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初开始，人民网、中国教育新闻网等不同媒体先后发文进行时评，再次引发了关于中小学教师减负的大讨论和大反思。4月份，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专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中小学教师减负的专项整治工作，教师减负工作进入攻坚阶段。自《通知》印发以来，地方各级政府提高站位，出台举措，压实责任，营造了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

一、矛盾与冲突：中小学教师减负的现状

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现象：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为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制定并出台了大量政策和清单。例如，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此外，教育部、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也先后出台意见、发布通知，要求精简、规范各类“进校园”教育活动，避免对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干扰。同时，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依据国家减负政策制定了相应的地方举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超过20个省份出台了教师减负清单，这些清单内容详细、目标明确、框架清晰。另一方面，一线教师的感受却是减负越减越重、工作量和强度持续增加的情况。《中国教师发展报告2022》显示，中小学教师工作强度总体水平较高，有一定比例的教师每天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并且经常被要求参加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近一半的教师自我感知工作强度大。

对立与撕裂的现实使“减轻教师负担，激发教师队伍活力”的话题成为教育乃至社会领域持续热点和焦点，并逐步演化成难点和痛点。教师作为育人阵地的主力军，承担多重角色和任务。如何在多重任务角色中合理减负对于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充分调动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激发教师队伍活力是教师减负的必答题和应答题。

二、溯源与澄清：中小学教师减负成效差的根源

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落地难、减负效果差的根源是什么？

究其根本，首先是传统意识和观念的制约与阻碍。地方教育事业处于城乡关系和政校关系的复杂网络下。各部门对学校的各种非教学类检查、事务等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甚至被视作“合理”与“传统”。减负作为一种新的举措，其实施意味着某种工作方式和模式的改变，某些具体相关利益的切割。作为既得利益者，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意识和观念必然会影响甚至抵触减负政策的实施，从而使减负工作陷入零和博弈的“怪圈”。其次，减负过程中不科学的工作方法也是重要根源。一些地方政府在教师减负工作中采取形式主义的方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虚多实少，减负工作呈现出“口号多、文件多、花样多，不深、不实、不细”的“三多三不”现象。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呈现出“过山车”式的治理方式。最终在政策执行和政策受益对象之间产生信任赤字，从而加剧了教师减负工作的难度。

再次，责任边界不清、角色边界模糊是教师负担加重，减负效果差的诱因。教师的主业是教书育人，一些地方将大量临时性、重复性的非教学任务转嫁给一线的教师，教师负担来源“口子杂”现象日益凸显，使教师处于长期、持续性的超负荷工作状态，将其原本系统的教育教学时间和精力碎片化，削弱了其专业发展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弱化了其职业情感，使教师承受着来自心理和生理的“双负担”。

最后，支持性资源不足是教师负担加重，减负效果弱化的重要诱因。中小学教师在完成“多、杂、重”的任务时需付出时间和资源成本，这些成本表面上看来简单易行，但由于教师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储备，可求助的资源又少，因此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不熟悉的事务。然而，完成的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需要反复返工。长此以往，不仅导致了“习得性无助”心态的产生，还恶化了教师们的生存环境，影响了其专业技能的可持续发展，进而降低了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三、策略与建议：中小学教师减负的行动旨归

首先，要深入探究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的根源。中小学教师负担既源于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也受制于整体教育治理体系的不完善和教育治理能力的不足。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中小学教师不得不应对各种与教学工作无直接关联的任务，如消防教育、秸秆焚烧宣传、反诈宣传、保险推销、疫苗接种等，以及不定期的检查、视察、外单位参观，大型活动和重要会议的出席等，这些占据了教师大量的工作时间，使其身心俱疲。这些社会性事务往往给教师带来了极大的负担。这种形式主义还可能会层层传导，影响学生甚至家长，进而恶化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使整个教育生态陷入恶性循环。

因此，要以清单的方式列举社会性事务进校园的正面清单，并且以刚性的条款赋予学校和教师向非清单事务说“不”的权利和勇气，从根子上铲除无关事务进校园加重教师负担的“温床”，为教师维护自身的教育教学权利撑腰，为学校建构良性的教育教学环境提供政策及法规依据。

其次，要加大教育问责机制，实施有奖有惩的工作机制。有效减轻教师负担，激发教师队伍活力的关键是依据《意见》和“减负清单”的精神、原则和内容，系统谋划、真抓实干，以生态治理、协同治理的减负理念，保障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的权利，让教师“活”起来。教师减负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事，需要行政部门拿出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刀刃向内，纠察整改，系统谋划。从实践来看，减负政策执行过程往往出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利益面前嘻嘻哈哈”等不良的施政态度，这与政策执行责任不清、违规问责力度不强相关。

因此，要加强问责机制与激励机制建设，建立教师减负政策实施的“回头看”问责制度。在减负政策实施过程中要细化量化减负指标，杜绝形式主义、摊派主义以及“过山车式”的错误做法；要强化减负工作的刚性要求，确保减负举措可实施、可操作、可检查，减负效果可视、可感、可查。

第三，要以生态治理和协同治理的理念，消除教师减负工作低效率所带来的“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激发全社会参与教师减负工作的活力。教师减负是一项系统工程、综合性工程，要取得实效，离不开全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与支持，不能仅仅依靠教育部门的“单打独斗”。因此，在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过程中需要要坚持系统化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统筹央地、政府与教育、政府与学校等多方利益；要摈弃形式主义和部门主义的思想，充分调研，厘清学校、教师职责边界，鼓励各教育主体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常态化共商、共治、共享良性循环的教师生存和发展生态；要尝试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与考试制度、升学制度、评价制度以及学生减负的政策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兼顾，确保教师减负的工作效果。

最后，要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多元方式赋能教师，增强教师的职业满意度和幸福感。要转变工作理念，相关部门要从教师的管理者向教师的服务者身份转变，以列表举例的方式出台教师减负清单，确保相关工作落地走实；要意识到教师不是“苦力工”，更不应成为“打杂工”，要围绕管得太多、干扰太多、激励不够、资源保障不足等问题，着力破解影响教师负担和工作活力的困难和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教师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增强赋能教师方式和举措的正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尝试建立“教师留白日”制度，让教师“有空有闲”地思考教育教学，建构自身的教师发展体系和成长模式，持续激发和释放教师生机和活力；要通过工作环境的美化、职称评审制度的改革、人文性关怀政策出台等综合施策，增加教师获得感和成就感，让教师眼中有光、嘴边含笑。

作者简介：

陈殿兵，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培育研究基地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杨新晓，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来源：之江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