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多变。如果说19世纪以前以“模仿说”为传 统的现实主义可以称为“古典现实主义”的话，那么，在科学精神浸润下产生的19世纪现实主义则可称为 “现代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作家为19世纪自然科学成就所鼓舞，并汲取其思想、理念与方法之精髓以滋养自身的文学创作。其中，科学类比与科学实证方法让现代现实主义作家把文学创作视作对人与社会的科学研究与实验，追求文学文本在科学意义上的“真实性”与“写实性”，从而全面改造了传统“模仿说”意义上的“古典现实主义”，达成了 “现实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现代现实主义是19世纪自然科学在当时西方文学中结出的重大果实。

关键词：自然科学；古典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类比方法；实证方法

一、现实主义：从“古典”到“现代”

从西方文学发展和传播的角度看，“现实主义” 一词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与区域的文学中，其内涵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思潮，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显然不同于此前基于“模仿说” 传统的具有写实倾向的“现实主义”文学。如果说后者可以称为“模仿现实主义”或“古典现实主义”的话，那么，前者则可称为“现代现实主义”，正是这种具有“现代性”特质的现代现实主义标志着19世纪乃至整个近代西方文学的高度繁荣。

巴尔扎克等作家在19世纪中叶创造出了许多堪称经典的文学作品，一时间促成了作为新文学思潮——19世纪现实主义的勃兴与辉煌，他们的创作与差不多同时代的浪漫主义文学表现出了迥然之异。如果说，浪漫主义是对西方“模仿说”基础上的“写实”传统的文学之反叛，那么，19世纪现实主义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主情”“幻想”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种反拨，因而是西方文学之“写实”传统的一种回归。当然，这并不等于说19世纪现实主义仅仅是传统“模仿现实主义”或“古典现实主义”的简单复兴。事实上，已然处在现代文学区段上的19世纪现实主义，其文学特质已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古典现实主义”。19世纪现实主义代表作家司汤达与巴尔扎克等，不管是从文学观念还是从创作风格上来说，都无法用“模仿说”传统的“古典现实主义”尺度来衡量；他们的创作作为19世纪特定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虽然在“写实”的层面上承袭了 “古典现实主义”与“模仿说”的基本精神与方法，但同时又在更多的层面上以其“现代”属性达成了对“古典现实主义”之“模仿”理念的超越乃至颠覆。所以，左拉在当时就认为，巴尔扎克之所以创造出了 “不朽的光荣”， 就是因为“他创建了现代小说，因为他是最先带来并运用真实感的作家之一，这种真实感使他展现了整整一个世界。”有鉴于此，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等一些理论家、文学史家常常把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称为“现代现实主义”。奥尔巴赫在其重要理论著作《摹仿论》中，就把这种“同特定时期之政治、社会、经济关系特别紧密、更为重要、更有意识也更为具体”的19世纪现实主义称为一种与浪漫主义相对而言的“现代现实主义(modem realism) ”，从而与19世纪以前及以后那些名目繁多的“现实主义”或其他写实倾向的文学有所区别。奥尔巴赫在评论司汤达和巴尔扎克时指出，西方文学史上“现代现实主义意识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司汤达的创作之中；他还认为，巴尔扎克“与司汤达都是现代现实主义的创始人”。

作为文学思潮的19世纪现实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有其特定的时代特质和历史规定性，奥尔巴赫的“现代现实主义”恰恰是根据这种“特质”和“规定性”来界定这一文学思潮的，有其合理性和准确性。国外学界对其作如此指称的学者和评论家很多。著名的小说史家伊恩•瓦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中说，与18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不同，19世纪的“现代现实主义产生于这样一种学术立场，即个人通过自己的知觉发现真实——这发端于笛卡尔和洛克的哲学”。美国文学理论家哈比布(M. A.R.habib)在其《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1988)中，也把19世纪现实主义称为“现代现实主义”，而把此前的“现实主义”称为“古典现实主义”。美国的文学史家菲利普巴里谢站在美国文学发展的角度认为，“作为一个自觉的美学运动，现代现实主义始于欧洲”。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认为，现代现实主义的先驱者司汤达称自己为“浪漫派”，但他所理解的浪漫派是“一种当代生活意识，一种最直接意义上的现代性意识。在这方面他也许是欧洲重要作家中的第一人。”这意味着司汤达的“‘浪漫’和‘现代’之间的同义性”，也就是“现实主义”与“现代”的同义性。所以，司汤达实际上“是一个他自己所说的‘浪漫派’意义上的‘浪漫派’，惟其如此……他常常也是公开反对浪漫派的，而与后来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他的终身文学信条保持一致。在司汤达那里，文学现代性观念所涉及的某些显著悖论已然出现。最突出的一个是，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作家应该努力给予他的同时代人一种他们似乎尚未准备好去享受、也许甚至是不配享受的快乐”。卡林内斯库比较充分地论证了司汤达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性”特征。

总之，从“模仿说”传统的“古典现实主义”到作为19世纪具有时代特质与历史规定性的“现代现实主义”，不只是外在名称的变化，更有内涵与外延的演变与拓展。特别是其“现代性”(modernity)的凸显，不仅有文学史自身演变的内在原因，还有处于大变革状态的19世纪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外在原因。从自然科学与现代现实主义之关系的角度，对这种“现代性”特质及其生成缘由作细致考辨，则是本文的根本宗旨。

二、科学精神与现代现实主义

“19世纪可以恰当地称为科学的世纪”，正是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催生了19世纪特定的时代风尚和文化征候，进而催生了具有新特质的文学。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对社会和人的影响是一个漫长过程，但是，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同以往所有时期相比，1830到1914年这段时期，标志着科学发展的顶峰”。从科学对社会和人的影响的角度看，“一直到18世纪将近末尾时为止，和科学学说相对而言的科学技术对人的见解没有重大影响。而随着工业主义的兴起，科学技术才开始影响了人们的思想”。随着科学与技术影响的日益扩大和深入，科学精神、科学理性逐步成为19世纪西方文化的突出特征，崇尚科学和理性也成为19世纪的一种时代风尚。正是在这个史无前例的“科学的世纪”里，科学与理性及其造就的特定时代风尚，促成了具有现代特质的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欧洲的盛行。

当然，19世纪科学的快速发展，是以18世纪的科学建树乃至更早时期的铺垫为基础的。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西方自然科学就开始不断发展并日益加速。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生及其力量之源也基于科学成就和科学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昌明了文化和思想，于是才谈得上“启蒙”——使人从宗教信仰的古老世界观中解放出来。物理学之耗散结构理论的创立者伊里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说：“对于进步思想的最有力的支持就是知识的积累……让我们回想一下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那些惊人的发现：关于热、电、磁和光学的理论。毫不奇怪，18世纪就已清楚地形成的科学进步的思想统治了19世纪。”历经启蒙时代，伴随着科学进步和人类知识的增长，“宗教不断放弃了长期以来反对科学的那种不可一世的专横态度”，科学也开始不断深入人心。在欧洲，“对于教士以及他们讲解的关于一个个神秘莫测的宇宙故事，人们曾经非常崇敬，但是现在，这些崇敬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转向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医生和工程师”。历史进步的观念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成为人们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实际的情况是，“对于文化的演进，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宗教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原始阶段，注定要被一个更加开明的科学时代所取代”。在20世纪之前，这个“时代”就是19世纪。相对于18世纪，19世纪的“‘科学’，再次呈现出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这种意义远比聚集成科学的那些专业之事更加伟大和有条理。现在，‘科学’成了社会自然进步所指向的目的或目标”。“因此在19世纪，社会声望和权力从宗教转向了科学。”科学的成就不仅增强了人类对自我力量的信心和社会进步的乐观，并且使人的个体意识和理性精神得以进一步凸显和强化，尤其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改变了人们观察、认识和研究世界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改变了整个时代和社会的风尚。“科学不仅大大影响我们的思想，而且还以其应用改变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外貌。”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W.C.丹皮尔(W.C. Dampier)说：如果我们有正当理由把19世纪看作是科学时代的开始的话，那么，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甚至主要不在于，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在19世纪中有了迅速发展……在最近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里(指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引者注)，人们对自然的宇宙的整个观念改变了，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类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不能与世界分割开来考虑，而观察、归纳、演绎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原来的题材，而且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各个不同领域里差不多都可应用……总之，科学过去是躲在经验技术的隐蔽角落辛勤工作，当它走到前面而且高举火炬的时候，科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这里，丹皮尔指出，19世纪“科学时代”不仅仅是科学取得了空前重大而迅速的发展，更主要是科学理念与方法越出了自身的领域，在“在理论思想与行为的各个不同领域”的广泛运用，科学成为一种普泛的文化现象流行于欧洲社会，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并对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著名科学家埃尔温•薛定谬(Erwin Schrodinger)说：“整个科学是与人类文化紧密相联的……科学发现，哪怕是那些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深奥的和难于掌握的发现，离开了它们在文化中的前因后果也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普里戈金指出，科学就是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找到自己的，比如，“时间的再发现既有科学内部的历史根源，又有社会关系中的根源”；由于科学的发展，“整个人文学科今天正处于变迁的时期”。“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活动的部分在其周围的文化空间内已增长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好像正在代替整个文化本身。”而“随着我们的文化本身变得更加具有科学性，艺术家的创作方法也可能变得更加具有理性和更加接近科学……在许多领域，艺术家从科学，特别是从形式的材料和技术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帮助”。

科学对时代风尚及精神文化的改造固然是19世纪欧洲社会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但是，文学艺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接纳了科学才实质性地影响自身的演变与革新，同时又不至于被科学“异化”进而伤及自身，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在19世纪科学主义之风势头强劲的文化环境里，人们对这样的问题尚来不及深入思考和研究，即便去思考，也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而且，相对于某一时段而言，“有创造性才华的艺术家和哲学家都是文明的开拓者，远远地走在科学的前面，探索文明进步的新道路”。这里暂且不说文学家能否果真“走在科学的前面”或者在什么意义上理解“前面”这个词的内涵，却至少说明文学家也会借助科学理念与方法去思考和探索不属于科学家或者科学家无法涉足之领域的有关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何况，事实上“科学家永远不可能解决艺术家的全部问题”，因为这是专属于文学家自己关于文明与进步的探索。返观19世纪这个特殊的年代可以发现，科学使整个欧洲乃至人类社会产生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科学与时代风尚及文学艺术的关系之密切与影响之深刻，也是一种无可否认的事实。法国史学家、作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科学的未来》(1848-1849)中深刻阐述了新的科学精神对文学的重要意义：

科学揭示给我们的现实世界，比想象力创造的奇幻世界要优越得多……使我们的思想目空一切，或者只是为了我们写出的片段作品就牺牲万物的现实，都是轻浮的做法……如果说虚构的奇迹经常是诗歌的必需品，那么，自然的奇迹，一旦在其全部光泽中露面，就将组成崇高一千倍的诗歌，这诗歌将是诗歌本身，同时是科学和哲学。

勒南同时在书信中进一步表达说，“除了科学，万物皆空”，“艺术本身也让人感到空洞了”。因此，19世纪的文学——特别是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在科学的影响、渗透和鼓舞下，有了自己的新气象。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A.N.怀特海说：“自然规律的演化和持续模式的演化是协同一致的。因为宇宙的现存一般状况，部分决定了一些实有的本质，而这些实有的机能样态正是表现为这些规律。总的原则是：在新的环境中，就有旧的实有演化成新的形式。”从西方文学演化的角度看，历史悠久的古典现实主义进入弥漫着科学精神的19世纪，一方面其“模仿说”之传统内核得以传承与延续，另一方面又在科学精神的催化下演化为现代现实主义，成为一种富有新质和“新的形式”的“现实主义”，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化。

三、类比方法与现代现实主义之“真实性”

如前所述，19世纪欧洲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鼓舞着人们用科学的方法审视和研究人所赖以生存的整个世界。事实上，“科学技术不可能不影响到人对世界的认识，因此，也不可能不影响到人的心理活动”。如果我们宽泛地把文学也看成是自然科学之外广义的社会科学(含人文学科)之一部分的话，那么，这种影响不能不反映到文学创作上，从而使作家的创作理念与方法焕然一新。当然，科学对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是弥散性的、潜在的和无形的，科学方法——诸如演绎的、归纳的、实验的和实证的方法等，未必都会直接用于文学创作，但其间的理性与客观精神无疑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作家的创作。在细致的考辨中笔者发现，自然科学的类比方法(analogy method)，在19世纪自然科学对文学的影响中，尤其是对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中，起到了桥梁与中介的关键作用，值得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研究与探析。

“从长时段的历史观点看，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是一种诞生于革命的新现象，而是和科学观念本身一样古老。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建议，对制度的‘政府形式’的研究应当模仿‘不同动物’的分类方法。”“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自然科学和医学一直在为政府研究宪法分类和社会分析提供类比，科学革命的成果之一在于设想有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种关于政府、个体行为和社会的科学在凯歌高奏的诸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产生出它自己的牛顿和哈维。”“到了18世纪末，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或道德科学能与自然科学平起平坐萌生了新的希望。”而在19世纪那个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实现这种“新的希望”的基本路径，是向自然科学汲取新养料，以催化社会科学自身理念、思维与方法的更新乃至“革命”，从而在某个领域创造出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至于19世纪自然科学对文学的影响，可以说，“作家们非常愿意把本世纪的技术发现带进文学的日常生活中去”。因为“科学中的新发现能使人‘更深刻地洞察大自然，因此也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大自然的奥秘——‘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奥秘’。如果把科学家的道路和诗人的道路连接到一起，那么就得到一个‘感觉一猜想一思想一感觉一构思一意图一思想的完整链条’。但是，科学对诗歌的影响是‘潜在的和缓慢的’”。因为，自然科学对文学的影响通常不是直接的，而主要是通过世界观与方法论层面的作用间接地得以实现。在当时的条件下，类比方法以理性的哲学思维的形式渗透于其他学科一括社会的各个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是连通自然科学与其他学科的重要桥梁。

在自然科学中，“类比指的是功能、关系或性质的一种对应性或相似性”。使用类比，通常是为了证明一种新的理论与方法的正确性与合理性。所以，“类比的一个相关用途是帮助解释深奥的概念，这可见于所有对广义相对论的介绍。类比也可用来使一个困难的或奇怪的想法显得合理，从而使之被科学共同体接受。”“在科学革命的形成期，对类比的明确运用被引入科学。”从实践层面看，开普勒、牛顿、拉普拉斯、达尔文、麦克斯韦、马尔萨斯等都曾经运用类比的方法展开自己的研究。处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双重领域的弗洛伊德也是“这样的一个实例”，“类比在弗洛伊德的思考和阐释中非常重要”。显然，在自然科学内部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含人文学科)之间，“类比和相似类型的关系(correlation)构成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互动的重要方式。这些互动很像不同自然科学分支之间发生的那些影响。它们来自这样一种认识，即一门学科的观念、概念、定律、理论、方程组、研究方法、数学工具或其他要素类似于另一门学科的某个要素，或具有一些性质，使之能被有用地引入另一门学科。”概而言之，虽然类比方法的运用并不仅仅是19世纪的事，但在自然科学影响力空前的19世纪，这种方法较之于以前得以在各个学科领域被更加广泛地使用。至于文学领域，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气候影响了整个19世纪的欧洲文学，尤其是催生了具有科学理性精神的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就现代现实主义而言，类比方法是科学影响文学的基本途径，它使现代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拥有了科学研究的特性和理性意识，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拥有了科学研究的精神；或者说，类比方法与理念的运用，使现代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具有科学观察、分析、研究等特点，进而又赋予这种文学以科学研究般的“真实性”特质，现代现实主义文学也就拥有了非同传统、非同寻常的“真实性”内涵，蕴含了历史的客观的认识价值与功能，而这种真实性达成的关键就是科学实证理性指导下的客观与冷静。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与科学的、改革的、法律的、商业的当代专业话语不断对话，并且以这些认知方式作为参照”，其内容也就拥有了现代性特征。

通过类比方法所达成的自然科学对文学创作的深度影响，在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契诃夫、狄更斯等一大批作家的创作中都有体现。巴尔扎克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他自觉、广泛而深度地接纳了科学类比和科学研究方法，进而明确地把文学创作当作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研究，其作品拥有独特的写实主义的求真特质与真实性品格。对此，我国学界虽然有所涉猎，但对巴尔扎克创作之类比方法的运用与其作品之“真实性”特质之关系，尚未给予深度阐释。在巴尔扎克这里，“环境一词第一次有了社会学的意义”。左拉认为，巴尔扎克是“奉自然科学家的趣味为师傅，以自然科学家的才能为仆役，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描拟着现实”的作家。由是，巴尔扎克也被左拉看作用科学的类比方法从事小说创作，并借以分析、研究社会的典型的写实主义小说家。“巴尔扎克不仅看出和反映了当时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心理的后果，他还是一位‘社会学博士’（马克思语）、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他也研究过自然科学。”“巴尔扎克力图用生物学的类比法去解释他关于人类的认识。”“巴尔扎克把人类（分析人物也是如此）看作动物学家，他认为，为了写出关于人的博物学就应当像布封（Buffon）在动物学著作中表达意图那样。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动物学、解剖学、实证哲学，都对巴尔扎克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动物学中的“统一图案说”对他的影响格外深刻。“1842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对人类和动物之间进行了一种比较，他说动物之间的差异可以归因于不同的发展‘背景’。”他还说，动物学中的“统一图案说”很早就“深入我心”：

我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和自然相似。社会不是按照人展开活动环境使人类成为无数不同的人，如同动物之有千殊万类吗？士兵、工人、行政人员、律师、有闲者、科学家、政治家、商人、水手、诗人、穷人、教士之间的差异，虽然比较难以辨别，却同把狼、狮子、驴、乌鸦、鲨鱼、海豹、绵羊区别开来的差异，都是同样巨大的。因此，古往今来，如同有动物类别一样，也有社会类别。布封想写一部书讲述全体动物，他完成了一部卓越的著作，我们不是也该替社会写一部这类的作品么？但自然给动物的千殊万类安设了一些界限，社会却毋需囿于这些界限之内。

巴尔扎克把人与动物进行类比，认为不同类别的动物的差异取决于其生长的环境，人的“精神世界变化的源泉是客观现实”，也即人的不同思想与性格的形成也与其生存的环境直接相关。“动物只有一种，造物主只使用了同一个模型来创造一切有机存在。动物是这样一种元素，它的外形，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它的形式的这种差异，取决于它必须在那里长大的环境。动物的类别就是这些差异的结果。”这种类比思维有助于巴尔扎克对人物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物质环境作非同寻常的真实摹写。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运用动物世界和人类世界的比较方法，来阐释自己的作品”。具体说来，他以类比方法，按照动物学的“统一图案说”构建《人间喜剧》的总体框架，以真实再现“许多历史家忘记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进而让自己成为一名“站得住脚的社会史家”。就“风俗研究”而言，《人间喜剧》从“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到“乡村生活场景”层层铺开，对不同生存环境中的人展开研究。这里不同的“场景”也就是人们不同的生存环境。巴尔扎克这种在科学理性意义上的类比思维和逻辑推理，使其小说中的人与物质环境有了密切的依存关系：人物性格与灵魂因环境的不同而不同，环境对性格与灵魂质量的优劣具有决定性作用。他在《高老头》中细致地描写了伏盖公寓，给读者展现了逼真的物理环境，其根本用意在于发掘生存和活动于其间的人的灵魂。伏盖公寓到处弥漫着闭塞、阴暗、 霉烂、贫贱和酸腐的气息，那种别样的“公寓味”里透射出“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鲍赛昂夫人家那纸醉金迷的贵族社交生活场景，它金碧辉煌、宽敞明亮又优雅华贵。绝然不同的物质环境里生存着绝然不同的人；前者因物的贫乏而灵魂酸腐，后者因物的奢靡而精神颓废，而物欲横流是不同生存环境中人的共同特征，贫困者和富裕者的灵魂皆为金钱的欲望所支配和吞噬着。因此，巴尔扎克经由外在物的描写切入人的灵魂：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金钱这一无形的“上帝”神秘地驱使着人们；物欲驱动下人的灵魂躁动不安，无论在穷酸的伏盖公寓还是在奢华的上流社会，人们都在种种面具与遮羞布的掩饰下干着强取豪夺的勾当，整个社会的“生态环境”就是如此。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构思中由“统一图案说”引发出分类整理法，在这种严整有序的物态化的人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着对情欲的“实验”，从而达到了他对人的精神面貌的卓越展示。在巴尔扎克看来，任何描写都不可能比物质生活状况的描写更能清楚地反映一个国家。他“把人物放在具体确定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中，并且认为强调人物和环境的联系是必要的。对巴尔扎克来说，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空间都具有道德和感性的意味，这种意味弥漫于自然物和房间里，笼罩在家具、器皿、服饰上，也表现在人们的身体、品性、交流、思想、工作和命运中”。巴尔扎克笔下的主人公几乎始终处于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们与生存环境有搏斗，但并不与之对立；他们无法高于所处的环境，他们的搏斗也无法战胜那个环境，而是最终被环境所战胜和重塑。因此这种搏斗的过程在终极意义上成了向环境“学习”过程中的顺应环境一类似于动物在自然选择过程中适应环境并得以生存。拉斯蒂涅从外省进入巴黎，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形成鲜明对照的伏盖公寓和上流社会。小说让他往返于伏盖公寓与上流社会之间，让他的灵魂反复接受环境的刺激，最后重新铸造出他的性格模型——拉斯蒂涅的性格成了环境的产物。

总体而言，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通常都是受制于环境、顺应环境的“奴隶”。众多人物各自都自然而然地在寻找着适应环境的方式与道路，否则就“不适者淘汰”。环境的力量，或者说“物”的力量是如此的不可抗拒。这些人物的主体意识与主观意志在环境面前显得如此薄弱，他们实在可以说是淹没在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了。而这就是巴尔扎克对物欲横流、人被普遍“物化”之现实世界的艺术写照，他的小说也因此获得了高度的“真实性”特质与现代性特征。

巴尔扎克主要是用类比的方法把动物学、生物学观念运用于对人和社会的研究以及文学对人和社会的表现的，但类比的对象和范围有相对的限定。其实，在19世纪的文化与文学领域中，“类比”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其实际应用是宽泛而普遍的，并不局限于动物学或生物学，应用的形式有显性的和隐性的（暗示的）。正如边沁（Jeremy Bentham）所说，“来自类比的暗示方法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可以运用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因为“使用类比通常是为了证明一种新的或激进的方法或理论是正当的”。由此观之，众多的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无论以何种学科为基点，无论是以显性的或者是隐性的（暗示的）方式展开文学思维和创作，都意味着宽泛意义上的“类比”方法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科学思维与科学理性对所处时代中的人与社会的研究与表现，其创作都体现出非同往常的求真意识和理性精神。司汤达以生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点研究人，他曾经研究过有关人的气质的理论。“他虽然穿着艺术家的外衣，却依然不失为人的天性的研究家。”正是在人的生理一气质一心理研究的基础上，司汤达成了以揭示人的内心真实见长的现代现实主义作家，其创作体现了基于科学理性精神的真实性品格。福娄拜认为：“艺术越发展，就越具有科学性，同时，科学也会变得越有艺术性。”福娄拜出身于医生家庭，从小与著名外科医生往来，频繁出入医院、手术室、解剖学教室，后来还曾对医生的研究工作产生过兴趣。这种特殊经历和环境熏陶，使他形成了“医生头脑”：客观理性、观察细微、思考缜密。他相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文学艺术，都具有影响和改变人们生活的无限力量，是研究人类的不同途径。他从事文学创作的目的之一就是研究社会和人类。医学科学的理性思维，使福楼拜在小说创作中力图呈现的是“生活的科学形式”。所谓“科学形式”就是现实生活的真实状态，也就是他认为的“第二自然”，这个“自然”来自于现实客观存在的真实自然，在呈现“第二自然”的过程中必须有科学的思维和理性的态度。“福楼拜坚信社会也像世界一样，经历着一种缓慢的进化。自然科学家和艺术家们的目的就是研究这种进化，并探索真理。”“他认为在‘用物理科学研究物质的那种不偏不倚的方法’去研究人的心灵时，便可以向前迈出一大步。对人类来说，这是唯一的、能站得稍稍高于自己的手段。这样人类才能公开地在自己事业的镜子里去观看自己。”福楼拜小说客观、冷峻的叙述方式和“求真”精神，显然透射出基于物理学和医学的类比思维对文学创作的渗透。

俄国小说家契诃夫主张小说创作“要把生活写成本来的样子，但是由于目的感像汁液一样渗透在字里行间，因此除了生活本身之外，还感到生活应当成为的那种样子”。契诃夫对生活“本来的样子”的那种追求，与他医生般科学冷静的思维有关。他早年是学医的，而且做过医生，“这种工作使他得以细密地接触了那些各种各样的男女之广阔的世界；如他自己所注意到的，他的自然科学以及科学方法的思维之知识，在他日后的文学工作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契诃夫看来，文学家用所掌握的知识去揭示人类生活的真实，要像科学家一样客观，并且要走在科学家的前头。他说：“对于化学家来说，地球上没有任何不纯的物质。文学家应当像化学家那样客观；他应当摆脱日常的主观性，而且应该懂得风景画中的大粪堆也起着可观的作用，凶恶的激情也如同善良的激情一样，同样是生活所固有的”。因此，作家必须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真实地描写生活的一切善与恶，这应该是一种责任和良心。作家本人的世界观和认知世界的方法对如何看待生活和描写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他深深地知道‘物质之外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知识，因而也就没有真理。’自然科学的知识和医疗实验有效地影响着他的创作，科学理性和类比思维是他创作方法的显著特点。虽然说艺术作品具有全部的条件性，但契诃夫仍然珍视作品中作者的信仰、世界观和方法。”对契诃夫来说，这种“信仰”“世界观”和“方法”主要来自于自然科学尤其是医学。他主张作家应客观地描写现实，将鲜明的爱憎、贬抑、欢悦和痛苦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中。他通常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借助精巧的艺术细节真实地刻画人物，揭示人物的精神心理活动，从而展示深邃的思想底蕴。

此外，处在那特定精神文化环境中的其他一大批现代现实主义作家，通常也都自觉不自觉、显性或者隐性地以类比方法展开文学创作，因而也都不同程度地以科学思维与科学理念去研究人与社会，其创作往往具有较高的历史与社会认识价值，体现出空前强烈的求真精神和理性意识。也就是说，自然科学之类比方法被现代现实主义作家的普遍运用，使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之“真实性”得以空前凸显。

四、实证方法与现代现实主义之“写实”

19世纪的自然科学成就给欧洲人以强有力的鼓舞，科学实证与实验的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催生了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去“分析”与“研究”社会和人的生存状况的浓厚兴趣和热情，从而强化了西方文学与文论史上“模仿说”意义上的“写实”传统。不过，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这种“写实”，与传统“模仿说”意义上的古典现实主义之“写实”，在内涵与创作实践上是迥然不同的。17世纪古典主义和19世纪现实主义都是崇尚理性的文学，所以，后者又被称为新古典主义。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在崇尚理性这一点上，现代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有内在联系，但古典现实主义的理性侧重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古典理性主义精神，偏重于抽象的思辨性与先验性；而现代现实主义的理性则在此基础上更多地接受了科学精神的影响，强调经验主义的实证理性，从而导致其文学创作理念中明显的科学研究指向和实证精神；在对社会与人的分析、研究以及整个的艺术创作思维中所蕴含的智性和实证精神，凸显了现代现实主义之现代性和先锋性特征。“模仿说经历了超过20个世纪的演变，由于历时过久，以至于终究冲动全消。这种现实上的疲惫，在19世纪初，一切条件都对它不利，无论是在唯心论的哲学里或浪漫主义的艺术中，情形一概如此；不过，到了19世纪中叶，情形就正如蜡炬在将熄之前，火焰又重新突地闪亮那样，艺术家们又重新注意艺术对于实在的依赖。”这里，让模仿说焕发生机的，恰恰是19世纪欧洲的一种特别的时代因素一科学精神，尤其是科学实证方法，它们激活了西方文学之“写实”传统。因此可以说，现代现实主义之艺术思维、审美范式与表现技巧等，与古典现实主义以及其他写实倾向的文学有迥然之异。正是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在“写实”精神上的显著拓新，使西方文学史上的写实传统从此获得了崭新的内涵。

在具体的创作行为中，“现实主义文学喜欢视觉物、喜欢观察事物，通过视觉来记录它们的存在，并以此为中心的……现实主义比其他任何一种文学模式都更将视觉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并将其作为理解世界及其与人的关系的主导性载体”。“视觉”以科学实证式的细致观察为前提，“视觉”之结果借助于语言载体的转达而成为文学文本内容，是一种“写实”式的“模仿”与“再现”抑或“反映”，读者可以通过文本“理解世界及其与人的关系”，这种写实性文学文本同时也就是作家对生活现实展开研究、考据或者艺术化“实验”的“主导性载体”，其中“记录”了他们艺术实证的结果。确实，“现实主义小说家格外关注准确地记录，确保事实正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实证理念与方法与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密切关系。在现代现实主义者看来，“物质世界不是笛卡尔式的梦幻而是真实存在的。在这方面，现实主义致力于记录外部现实，然后（或同时）描写观察、扭曲或洞察外部现实的内在性”。也就是说，现代现实主义的实证式观察并不仅仅停留于对生活和事物的外在“视觉”所得的“记录”上，而且要深入“洞察”其“内在性”之蕴含，也即社会之规律、本质、意义，等等。因此，现代现实主义对社会和生活的这种“实验”式“模仿”“再现”或者“反映”，在方法与形式上就有科学式“实证”与“研究”的意味。当然，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式艺术创造，作家创作的结果不是关于社会和生活的科学实验报告，而是具有审美价值和社会认识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现代现实主义作家“对贫民窟、工厂、铁路运营公司和肉类包装厂的访问调查构成了他们艺术作品中的实证性研究”。“一些现实主义作家通过进一步加强‘物象具体化’来塑造真实氛围。这些物象包括真实的街道地址，当地企业名字和其他地标建筑，以及提及一些真实的名人、政客或明星。”在这方面，巴尔扎克是一个典型。

巴尔扎克在思想观念上可谓是文学领域的科学主义者，他崇尚实证哲学，对生活的观察和感知方式带有实证式“实验”特征。“巴尔扎克先生到每一个家庭，到每一个炉旁去寻找，在那些外表看来千篇一律、平稳安静的人物身上进行挖掘，挖掘出好些既如此复杂又如此自然的性格，以至大家都奇怪这些如此熟悉、如此真实的事，为什么一直没被人发现。”巴尔扎克自己也说：“我喜欢观察我所住的那一带郊区的各种风俗习惯，当地居民和他们的性格……我可以和他们混在一起，看他们做买卖，看他们工作完毕后怎样互相争吵。对我来说，这种观察已经成为一种直觉，我的观察既不忽略外表又能深入对方的心灵；或者也可以说就因为我能很好地抓住外表的细节，所以才能马上透过外表，深入内心。”巴尔扎克做如此实证式观察的最终目的是客观冷静地“再现”生活。他的著名论断是：“法国社会将成为它的历史，我只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精致的细节描写使物质的形态具有客观的逼真性，从而有还原生活和历史的效果。“现实主义往往有着强烈的视觉性，关注看见和登记事物，并因此频繁地求助于描述……这些我们通常将它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叙事理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对巴尔扎克的这种细节叙述与描写给予了高度评价。“巴特认为细节的具体内容虽然意义不大，但在巴尔扎克所谓的‘现实感的表现’上有重要作用。真实本身就是由许多对我们而言不具有区别意义的具体细节构成；它们只是简单存在于我们的意识背景中。至少，这样的细节有助于我们感知周围的这个物质世界，而这个世界是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真实细致地描绘社会结构形态，广泛地展示生活的风俗史，是巴尔扎克的创作理想，同时也是他突出的文学成就。“的确可以说所有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某种程度上都已经是历史主义的：巴尔扎克早已居于可查证的历史阶段，他也有具体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空间，而其他人，即便严格地说与历史无关，也凭借其现实主义实力——不能这么说吗？——逐渐成为历史档案。”后来的英国小说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阐述关于小说与历史之关系的观点时，支持和发展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观念和创作实践。他说，小说“通过想象的方法，创造出了比现实更有条理的一种生活世界，它有选择地描写许多与生活相关的片段，这种选择足以同历史的文献相媲美”。“小说是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不然，就不成其为小说。但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它源于一种牢固的根基，也就是文学是通过语言形式进行对现实世界以及社会现象的观察的，而历史则仅仅是依赖于文献、书写或印刷品的阅读，总而言之，是通过第二手资料。因此，小说比历史更真实。”

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承续着传统“模仿说”的写实理念，同时又在科学精神与实证理性的催化下，把文学创作视为对现实社会与人生的研究与历史性的真实“再现”；这些作品在科学研究式的观察、实证的基础上努力达成对小说生活的准确体验与把握，并以客观写实的方式真实再现生活本来的样子，并追求“科学研究的精确性”。概言之，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理念，接纳了科学实证思维基础上的观察、实验的方法和经验论哲学内涵，并挤兑了传统“模仿说”的形而上抽象思辨和先验论哲学内涵，力图使文学文本所展示和反映的艺术世界与现实中的生活世界达成同构关系。正因为如此，现代现实主义文学通常被认为是广泛地再现现实生活之面貌及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从而使文学文本拥有了新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现代现实主义让传统的先验性、抽象性、思辨性写实走向了科学实证的分析性写实。19世纪现实主义独具特质的“写实”精神，是促成西方文学在创作理念与方法上现代性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是流动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征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定时代形成的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属于19世纪这个巨大变革的时代；反之，现代现实主义也表征和铭刻了巨变时代的文化精神气象，因而这种“现实主义”在当时便是一种极具“先锋”精神的文学样式：它挑战和反叛强调“主观”“超验”“情感”“想象”的浪漫主义文学成规；它也不同于此前的所有模仿、写实倾向的文学，如18世纪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是在科学理性的牵引下，刻意追求“客观”与“写实”。所以，当我们今天认为“现实主义”是一个非常普通乃至“俗套”的术语时，殊不知，它在19世纪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思潮而出现时，正如法国批评家爱德蒙•杜朗蒂(Edmond Duranty)所说，“这个可怕的术语‘现实主义’是它所代表的流派的颠覆者。说‘现实主义’是荒谬的，因为现实主义标示着个人性的坦率而完美的表达；成规、模仿以及任何流派正是它所反对的东西”。现代现实主义之所以具有现代性，是因为它属于19世纪这个科学精神弥漫的特定时代，其科学理性、科学思维和“客观”“写实”精神便是“现代性”的重要性标志之一。可以说，此前任何时期的西方文学都未曾拥有如此强烈的科学精神和科学化的“客观”“写实”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学——小说文本的独特审美样式。所以，韦勒克说，现代现实主义完全不同于浪漫主义和此前其他的文学样式：

它排斥了作品中那些异想天开的、神仙鬼怪式的、隐喻的和象征的、高度风格化的、纯抽象和装饰性的东西，它意味着我们摒弃神话、童话和梦的世界。它还意味着拒绝接受完全不可能的、纯偶然的和极不寻常的事件和情节，因为尽管各地和作家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现实”在当时显然已经有了明确的含义，它代表着19世纪科学的、井然有序的世界，一个因果关系分明的世界，一个没有奇迹和超验王国的世界，即使作家可以保留一种个人的宗教信念。“现实”(reality)这一术语同时也是一个包容性的术语：丑恶的、令人厌恶的、低贱的事物都是艺术的合法题材。像性和濒死时的极端痛苦这一类过去一直被禁忌的的主题(爱情和死亡则是被允许的)现在完全可以进入艺术的殿堂。

显然，犹如自然科学客观冷静地展开“研究”与“实验”一样，现代现实主义作家也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展开写实性文学创作，其审美的与创作的观念既不同于17世纪古典主义作家——这一点与浪漫主义文学站在了一起——也不同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作家，因为现代现实主义的作品所表现的题材既不是古典主义的古代英雄和宫廷生活，也不是浪漫主义式充满抒情与想象的理想世界和异国他乡，而是当下的现实生活，是真实的普通人和平凡的世界。在现代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现实世界具有不加粉饰的本原性和有序性，他们的作品中容纳了古典主义作家所指责的“丑陋”而缺乏“崇高”的生活，它们体现出一种赤裸裸的“事实”。这种文学理念、叙述方法和审美趣味是超乎往常的，既和浪漫主义文学一样反叛古典主义，因而拥有了“现代性”禀赋，又在崇尚科学与理性的层面上有别于浪漫主义，从而在“现代性”的取向上与之有所不同。为此，韦勒克说：“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代表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的出现就成了一种相当突然的现象。”可以说，19世纪现代现实主义文学通过“写实”方法，更新了西方文学史上关于文学的观念，也改变了文学的叙述方式和文本样式，其先锋特征与现代性取向是无可置疑并具有深远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的。

结语

19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大大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也给西方社会注入了活力。在文学领域，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出现了现代性转型，一种张扬科学理性精神的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应运而生，它完全不同于“模仿说”意义上的“古典现实主义”。“跟科学家一样，（现代）现实主义作家为他们作品中的客观性而感到自豪”，“支持现实主义潮流的是一种对自然科学的积极信仰”。这意味着现代现实主义作家为自然科学的成就所鼓舞，并汲取其思想、理念与方法之精髓以滋养自身的创作。科学类比与科学实证的方法让他们把文学创作视作对人与社会相类的科学研究与实验，把科学精神、科学理性融入文学创作，追求文学文本的“真实性”与“写实性”，从而全面改造了“古典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在文学之“真实性”与“写实性”方面所达到的历史新刻度，既标示了其对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性贡献，也标示了西方文学的现代性转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现代现实主义是19世纪自然科学在此时的西方文学中结出的重要果实。也正是19世纪欧洲特定的科学精神与时代风尚，孕育出了西方文学史上为数空前的现代现实主义作家，波澜壮阔且风格独特的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也就应运而生。

作者简介：蒋承勇，比较文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浙江省特级专家，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国家万人计划社科领军人才（教学名师）。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7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