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节庆场景来进行共同体想象，是许多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作家歌德和雨果都曾书写节庆共同体中人与人消除差异、暂别嫌隙、共享节庆的亲昵感。通过共同体想象回溯传统，联结情感，促进共同体成员间的深度交流。在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狄更斯和莫里斯的节庆共同体想象，则针对日益凸显的重日常工作、轻节庆休闲的问题，创造或激活传统节庆。诚然，有意义的日常工作为绚烂的节庆休闲铺平道路，但在节庆闲暇中，人们开放自己的心智与精神，创造了工作时无法享有的丰厚精神财富，更增共同体之凝聚力。

自文明开化以来，人类先祖择取一年中的某些日子引为节庆，用以装点周而复始的日日庸常，文学中的节庆书写更是绚烂多姿。雨果在《巴黎圣母院》开篇书写的狂人节就为故事肃穆凄婉的情节涂上了一抹亮色。1482年的1月6日，整个巴黎城沉浸在狂人节欢乐的气氛中，欢乐的人们推选“愚人王”，规则是谁长得最丑、谁笑得最怪最难看，谁就有望当选。最后，巴黎圣母院奇丑的敲钟人卡西莫多成功当选。他戴上王冠、披上皇袍、手扶权杖、坐上高轿沿街游行。卑微的“愚人王”笑逐颜开，与暂时消灭了歧视与阶级差别的人们一起狂欢。狂人节中人们随便而亲昵地接触，社会底层的乞丐王国”与上层社会的王公贵族一起狂欢。这里没有舞台、看台与戏台，演的是同一出戏；人人皆在戏中，又在戏外；个个有血有泪，活灵活现。他们都在呼吸，都在表演，摩肩擦背，热闹非凡。各种扮相激起场内狂笑，声浪此起彼伏，让人心醉神迷。有学者指出，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人们相互间的任何距离都不存在， 起作用的就是狂欢式的一种特殊的范畴——亲昵。牧师、主教和乞丐混在一起；市政府官员与市民混在一起；小偷、流浪汉和体面的王公贵族混在一起……生活中不可逾越的等级屏障在他们之间已不存在。在雨果狂人节的共同体想象中，人仿佛不再相互疏远，而是回归自身，回归最本真的人性。狂人节共同体想象弥合了阶级与贫富鸿沟，增进了人们之间的情感沟通。 

歌德不仅看到节庆共同体中人与人的情感沟通，也看到了节庆共同体的人民性与世界性。1786年，歌德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意大利罗马古风文化朝圣之旅。二十多年后，歌德写下《意大利游记》，其中展现了罗马狂欢节的场景。街道上花团锦簇，张灯结彩。古风海贝式的大喇叭响彻广场；人们身着华服，戴着罗马式的怪诞面具，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人群被各种即兴的戏剧表演激活，有糖衣杏仁炮弹的激战，有香槟流溢的美食盛宴。在明亮快乐的天幕下，节日的挂毯、满径的鲜花和高悬的彩旗，街道不再是街道，而是巨大的节日沙龙、生辉的画廊。有学者指出，歌德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德国亟须重建民族精神与实现政治统一的时代氛围中写就这些游记的，歌德在卷首题词中写道：“我也在阿卡迪亚（未受破坏的田园牧歌）！”时隔20多年，歌德的回溯性游记并非真实记录，而是氤氲着古典田园牧歌的共同体想象。在歌德笔下，这里不再是世纪之交的真实意大利，而是理想中的古罗马帝国。歌德超越时空的共同体想象，显然充满远见卓识，不仅歌德宽广的世界主义文化立场一以贯之，更凸显了歌德的人民立场。歌德最终体会到：美好的节庆并不能强加于人民，而应该是人民自我授予的节日。

19世纪以来，伴随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转型，传统价值分崩离析。大量失地农民涌向城市，沦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者。这些早期雇佣劳动者被迫疏离了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成为孤独无依的独体。他们的日常生活失去了农业社会中张弛有度的节奏，沦为日夜赶工的活机器。在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狄更斯与莫里斯不仅回溯传统，而且创造传统节庆，通过激活民族的集体记忆来黏合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书写节庆场景来弥合节庆闲暇与日常工作、共同体与独体之间的鸿沟。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小说家狄更斯创造了现代圣诞节的庆祝方式。在《圣诞颂歌》当中，狄更斯调侃了富有而自私的吝啬鬼斯克鲁奇。他在圣诞夜不仅自己拒绝休假，也强迫其雇员工作。在圣诞夜，他被三个圣诞精灵造访后，才真正体会到圣诞节的意义与精神。斯克鲁奇正是通过其亡友马莱之口深刻认识到：人类才是我的事业，公众福利才是我的事业，慈善、怜悯和仁爱才是我的事业，我自身的工作只是我事业的沧海一粟。圣诞节使斯克鲁奇由乞丐都羞于行乞的悭吝人变成乐善好施的绅士，不仅尽力帮助小职员的家庭，第一次去拜访了自己的外甥，而且在街上逢人便问候“圣诞快乐”。斯克鲁奇的圣诞奇遇寄寓了狄更斯对一个仁爱、宽恕、慈善、快乐的共同体的想象。狄更斯笔下的圣诞节，男男女女似乎不约而同地将紧闭的心扉无拘无束地打开，想到比他们卑微的人们，乐意提供真诚的帮助。这一神圣节日被灵化，而开怀大笑催生了神秘的顿悟。在孤独无依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像大笑那样有着不可抗拒的感染力。多年从未开怀过的斯克鲁奇像他阳光的外甥那样大笑着，捧着肚子，摇头晃脑，脸庞歪曲成最奇怪的样子，笑得前仰后合。大笑之后，他顿时感觉自己像羽毛一样轻，像天使一样快乐，像学龄儿童一样开心。这一阵最精彩、最明亮的大笑，让斯克鲁奇心甘情愿地做回了孩童：走向教堂，在一条又一条街上闲逛；瞧瞧来去匆匆的行人，拍拍孩子们的头，问问“叫花子”的情况；俯察一家家的厨房，仰视一扇扇窗户。狄更斯此处的共同体想象可谓卓绝，不仅使个体在想象中融入了万家灯火，融成一个共同体，也在闲暇节期当中实现了工作中无法获得的精神力量，将个人的工作升华为共同体的事业。

英国社会主义作家威廉·莫里斯想象的共同体，则洋溢着共产主义精神。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创造了“干草节”，高度肯定了“节庆休闲”的无用之用。莫里斯认为，节庆休闲是对一切事物开放的态度，不含任何实用与功利的成分，创造了工作时永远无法享有的丰厚精神财富。莫里斯把最艰苦的干草收割时刻想象为干草节，在劳动与休憩的悖论中，充分肯定了休憩的创造力和社会功能，使人们重拾友爱、欢乐与休憩的节庆精神。莫里斯将“乌有乡”变成了“永恒节庆”的天堂。也许正如列斐伏尔所想：只有当“日常生活变成了节日”之时，人类才会成为“全面的人”。

节庆与共同体情怀可谓相伴相生。伟大作家们在文学作品中想象的节庆共同体提醒我们更加珍重和享受有限的生命，重拾日益式微的节庆精神。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威廉·莫里斯对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的影响研究” (18YJC752050)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锐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