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刘慈欣作品的广获好评，中国科幻正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而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刘慈欣本人在其“三体”系列的创作时期就曾谦逊地称，自己所有作品都是对英国作家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1917-2008）“拙劣的模仿”。这种夸张的致敬方式并不新奇，毕竟对于类型文学而言，“意义产生的一个重要语境是体裁本身，而体裁依赖于互文性”。问题是，阿瑟•克拉克所遵循的“科幻小说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Science Fiction）风格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受到科幻“新浪潮”（New Wave）运动的猛烈批判，他的作品又何以能在大洋彼岸获得新一代作家的如此推崇？站在一种批评的视野，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简单概括：克拉克的科幻创作有意无意地体现了对科幻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以“西方中心论”为背景的意识形态的解构。这种解构视角的一条鲜明脉络即呈现为他围绕“沉默巨物”（Big Dumb Objects）意象所进行的美学演绎。
“沉默巨物”概念最早由罗兹·卡维尼（Roz Kaveney）在1980年提出，专指科幻小说中的巨型人工天体。编辑彼得·尼科尔斯（Peter Nicholls）在90年代将其收入《科幻百科全书》，将之概述为“科幻小说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即人类在太空或其他星球上发现的巨大的神秘物体。它们通常由神秘的现已消失的外星智慧巨人建造。人类只能猜测它们的用途和目的。面对这样的人工制品会改变或扰乱人类的心理模式，使人类接近于实现概念突破，进入更加超然的意识状态。”随着将其出现追溯到更早期作品，这个概念得到了普遍接受，其内涵在批评中不断扩展。对克拉克而言，这一意象早在其创作初期就已出现，以各种变形构建起多个经典情节。正是以对这一意象的思考为线索，克拉克展现了对“科幻西方”进行解构的可能。
一、悬停的飞船：神学思考的复归
悬停在人类城市上空的外星飞船是克拉克对“沉默巨物”的最早描绘。短篇《守护天使》（Guardian Angel，1950）围绕“天外来客”（Extraterrestrials）和“第一次接触”（First Contact）两个经典情节展开，在主角目睹外星智慧长着恶魔的尾巴时戛然而止。这种上帝行为与魔鬼形象结合所造成的颠覆，打破了同一时期科幻作品中对褒贬分明的寓言的偏好，其内涵也由此变得含混与暧昧。其中的关键在于，当“沉默”意味融入滥俗的天外来客情节，克拉克的悬停飞船同时拒绝了“武力威胁”与“公正审判”两个角色。这种意指上的回撤，使其不再向世界作出最终审判的承诺，而唯一能够肯定的只有通过它的降临，所有人都能“抬起头来发现人类不再孤独”。由此，飞船不再只悬停于各大城市所代表的文明上空，而是悬停在了每个人的心灵上方。神学象征以其不可穷尽的意味，对声称具有明确答案的科学预言做出了抵抗。与此同时，神学意涵的引入并不意味着向宗教的复归。克拉克通过对技术形象与神学意蕴的重新杂糅，提醒世人必须为某种超验的可能保留位置，即便它的意味是不确定的。
二、文明的遗迹：例外论的破灭
《与罗摩相会》（Rendezvous with Rama，1973）中的 “罗摩”（Rama），是克拉克最经典的“沉默巨物”。故事围绕对人类探索欲无动于衷的不明飞行物展开，重点刻画人类试图将自身逻辑投射其上却屡屡受挫的过程。其中重点展开的一个构想是它作为文明遗迹的可能性。此处的宇宙文明史图景，接近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中对世界历史做的动态阐释。当宏大视角下的文明消逝不再是需要解释的异常现象，文明例外论的破灭使得任何意识形态所自称的优越都暴露出其脆弱与虚妄。克拉克通过展现宇宙尺度的无情，反驳了西方意识形态必胜的神话，彻底消解了“科幻西方”的狂妄自信。另一方面，他对文明永续的否定也并不导向虚无。“罗摩”作为文明的纪念碑，以崇高姿态彰显其独特价值，坦然地面对历史沉浮。当人类与文明史上的前辈邂逅，在与“沉默巨物”的无言照面中，我们同时看到自己必然的渺小与可能的伟大。这种伟大不以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为主导，而是在文明的丰富和生命的崇高中获得彰显。
三、太空电梯：技术时代的浪漫主张
“太空电梯”（Space Elevator）构想，是克拉克对“沉默巨物”意象的第三种具象描绘。除了集中于《天堂的喷泉》（The Fountains of Paradise，1979）和《遥远的地球之歌》（The Songs of Distant Earth，1986）的描写，对人类必须也终将向群星迈进的坚持，是贯穿克拉克毕生的信念。除了受到黄金时代 “硬科幻”主张的影响，克拉克的这一执念更充斥着浪漫主义情怀。对物与自然的高超掌控，显示出对“技术进化”（Technological Evolution）和“人类神化”（Mankind's Apotheosis）的信仰。然而，以与护教学家C.S.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的通信争执为代表，这种技术浪漫主义理想显然并不为所有思想者苟同。尽管 “太空电梯”承托着人类通往无边宇宙，是向外开放和向上延展的，因而也是背离自我中心的，意味着从立足之地出发积极迎向一切可能。但无可否认，在讽刺了宗教和意识形态对终极价值的争夺之后，克拉克对技术的忠诚终究也只是盲目乐观主义的。当他选择以格外的道德宽容与优先期待看待技术时，一线之隔的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将极可能诱使科幻创作重新落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在西方科幻发展最蓬勃的年代，克拉克对“科幻西方”的批判是未完成的尝试，也是待后人延续的可能。他提醒我们，只有在跨文化路径中自觉地考量文化差异性的价值、探究新的叙事逻辑、培养独立的审美意识，才能保持科幻文化的生命力。
作者介绍：徐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美学与批评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方面的研究。盛政经，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为方便阅读，以上内容为作者主要观点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