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性符号，也是独具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多次在运河沿线考察调研。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东运河文化园并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浙东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2500多年开凿疏浚，全长239公里，其中遗产河道138公里，以大运河全长的7.5%贡献了13.6%的遗产河道，是3200公里大运河中出现问题最少、运行最稳定且唯一至今全线通航的河段。浙东运河西起杭州西兴，经绍兴东至宁波三江口，既是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也是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实现通江达海的关键一环，自古以来就是中外物质交换、人员交往、文化交流的黄金通道，更是越地文脉、浙江精神的重要载体。
彰显中华文明精神特质
从文化史角度看，越人始凿浙东运河实为大禹治水精神的延续和创新。《左传》载《虞人之箴》谓：“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夏禹治水始于冀州，终于会稽，如果说运河畅通是国家统一的标志，那么大禹治水“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则是中华民族建立王朝和形成国家的标志。
一方面，越人自称大禹之后，勾践踵武先祖治水功业，约在公元前490年开凿了长达25公里的山阴故水道。这不仅是现存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作为浙东运河的一部分，更是活态传承至今，始终保持通航功能。另一方面，秦统一中国后，始皇帝曾登会稽山亲祭大禹，北宋时祭禹列入国家祭典，清代康、乾二帝亦至禹陵亲祭。
祭禹活动作为一种传承有绪的国家行为，历代不绝。从追溯国家起源到纪念“因势利导、敬业治水”的历史功绩，大禹精神早已凝聚成为中华文明史的璀璨开篇，“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浙江精神的重要内涵”。两千多年的浙东运河营造史在越地不断续写大禹精神，时刻闪耀着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光芒。
体现中华文明创新创造精神
浙东运河连接的杭绍甬三地是古越国腹心所在，今天看来，无论在浙江还是全国，都属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较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富庶之地鱼米之乡。但据《越绝书》所载，2500年前的越国“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则迫江，东则薄海”，南有高山密林，北则饱受海侵困扰，田亩短缺，难以积聚粮食，繁殖人口，提升国力。正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古越先民“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始建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同时开凿山阴故水道。
自此，历东汉马臻修筑鉴湖，西晋贺循开西兴运河，唐代孟简修运道塘，南宋汪纲大规模疏浚河道、修筑堤塘，明代戴琥疏通浦阳江治理鉴湖水系，汤绍恩修三江闸总控水利形势等一系列水利建设，宁绍平原才真正实现人地和谐、人水共生。“白玉长堤路，乌篷小画船。有山多抱墅，无水不连天”，在清人齐召南《山阴》一诗中，宁绍平原已然成为环境适宜、美丽富庶的膏腴之地。
数千年来，正是在创造性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特别是在变革水环境实现人水共生的过程中，以运河修凿、疏浚以及相关水工设施建设为中心，浙江从上古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南蛮鴂舌”之地，最终在宋代以后成为无可争议的财赋重镇、文化高地。在不断超越自我、创新创造的精神传统指引下，浙东官民治水善政代不绝书，突出显示了励精图治、开拓创新的浙江精神，既是浙江区域文化特征的缩影，又与其他区域文化共同汇聚成中华文化的主流正脉。
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从地理分布看，正是浙东运河使大运河真正串联起海陆丝路，成为对外交往的黄金通道。唐代以降，浙东运河一直扮演着中外文明交流交往重要“窗口”的角色，经浙东运河入华的外邦僧俗使者沿河相望，他们描摹沿途见闻，叹服中华文明进步、经济繁荣。
明弘治元年（1488），朝鲜官员崔溥一行42人因海难偶然漂流至浙江沿海，他们从宁波沿浙东运河转京杭运河至北京后经陆路返国，沿途备受官民礼遇。崔溥后以汉文记录在华传奇经历，撰成《漂海录》一书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成为古代中国和朝鲜半岛睦邻友好的一段佳话。
近代以来，中国大运河作为“他者”再度为西方学者瞩目。因最早命名“丝绸之路”而闻名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于19世纪60年代自宁波沿大运河游历江南。面对彼时因战乱而衰败的江南城镇，尽管李氏的记述充斥着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但当他直面大运河这一人类文明杰作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还是有理由为他们的黄金时代，尤其是他们的哲学、建筑、书法、工业、艺术、庙宇、运河和桥梁而感到自豪的”。李希霍芬在华期间并未涉足丝绸之路腹地，而当他后来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第一卷中用“丝绸”为这条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交流互鉴通道冠名时，思绪中浮现的参照物或许正是这条沿线丝绸生产和贸易繁盛，同为中外文明沟通桥梁的中国大运河。
作者：瞿萍 浙江省绍兴市委党校讲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