“干什么、有什么、缺什么”，分析权责差距，基本服务向增值服务升级的约束条件，为制度、政策和资源支持奠定基础。二是加强条抓块统，条权放块。应把经济体社区作为基层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牵引性抓手，充分赋予其自主权和灵活性。街道各条线权责应放尽放、能放则放，让经济体社区不仅想为、能为而且敢为。三是增强社区资源的内生能力。经济体社区可通过公益项目、企业联建、试点支持、市场外包等各种方式探索多元化的资源获取渠道。同时，经济体社区可发挥余杭人才高地优势，构建各类激励机制，吸引辖区内有才能、有资源、有意愿的志愿者等群体参与社区各项工作，夯实人才资源。四是坚持服务引领和主动性治理原则。以企业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进一步优化基本政务服务、融合增值服务，对经济体社区的服务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的变革性重塑。前移服务关口，主动感知回应需求，实现从民呼我为的回应性治理向靠前服务的主动性治理转变。为企业提供精细化、专业化、多层次的助企服务，以绩效增强经济体社区的合法性基础。五是加强数字赋能。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以街道为中心，构建一体化的社区智能服务系统或平台。推进数据互通、应用协同、交互优化，实现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服务智能精准。

3、提升经济体社区助企服务的有效性

一是加强服务宣传和调研评估。各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固定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活动，向全体在册党员、流动党员、园区企业骨干做好科创社区、经济体社区的宣传。通过与企业进行党建联建、公众号推文、社区福利活动、户外广告、创意竞赛等方式加强辖区内企业及其员工对经济体社区的认知，使其了解经济体社区的基本职能与助企服务，提高企业对经济体社区的知晓度和满意度。广泛调研和搜集辖区园区、企业、员工对经济体社区的意见建议，把企业的满意度作为改革的重要评价标准，通过第三方评估、无感监测、问卷调查等形式，检验和评估服务成效，及时反馈评估发现的问题，完善以评促改、以评促优，推动“经济体社区”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优化。二是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借助政府的公信力、影响力和权威性等对经济体社区进行推广，加强经济体社区与各条线部门以及辖区内企业的协同合作，提高各方主体对于经济体社区的认可度。三是加强专项服务培训。经济体社区可开展针对企业内部人员的意识提升和教育活动，了解经济体社区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和资源，建立便捷高效的沟通渠道和服务平台，建立常态化在线咨询、投诉反馈等服务，方便企业内部人员实时与社区进行互动，依法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4、增强经济体社区的治理激励性

一是加强目标激励,健全社区员工绩效考核机制。坚持目标导向，综合研判统一化、分层次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对于经济体社区中社工的双重身份，建立健全与属地社区的统筹衔接，增加经济体社区的考核权重和自主权；对于外包专员，与其归属公司做好统筹协商，建立健全经济体社区和经济体社区对于外包人员科学合理、分层分类的内部考核体系。二是注重经济激励，健全社区员工薪酬调节机制。在固定工资的基础上，赋予经济体社区自主确定员工绩效工资的权力。员工绩效工资与在实际工作中助企服务贡献的大小、企业主体的相关反馈挂钩。三是完善晋升激励,健全社区职工职务晋升和身份旋转机制。街道应结合社工和专员的特点和需求，为其制定有针对性的绩效考核制度。根据实际工作业绩，对于四大社工进行推优升职；对于外包专员，进行倾斜性的推优入编、推优入党等政策性激励。四是实行荣誉激励,健全增强社区员工理想信念的机制。要紧密围绕助企服务，通过党建引领，把以企业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主动作为的治理理念贯穿到整个社区工作中，建立健全在社区服务企业中“树典型、学榜样、奖优秀、思负面”的工作机制。

作者简介：陈永杰，副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基层政权与城乡社区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入选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

来源：之江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