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学自1978年恢复重建以来，其学科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社会新情况和新问题，社会学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为深入理解社会变迁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然而，从方法和方法论层面对社会学及社会学研究的研讨，却相对偏少。事实上，和理论自觉相似，方法自觉也是中国社会学的基本传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果不加强方法自觉，有可能会限制中国社会学的新发展。最近，读到几篇同仁的文章，不仅解开了笔者多年思索的困惑，也引发了些许进一步的思考。

陈心想（2024）从科学性与人文性角度出发，尝试分析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通过对我国社会学可能的“特色”来源与“特色”自觉意识进行分析，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要扎根在自己的社会历史土壤，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下的“人文性”共同发挥作用，发展出中国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俱强且和谐一体的社会学。其实，科学性和人文性之间的张力是社会科学共同面对的事实，当然社会学尤为明显。结合笔者的观察，中国的社会学正在经历一场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大“辩论”，与当年社会学“美国化”的遭遇似曾相识。陈心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如何处理好学科二重性，具有启发性。然而，作为社会学人，如何实现自觉，做出好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讨论的空间还很大。在方法论层面，我们可能急切需要处理好特殊观察与一般知识生产、历史思维与实践逻辑、描述分析与因果推断等若干对关系。如果说中国是特殊的，那么社会学人如何实现特殊观察与一般知识之间的连结？如果说历史像空气一样笼罩着社会，那么现实社会的秩序和运行何以关照历史？如果说因果推断是社会科学的圣杯，那么如何处理描述分析转向（descriptive turn）与社会学知识生产的自我悬置？关于最后一点，笔者注意到有同仁（范晓光，2024）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做了精彩的讨论。

陈家建（2024）则试图要为“社会学到底要研究什么议题”探寻答案。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学要重新进入主体领域，要不囿于底层路线，这种对社会事实的总体理解是学科价值的重要传承。笔者认为，社会学要重新进入主体领域，可能会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社会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并曾以为其他学科输出语法为己任。在学科发展的早期，社会学的表现不俗，但是上世纪中叶以来因为种种原因开始不断边缘化，甚至一度被称为“剩余学科”。今天，社会学要重返主体领域，我们准备好了吗？如果我们的方法工具箱仍然停留在工业时代的抽样调查、个案访谈等，对计算社会科学的浪潮隔岸观火，笔者以为重返的难度不会太小。另一方面，社会学的人才培养仍然处于学科内循环主导的“自产自销”阶段。今天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学科生态位体系。在学术锦标赛中，如果我们开展与经济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相似的研究议题，彼此的竞争就从科学空间转向社会空间，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我们训练的博士生能够进入其他学科，不得不说是一种重返主体领域的捷径。正如周飞舟（2023）所提出的，“从实求知”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使命。

最后，笔者想说，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研讨，理应成为每位学人的方法自觉。当我们回看社会学在美国的发展，从1892年世界上第一个独立社会学系建立，到1994年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获得了“科学”的荣誉，经历了百年的波折。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性和人文性之间的刀光剑影，对学科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许，对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探讨，很难达成统一的共识，但讨论本身就是迈向共识的重要一步。

吕鹏，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本文是对《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两篇文章的评论，这两篇文章分别是陈心想教授的《社会学的二重性与中国特色社会学》和陈家建教授的《主体领域与学科传统：对社会学研究议题的思考》。评论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社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