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西方社会学发展历程的理解和中国社会学特点的思考，本文提出，社会学在研究议题方面，应该侧重对主体领域的研究。主体领域就是对社会能够产生总体性影响的领域。在当代社会体系中，政府、企业、金融、法律是典型的主体领域，对经济发展、公共治理、社会生活多维度产生影响。对这些领域的研究，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总体性理解。
一、作为视角的社会学与当代学科分类
以社会作为视角，是社会学的一种界定方式。以社会为视角，是将社会作为本源性的解释因素，去理解法律、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特征。作为视角的社会学在当代学科定位中的意义越来越凸显。近年来，“视角转向”是社会科学畛域划分的一个明显趋势。“视角转向”，是指社会科学转向为以视角差异区分不同的学科类别。在“视角转向”下，不同的学科在研究领域方面越来越具有交叉、趋同的特征。领域的通用化在社会科学中已经越来越明显，比如，健康、养老、环境、社会福利等议题是各个学科都在关注的焦点。“视角转向”是一种大趋势，带来了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重构，学科的融合与竞争凸显。这给社会学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其他学科对“社会”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视角转向”也为社会学提供了新的机遇。社会学从诞生时就不局限于研究“社会”，而是以社会的视角看待现代性诸维度。这样的学科传统恰恰契合了今天的社会科学新趋向，可以发挥视角优势，广泛研究当代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的问题。
二、主体领域研究与学科传统
发挥社会视角，研究主体领域，具有长远的学科传统。在古典社会学的思想中，社会学是对现代社会总体性的理解，而没有狭义上的领域之分。对社会学具有开创意义的孔德、涂尔干、韦伯、齐美尔等思想家所开展的研究，主体领域研究都占据他们理论体系的核心。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学科视野窄化，失去对主体领域的研究能力，沦为了所谓的“剩余学科”，这导致了学科合法性危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的学科互动明显增加，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都在议题关注和理论分析上有新的突破，嵌入性理论、弱关系理论、新制度主义等理论视角在整个社会科学中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重新展现了社会学视角的价值。只有理解主体性领域，才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的总体逻辑，并葆有学科的生命力。
三、中国社会学的主体领域研究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学恢复重建，在四十年的学科发展过程中，社会学议题演变的总体特点是从以社会性议题为中心转向了多元议题，形成了社会与主体领域互动的议题结构。以社会性议题为中心，是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学科议题的核心是发现和解释社会。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从以社会性议题为中心转变为多元议题。所谓多元议题，是指不仅研究狭义的“社会”，而是对政府、企业、法律、金融等多领域开展研究，并且注重探讨诸领域之间的关联。
在欧美的社会学中，狭义的“社会”是学科议题的中心，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是社会学的议题主导。相比而言，当前的中国社会学更具有总体性视野，不仅关注“社会”，也研究政府、经济、法律等议题。并且，社会学视野的总体性不仅体现于研究议题的多元，而且注重探讨议题之间的关联，形成一种对社会运行逻辑的整体性理解。这种研究风格来源于中国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理解。
四、主体领域研究的当代意义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转型与发展加快，需要通过主体领域的研究保持社会学的学术分析和政策研究能力。第一，主体领域的研究能保持学科对当代社会的解释能力。社会学要葆有对社会的解释力，应该聚焦于主体领域形塑的现代性结构，理解宏观体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由此才能在学术分析和政策研究层面体现学科生命力。第二，主体领域研究促进理论、方法的推进。主体领域是社会科学的公共研究议题，对主体领域的研究成为不同学科视野比较的场域。这种比较效应激励了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推进，对学术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理论层面，对主体领域的研究促进了理论体系演进。对政府、企业、法律、金融等主体领域的研究，带来理论视野和分析框架的推进。在方法的演进中，主体领域的数据维度多样、结构复杂且总量庞大，需要有好的量化分析技术来处理。同时，主体研究是有难度的个案，这对质性研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促成质性方法的规范性、稳健性的提升。因此，无论是量化还是质性都受到了主体领域研究的影响，议题有难度，方法才有进步。
五、余论：主体领域研究中的学科价值
社会学的兴起是来自于“现代性之谜”，而主体领域的不断扩张是现代性演进的核心特征。因此，社会学对现代性的解释能力，基础在于对主体领域的研究能力。相比于西方，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更需要将主体领域纳入学术议题。中国的社会诸领域不是分立，而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政商关系、政社关系、社企关系等一直是社会科学的主要议题。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必然不是局限于一个狭义的“社会”领域，而是在总体性的视野中具有对政府、企业、法律、金融等领域的理解能力。
社会学一直有关怀底层群体的价值理想，要理解和关怀底层群体，只在底层做研究是不足的，要理解他们，要行动关怀，就需要认识到政府、企业、金融等主体因素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在此意义上，对主体领域的研究，既是对学科理论传统的回归，也是对学科价值关怀的传承。
作者简介：陈家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研究领域为基层治理、社区发展。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多样的现代化：一个苏南村庄的集体主义史（1950-2017）》。长期从事质性研究，对基层政府运行、公共政策执行、村社区发展等领域有长期的观察。获得过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荣誉。
原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为方便阅读，本文在保留主要观点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删减，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