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具有生产方式农牧并行、文化形态兼收并蓄、民族构成一体多元的特点。633年前后，松赞干布完成了西藏地方的区域统一，自此更为积极、主动地融入中华文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推动了中国疆域的最终底定。这一历程不仅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生动写照，而且体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宏伟史实。

政治上辖属关系的成型和巩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演变是一个多元的叙事，其中边疆民族地区如何纳入这一叙事之中是中国史书写的关键面向。在此叙事中，西藏地方依托自身的力量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疆土、勤劳的民众和优秀的文化。

西藏地方始终具有强大且与生俱来的东向性，无论是统一吐蕃时期迎娶文成与金城公主，占领陇右、陕西与河西走廊及安西四镇，短期占据长安，还是蒙元王朝时代阔端与藏传佛教领袖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谈、八思巴及萨迦派领袖世代被封为大元帝师，抑或明朝时期设河州与朵甘及乌思藏三卫、1578年阿勒坦汗与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的仰华寺会晤、固始汗与格鲁派联合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乃至于清代五世达赖喇嘛入京、1727年设立驻藏大臣、乾隆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等，莫不验证此倾向。上述史实不仅牢固地确立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辖属关系，而且使其深度融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支撑着中华民族悠远且无间断的文明。

经济上茶马古道的连通价值。茶马古道从经济上促进了西藏地方与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地区、辽东地区的互通有无和物资交换，大大地推进了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唐代，中原地区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进入雪域高原，被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部饮用”；宋代，四川每年有大量茶叶销往青藏高原；元代，中央政府设立27个大驿站，疏通了西藏地方与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地区、辽东地区的交通，使汉藏、蒙藏之间的经济交流更为密切；明代在河州、姚州、雅州等地设立茶马司，确立茶课制度，以掌握茶马贸易的专利权，推动区域经济的互通和交流；到了清代，“边茶贸易”愈发兴盛，其中仅就行销打箭炉的边引为例，雍正年间为93119引，嘉庆年间增至104424引。茶马古道及其经贸的扩展，丰富了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内涵。

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在茶马古道东向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与汉族、羌族、回族、土族、裕固族、苗族、彝族、纳西族、门巴族、珞巴族、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展开经济文化交流，使蒙古族、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成为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由此表明西藏地方积极融入中华民族，使其作为一个“自在”的命运共同体持续巩固。

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文化的巨大影响力。藏传佛教是西藏地方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文化形态，不但推动了雪域高原的一体化进程，而且成为元清二朝尊崇的宗教之一。

佛教传入雪域高原后，通过与苯教、汉传佛教不断融合，形成了具有独特仪轨和教义的中国式的藏传佛教。蒙古汗国与元王朝崛起后，藏传佛教愈发得到重视，忽必烈1260年继任汗位后，即封八思巴为国师。藏传佛教在元朝的这种崇高地位具有历史性意义：一方面，藏传佛教正式立足于中国政治中心，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了雪域高原的地域范围；另一方面，元朝皇帝通过崇信藏传佛教而强化西藏地方与中央之间的隶属关系。明承元制，明成祖朱棣皈依三宝，学修藏传佛教教法，强化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承继元明二朝，清朝皇帝拥有“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凸显了元明清三朝生成的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中原、东北四地之间的政治、文化互动互融关系。

清朝定鼎之后，继续大力封赐达赖喇嘛、建立班禅世系、强化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不仅达到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目的，而且逐步形成了更加稳定、高效的治藏体系。

中国疆域的最终底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互相交流、不断融合的结果。西藏地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深度融入中国历史、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推动了中国疆域的最终底定与巩固。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雪域高原治理的崭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了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部署重大决策。尤其是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在我国治藏史上第一次深刻、系统与全面地阐明了治国、治边与稳藏之间的内在逻辑，为我党今后的西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强调“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更好地实施“治边稳藏”战略指明了方向。

作者：李红阳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