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永康被誉为中国“五金之都”，千年古城芝英则是永康五金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承中心，其历史传承之悠久、人文内涵之丰厚、地域特色之鲜明，可以说是江南传统手工业文化的典范。

历史源起与传承发展。芝英地区的五金文化由来已久。相传黄帝曾派兵驻扎于古芝英一带的石城山，并召集工匠打制兵器，由此奠定当地“五金之根”，这当然属于地方社会的文化演绎。从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古芝英五金制造业的兴起始于东晋南朝时期，是南北手工技艺文化互相融合的结果。

东晋初，出身汝南大族的应詹随晋室南下，以功封观阳县侯，累迁平南将军、江州刺史。面对“神州未夷，四方多难”的乱世，应詹率族人和部曲辗转各地，最后定居于东阳郡永康县境内的古芝英地区，由此掀起古芝英地域开发的热潮。汝南应氏素有善冶炼、工铸造的传统，南迁后，秉承家族传统，积极开展五金铸造和贸易活动，古芝英很快成为江南著名的五金制造业中心和五金器具交易中心。因制作技艺精湛，“远近富户商贾官员慕名而来”，由是“门庭若市，富甲一方”。梁、陈之际，缙州刺史留异在芝英地区修筑州城，在外城设置专门区域，征召应氏家族的匠坊制作兵器。

唐宋时期，芝英地区的五金制造业持续发展。北宋初，翰林院侍讲王敬在所撰《应氏宗谱序》中赞叹地说，芝英地区“市墟铜铁匠器殷盛，聚天下之货，奇巧百色物件致于民”。至明清及近代，芝英五金业更是空前兴盛，其突出表现：一是从业者繁多，经营群体庞大。他们或在本地开店设坊，或游走外乡行担经营，构建起辐射江南的产业活动体系。二是门类众多，分工精细，形成专业化、系列化的行业体系。整个五金制造业衍化出一百多种专业门类，每个门类均有系列产品制作。三是制作技艺精湛，名匠巧工迭出。如明清时期以应礼宗、应文德等人为代表的芝英五金匠人，以高超的专业技艺享誉一时。他们有的受官方征召，主持官营作坊制作；有的为同行敬重，领导同业行会。

人文内涵与文化特色。五金业不仅是芝英颇具特色的传统产业，也是其古城文化具有标志意义的组成部分，融入当地民众的社会生活之中。

家族性是芝英五金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一方面，以家族为单元，或设坊开店，或行担营销，形成分工合作的行业经营群体；另一方面，依托发达的家族组织，子孙相传，世代承继，形成长期延续的传承体系。南朝时，由南迁应氏发展起来的官里园家族，自应昭德开设匠坊，重振铸造业传统，历经数代，“生意蒸蒸日上”，遂为富甲一方的工商大族，芝英地区的五金制造业也由此走向兴盛。晚清以降，芝英胡堰街胡氏家族积极发展五金业，不仅在本地建立起活跃的经营体系，而且远赴外地，在本省杭州、衢州、丽水和外省江西、福建等地开设冶坊和店铺，形成了跨区域的经营网络，涌现出不少名扬各地的行业领袖和能工巧匠。

敬业专注、精益求精的行业精神是芝英五金文化的人文内核。技艺要专致，制作务精细，产品求最佳，这是芝英五金工匠历代相承的行业标准和经营准则。以被誉为“芝英三宝”的打铜、锡艺、钉秤业为例：打铜被称为“冷作”，需要以灵巧的技艺和专致的心态，认真仔细地完成捶打铜皮、拼接成型、点冷锤、打制成器等多道工序。锡器制作十分复杂，主要有化锡、铸板、下料裁剪、粗打、细接、去毛刺、刮光、加工雕花等八大工序，每道工序都必须精细操作。杆秤制作更为复杂，包括选材、刨秤杆、粗磨秤杆、包大小铜套头、按提钮、校秤定星、量步、锥星、打磨清洗、施染上色、抛光打蜡等十多道工序，制作技艺涉及铜、金、木、麻等诸多行业，故被人们称为“百工之首”。

就经营形态而言，芝英五金业是浙中地区传统“行担经济”的缩影。秉承农工商并重的发展理念，芝英五金工匠历来有着半工半农、亦工亦农、工农兼作的经营传统。他们在农闲时挑担外出经营，农忙时返乡耕作。一般正月十五过后即挑担外出，端午前后返乡；夏秋农忙结束后再外出，腊月下旬前才回家过年。每次外出，师徒二人，挑担两副，师傅挑的是装满各种工具与原料的担子，徒弟则挑着被褥、柴米油盐以及各种生活用品，结伴穿梭于浙江、江西、福建、安徽、湖南等地。当地民间流传的“五金工匠走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之类的俗语，正是对五金匠人行担谋生、游走四方经营状况的具体写照。

进一步来看，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五金业超越了一般传统手工业的意义，演化为地方生活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芝英人家家必备铜制用品，通常能传上几代人。芝英人喜爱锡器，因为锡器在常温下可保存多年，有着“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每逢姑娘出嫁，必以锡器为嫁妆，其中包括刻有龙凤等吉祥图案的酒具、茶叶罐、烛台等。杆秤也是吉祥物，乔迁新居时，杆秤通常会是第一件入屋的家当；洞房花烛夜，新郎会用秤掀起新娘的红盖头，都是取“称心如意”的美好寓意。可以说，五金文化已成为当地社会世代相传的人文基因。

（本文系浙江省哲社规划项目“清前期洋铜进口与东南铜政研究”（20NDQN265YB）阶段性成果）

作者：孙杰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人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