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浙江要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同时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进科技创新深化，是浙江迈上新时代新征程的必然选择。要打好科技创新的组合拳，一个重要抓手就是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市场主体是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核心主体，而一流营商环境的营造则旨在为市场主体提供一个高效、稳定且有利的发展环境。

一、浙江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力科技创新的实践与经验

1、探索“六链融合”新模式，打造科技创新“新磁场”

浙江许多城市新兴产业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得益于围绕全省相关科创高地主平台，坚持“链式+集群”的产业发展新模式，对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政策链、金融链、服务链“六链融合”发展的持续探索与深化。以杭州市钱塘区为例，针对生物医药技术攻关难度大、研发周期长的特点，该区积极探索“基础研究+创新联合体+数字赋能”运行机制，构建开放高效“创新链”。钱塘区引进了包括中科院医学所在内的26个顶尖创新平台，联合了30余家单位试点组建技术创新攻关联合体，并共建“智能创新药物研究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医药新靶点发现。目前，该区研发投入年均增长20%，已有99个药物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同时，鉴于科技创新人才需求量大、稳定性要求高的特点，政府正积极探索“引育+使用+评价”“三位一体”工作机制，以构建充满活力的“人才链”。钱塘区建立了“政院企引才联合体”，在全省范围内首创生物医药人才市场化评价体系，并首推国际职业资格国内互认改革，目前已集聚14个院士团队，拥有领军型人才220余名。

2、构建“数据得地”新机制，激发科技创新“新热情”

浙江的民营经济相对发达。温州作为民营经济尤为活跃的城市，众多企业在投资扩产时面临土地需求的问题，尤其是科创型企业在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成果时，急需一个高效且公平的供地机制。鉴于此，温州迅速推出了以“数据得地”为核心的新型供地模式，实现了“不找书记亮数据、不找市长找市场”的转变。这种新型供地模式最受人赞誉的就是其公平性和透明度，整个流程完全依赖于数据的分析和决策。而要使这种模式得以稳固确立，就必须进行深入的全方位改革，打破信息孤岛。为此，温州打通各部门间的信息壁垒，通过制度为数据共享提供明确的依据和安全的保障，建立并规范数据供需对接流程和技术标准，以便自动获取企业的相关数据。同时，温州还对企业的相关数据进行量化测评，实现了“无感化得地”。这种“数据得地”的新型供地模式，真正实现了从“人为主观评价”到“数据客观评价”的升级。

3、深化科创金融改革，构建科创基金“生态圈”

科技创新型企业通常具备轻资产的特点，但同时也面临着前期投入成本较高且利润来源不稳定的问题。浙江许多城市在科创金融改革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旨在通过金融资本更好地服务科创产业。一方面，这些城市利用金融手段培育成长型的科创企业；另一方面，积极培育当地的金融生态，以形成良性循环。例如，嘉兴围绕创新链金融链的全链条各环节，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并推动科技人才为当地科技产业服务，确保金融资本能够精准对接当地科技产业需求，基本实现了金融和科技产业发展一体化，科创金融生态不断优化和科技创新活力持续提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5月，浙江启动了“415X”先进制造业专项基金群，其中嘉兴承接了高端装备基金和科创母基金，总规模高达100亿元。通过产业基金支持当地科技创新发展的做法已经成为嘉兴的一张“金名片”。截至2022年，嘉兴已经设立了近80只产业基金，总规模达到550亿元，通过杠杠效应累计撬动了将近2000亿元的社会资本。相关数据显示，这些产业基金为137家当地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了服务，其中有18家“专精特新”企业通过产业基金孵化成功。

4、打造“企业之家”新平台，提供科技创新“新服务”

营商环境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也是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浙江各地始终坚守“视企业家为家人、把企业事当家事”的理念，针对办事多头跑、政策兑付慢、诉求难解决、服务不精准等堵点难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以加快实现企业“只进一扇门、办成所有事”的目标。比以杭州市临平区为例，其服务中心全面梳理了涉企审批、投资项目、惠企政策等服务事项，将23个部门的1240项事项集中进驻，并增设了人才、政策、破难三个专窗，成功落地了23个“企业一件事”服务。此外，临平区还整合组建了一支76人的企服专员队伍，并配套了“1+3+8+N”联动服务机制，以提升服务的整体性和协同性。通过数据集成，临平区成功对接了省IRS系统的83个数据接口，汇集了社保、市场监管、知识产权、财务税收等领域共计4.9亿条的政务数据，形成了企业主题库、惠企政策库、行业产业数据库等12类数据资源库，从而构建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产业数据底座。同时，围绕智能制造产业，临平区联动服务型制造业研究院等专业机构，聚焦数字化转型、质量创新、知识产权等八大专业领域，组建了12支管家团队，并链接了500余名专家，通过企业找管家、管家组专家的形式，为企业提供一对一智囊团服务。针对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临平区还建立了工程服务商联盟，创新实施了“改前诊断、改中服务、改后评价”的服务模式。

二、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力科技创新的政策建议

浙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创新紧密相连。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浙江始终致力于营商环境改革优化，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向创新要质量，向创新要空间，向创新要未来，实现了经济发展、产业提升、生态转变、社会和谐，更推动了产业与生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浙江各地的发展案例中可以看到，抓科技创新必须敢想敢试、敢作敢为。浙江资源禀赋有限，但浙江人身上流淌着敢想、敢闯、敢试的血液，骨子里有一种科技创新的基因，始终把创新驱动发展摆在突出位置，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闯出了一片创新驱动的新天地。特别是浙江企业家敢于追梦，不小富即安，走出大山、跨出国门，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勇当国际市场的“弄潮儿”。同时，科技创新的成功还需要政企之间的紧密合作与良性循环。浙江始终突出企业在创新驱动中的主体地位，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原则，实现政企联动，共同推动创新。对企业而言，创新驱动是其生命线，需要转变观念、加大投入、引进人才，全面推进技术、品牌、营销方式、销售模式等各方面的创新。而政府则需要始终坚持以创新驱动为核心，以企业为主体，搭建平台、营造氛围、提供强有力支持，统筹推进科技、经济、政府管理体制的综合改革，以更好地服务于创新发展。这种政企合力、各司其职的模式，产生了“1+1>2”的协同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旨在促进营商环境优化，助力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

第一，强化集成思维，打好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坚持以系统方法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努力使营商环境各项政策措施形成叠加效应、传导效应、乘数效应。一是改革思路集成。对标世界银行以及国家营商环境评价新标准，系统梳理营商环境长板清单、短板弱项清单、首创举措清单，谋深谋细营商环境“一揽子”改革方案。二是改革举措集成。探索创新“工业上楼”、工业用地有机更新、低效用地集中连片治理、集中倒逼清退等全域工业治理模式，利用有限土地创造更大价值经济效益。把握国家出台超常规举措扩大有效投资的窗口机遇，积极向上争取土地、排污、能耗等要素支持，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优先保障制造业重大项目需求。科学规划城市长远布局，规范土地性质，减少企业重复搬迁。三是改革资源集成。通过整合政府服务资源，创新服务机制，培育引进会计、律师、咨询等中介机构，为企业提供项目申报、金融服务、人才服务、咨询服务、社会化服务等“一站式”服务。

第二，强化数字思维，打造优化政务环境“新引擎”。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依托数字化新技术、新手段、新方法，持续强化数字赋能，全面推动政务环境提质增效，让企业办事像网购一样便捷。一是持续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监管”，以深化推进“一件事”改革为抓手，创新营商环境在线服务，推动形成一批技术先进、部门协同、企业满意的创新应用，让企业真正实现“办事不出门、服务送上门”。二是持续深化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打破“信息孤岛”等老大难问题，推进数据多跨场景融合和充分利用，加快形成数智化的营商环境新模式。三是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无感监测”，在城市行政服务大厅服务窗口嵌入监测接口，对监测结果开展预警触发调查整改，倒逼职能部门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同时发挥好营商环境综合评价引领和督促作用，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以评促优。

第三，强化协同思维，弹好优化人才环境“协奏曲”。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协同发力。一是优质服务协同供给，增加人才吸引力。坚持以产定人、以人定服的原则，因地制宜完善涉及教育、医疗、人才公寓等服务人才的一揽子公共服务配套建设，探索制定人才落地即享受等同于落户政策。结合城市重点产业需要，调整科技型、技能型人才政策适用范围和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综合运用信用增值贷、专精特新贷、银保、银担等多种担保方式和创新产品，对不同需求痛点的科技企业开展金融服务。二是高效法治协同护航。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统筹推进科学立法和政法公共服务等方面工作，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设立企业家决策咨询委员会，推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三是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积极发挥工商联、商会、行业协会等桥梁纽带作用，建立完善人大、政协常态化监督机制以及营商环境观察员制度，畅通政企联系沟通渠道。并举办各种主题活动，营造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浓厚氛围。

最后，强化闭环思维，压实优化营商环境“责任链”。坚持全流程闭环管理，建立全链条工作推进体系，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一是构建“审管执信”管理闭环。聚焦“放得开”“管得住”“服得好”，持续推进行政审批“最简”改革，统筹行政许可、监管、执法、信用管理部门等职责，探索构建审批到监管、监管到执法，信用全程辅助的闭环管理新模式。二是构建涉企政策落地闭环。针对惠企政策“知晓难、兑现慢、材料繁”问题，实行上门宣传解读、预兑直兑快兑、精准直达快享，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三是构建涉企问题处置闭环。健全完善企业诉求收集、交办、办理、督查、反馈、评价的全链条服务机制，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作者简介：

宋潞平，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中共绍兴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长期跟踪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二十余篇研究报告获得市委主要领导和市政府领导批示肯定。主持过二十多项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等主题的横向、纵向课题。

来源：之江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