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基本要义和精神实质，“之江策”理论传播平台开设“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栏，刊登广大社科学者研究成果。今日推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三重逻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这一论断牵住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突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关键变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此要抓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关键变量，带动其他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到2023年，我国经济总量已连续15年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达到了89358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然而，必须深刻认识到，尽管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仍然是我们继续发展的历史坐标，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依然是我们继续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基点。从内部看，我国仍面临一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从外部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总体上仍然处于中等，特别是在人均水平上，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仍然是当前的中心工作。这也就决定了要率先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调整和完善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具体环节，使其更好地发挥对经济基础的保护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理论逻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它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这就从理论角度阐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必要性。马克思指出，“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根据这一规律，就要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实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当前，致力于完善生产关系的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中发挥“先行”作用。

同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先进的上层建筑能够摧毁旧的经济基础，促使形成和巩固新的经济基础，而落后的上层建筑则会维护旧的经济基础，阻碍新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会积极为它的经济基础服务，或促进或阻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各种创新性改革举措，逐步消除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难题，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具体环节，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即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现。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历史逻辑

回顾过去40余年的改革历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早期形式——“包产到户”的兴起，到乡镇企业在农村地区的迅速崛起；从承包企业经营权的探索实践，到现代企业的逐步成型，这些都属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我国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率先拉开序幕的，并且经济领域也取得了最为显著的改革成就。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正是我国“两大奇迹”之一。

从改革的具体历程来看，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新中国成立不久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经历了逐步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最终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方式也由原先高度集中的计划分配，转变为市场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进一步转变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升，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我国从单一公有制，发展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从“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中，发展出了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公有制形式，以及以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为主要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还有当前正在蓬勃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极大地解放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参与世界市场方面，我国从独立自主的国内大循环为主，逐步转变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模式。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努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双向促进。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离不开主动参与世界市场的改革开放战略，这一战略不仅有力地解放和发展了自身的社会生产力，还实现了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实践逻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全文共60条，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条目占比超过一半，这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对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的重视。从实践路径出发，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关键在于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妥善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并准确把握重大理论创新。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通常情况下，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要高于计划分配，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制度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解决政府市场关系中存在的政府缺位、越位以及市场发育不充分等问题，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让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精准施策。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需要营造一个更加公平、更具活力的市场环境。在资源分配效率上，应追求帕累托最优；在资源使用效益上，要实现最大化利用。既要确保市场“放得活”，又要做到政府“管得住”，从而更好地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处理好多种所有制经济间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旨在解放社会生产力，对传统经济体制中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进行改革，其实质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合理的环节进行调整和完善。其中，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发展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原则，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改革，巩固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提升其竞争力。要增强国企国资的核心功能，打造核心竞争力，使之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另一方面，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发展机遇，以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信心，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壮大。

处理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关系。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有机结合，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既是应对时局的必要举措，更是深远的战略选择。为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创造有利条件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推出切实有效的稳就业、提收入举措，降低政策和群众体感之间的“温差”。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的投资信心，以可预期政策稳定资本耐心，不断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要更好推进国际大循环。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对外开放的形式应从具体的商品流通环节向更高级的制度方面转变，加快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从而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释放新的开放红利。

把握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创新。全会通过的《决定》，不仅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延续与深化，更是开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章。《决定》提出的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中，有不少是基于实践需要和试点探索而新提出的，这些举措不仅对经济建设具有深远影响，对其他各个领域的发展实践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决定》特别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维。一方面，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核心任务，另一方面，则需通过改革举措，剔除那些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环节和因素，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这也是从微观角度落实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此外，《决定》中提出的“建立国有企业履行战略使命评价制度”“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等改革举措，均富有创新性，是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需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

作者简介：

刘航，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等。

赵国青，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杭州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党建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创新理论、基层党建等。

来源：之江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