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在推动新经济与新产业的迅猛发展。同时，涵盖知识劳动、创意劳动、创业劳动、数字劳动、平台劳动、玩工劳动等的新劳动也涌现出来。近年来围绕新劳动的研究，蔚为大观，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继续深化对新劳动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不仅应丰富对不同形态劳动的具体研究，而且应探索新劳动背后的理论议题。那么，新劳动具有怎样的特质？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目前来看，新质生产力推动下的新产业、新经济、新业态所显现出的核心特征是破壁性与联结性，这也是新劳动的核心特质。“破壁”原是细胞生物学的概念，指利用物理、化学等方式，使细胞壁或细胞膜破裂，将细胞内部丰富的功能性物质释放出来。之后，该概念被用来说明破除各系统、领域之间的界限，以使封闭系统内部的资源、要素向外部释放出来的状况。联结性则源于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的“联结主义”思想，即人与机器具有共通性，世间万物可以互联互通等。在数智时代，各种要素被从以往的系统中释放出来，并与其他系统中的要素，在不同的逻辑下相互激活、联结，形成令人目不暇接的物质、半物质与非物质产品。文章从劳动方式、劳动时空、劳动组织与制度这三个方面对新劳动的破壁性与联结性进行了讨论。

一、劳动方式的破壁与联结

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是人类施展自身生命能力的活动。人类对劳动的参与需要全面动用自身的身体机能：肢体活动是由小脑控制的；情感活动与右脑的下丘脑、杏仁核、海马体息息相关；逻辑思维则主要依赖于左脑。人类脑皮层神经网络中的突触加快了各类信息的传导，使上述功能快速结合，以胜任各种挑战。虽然学者在分析中倾向于将劳心与劳力分开，但作为生命活动的人类劳动原本是总体的。

曾经的农业劳动就是这样。在生计模式下，农民需要同时发挥其体力、认知、情感的能力来应对复杂的农事。但在工业时代，劳动走向了相反方向：其一，在“技术专业化”的趋势下，劳动者的生命能力被横向拆分开了。“总体工人”畸形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即“局部工人”。其二，在“概念与执行分离”下，工人仅需要按照机械设定运用人的特定器官的最简单官能，异化为机器的“活的附属物”。

这种情况在数智时代又发生了变化。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链全面更新和升级，各种爆点吸引了海量的消费与资本流量，人们对新经济、新产业的参与和期许催生出巨大的金融红利。技术涌现效应、资本流量效应、消费羊群效应等带来了价值扩张。价值不仅依赖于生产效率的提升，更依赖于新创意的出现和新需求的爆发。这场价值的革命推动了劳动方式的破壁与联结。

一般而言，体力劳动是劳动者以运动系统、肢体为主要运用器官的劳动；情感劳动是指通过发挥自身的情感来展现某种情绪的劳动方式；认知劳动指人们策略性地施展、调用或抽取各种认知能力以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方式。但在新劳动的实践中，三种劳动形态被破壁了，体力、情感、认知被还原为三种劳动要素，根据不同产品特质与生产需要，在不同的逻辑下联结在一起。这时，新劳动要求的并不仅是指挥身体活动的小脑和调动思维的大脑，更是数量丰富的脑神经元，以及因为运转更加迅速、继而闪闪发光的“脑神经突触”——后者才使各类官能联结在一起，是激情与创造力的来源。

新劳动要求人们在专业化基础上向总体劳动进行高位复归，但这对习惯从事局部工作的劳动群体而言极困难。劳动者在逃离“异化”的陷阱后，却被吸入多重事务叠加的“内卷”漩涡中。新劳动者在各自领域进行着艰难的摸索和尝试，体会到了劳力、操心、伤神的“累”。

二、劳动时空的破壁与联结

生产劳动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受到时空规则的限制，劳动继而具有特定的时空属性。在农业生产中，农民绝对服从于“自然时间”的号令，根据不同节气、农忙还是农闲，对时间进行安排。在工业生产中，管理者依据理性化原则对劳动时间进行改造：一方面，原本整合在一起的劳动与生活时空被有界限的“工作日”和进行集中化生产的”工厂”拆开了。另一方面，劳动时空被精细地切割成适合工业生产过程的片段。现代工业中的时间研究、动作研究、计时器、工时定额、小时工资、流水线转速等便是时间管理的核心体现。工业生产的时空变得强硬而僵化。

随着新技术、新工作领域、新劳动方式出现，劳动者的生活时空与工作时空的边界被破除了，虚拟时空与真实时空的边界被破除了，本地时空与全球时空的边界被破除了，当下时空与未来时空的边界也被破除了。

新劳动时空破壁虽能使劳动者重新掌控自身的工作节律，但在具体实践中却使更多人面对前所未有的焦虑与过劳。这是因为其劳动的时空状态被下面两种机制重塑了：第一，时空交错机制，即不同个体的各种活动、全球不同时区、国内不同地区、本地不同任务的时空全都交错、重叠、缠绕在一起，每个人的时空状态都受到他人时空状态的影响，这还带来了时空袭扰的问题。第二，时空侵占，即在多任务制与倒计时等管理控制策略下，虚拟侵占真实、工作侵占生活、远方侵占附近、未来侵占当下屡见不鲜。

三、劳动组织与制度的破壁与重构

与工业劳动的组织与制度相比，新劳动组织与制度的破壁与联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人们的生产劳动不再仅由自上而下的规章制度所安排，劳动者被赋予了更多工作自主性。与劳动相关的各类制度变得更富弹性、开放性和交互性。传统工业企业常使用的以科层制为核心的工资制度、绩效制度、劳动纪律等发生了变化。

第二，环境、氛围、心态、情绪、体验、认知等非制度因素在劳动生产中的重要性愈发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心理技术正在取代生物权力——而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环境、氛围打造所实现的——成为推动劳动者积极工作的主要方式。

第三，劳动者与雇主的身份关系愈发模糊，企业与市场的边界亦被打破。劳动者变得自我资本化，企业则追求持续创业化。劳动者与企业管理者的行动逻辑相互效仿、愈发相像，双方的关系也呈现出更为复杂、纠缠的面向。

当然，理性化、科层制、等级制仍然重要， AI算法明显强化了政府管理和劳动过程中的科层控制与权力效应。如何使激情与理性有机融合在一起，同时有利于创新生产、劳动福祉和社会发展，需要非常大的社会支持，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对各种歧视的破除，以及教育领域、社会治理领域、劳动法律法规等全方面的升级革新。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新劳动背后存在着艰巨的社会发展挑战。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沿着尊重既定社会框架、根据本国资源状态进行发展的“自然模式”进行的，这不同于美国强调突破本国资源限制，借助军事、金融等力量实现价值扩张的“非自然模式”。自然模式的挑战在于，当生产规模发展超过本国资源、制度、社会的承载度后，经济体就会进入竞争极其激烈，而利润率却持续下降的“内卷化”状态。新劳动的破壁性与联结性特征既有可能突破资源、资金的约束，也有可能强化劳动内卷，出现劳动者筋疲力尽，但生产率却处于有增长、无发展的停滞状态。走出内卷困局，我们需要通过对内构建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对外继续开放、联结各类资源。

作者介绍：贾文娟，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上海市“晨光学者”“曙光学者”“青年东方学者”。对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历史实践、数智时代的劳动变迁与社会发展等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在《社会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选择性放任：车间政治与国有企业劳动治理逻辑的形成》《二元劳动体制与中国国企转型升级的实践路径》，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等多个项目。

原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为方便阅读，本文在保留主要观点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删减，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