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谈到，从18世纪后半叶起，小说呈现出退化的压力。大部分小说没有多少内在价值，即便有，也只有少数几本还算有趣。然而，如果以陈礼珍著《伦理透视法：英国摄政时期小说叙事图景》（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观之，瓦特的说法似乎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在英国历史中，摄政（即乔治四世）时期颇具存在感。摄政王崇尚优雅、时髦和精致的艺术，尤喜以个人趣味引领英国文学艺术，是时尚的弄潮儿。更让他具有存在感的是英国打败拿破仑从而一举扭转欧洲局势的事实。可以说，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层面，英国摄政时期都预示着随后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然而，在颇具存在感的摄政时期，小说却没有太多存在感。原因有二。其一，英国小说在18世纪和维多利亚时代发展迅猛，而摄政时期的小说恰好处在两座高峰之间，容易被其阴影遮蔽。其二，摄政时期恰好也是浪漫主义诗歌盛行的年代。从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到雪莱的《诗辩》，诗性被认为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创造性的集中体现。诗的文体优越性伴随着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运动的盛行更趋显性。这直接导致了以下概念混淆，即不少批评家将英国摄政时期等同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并对写作和发表于英国摄政时期的其他文类视而不见。有鉴于此，陈礼珍教授试图从叙事形式与伦理结构双线切入，揭示并还原英国摄政时期小说形式丰富多样的存在状况，并对将摄政时期小说等同于“浪漫主义小说”的理论混乱做出回应和澄清。

尼采在《超善恶》的序言中曾说过：“视角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以文学伦理学为理论视角，该书使我们洞见英国摄政时期的时代精神和伦理价值取向，以及小说叙事如何影响英国民众的道德伦理观，进而形塑英国社会伦理生活的过程。换言之，通过聚焦英国摄政时期的伦理风貌，《伦理透视法：英国摄政时期小说叙事图景》再现了英国小说家对普通人的道德生活的体察，以及对以和谐群己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的关注。以此观之，伦理视角的切入彰显了摄政时期小说对英国小说现实传统的传承。乔治·圣兹伯里曾指出，正是英语小说对“真实的人性”的忠实使其在18世纪得以超越法国传奇，获得至尊地位，这种忠实性恰恰与小说家们对该时期伦理风貌的再现密不可分。换句话说，道德传统是英国小说现实传统的重要部分。除此之外，浪漫主义运动助推下的英国诗歌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独特性，赞美并呼唤拜伦式的孤胆英雄，而摄政时期的小说叙事则不失为一股与个人主义思潮并行不悖却又时时与之抗衡的潜流。它展现了伦理主体在资本主义商业浪潮中的困惑与反思，在万千读者心中激起共鸣，从而成功地将个人伦理问题上升至社会层面。

不可否认，在英国摄政时期小说中，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道德哲学贯穿始终。陈礼珍教授指出，斯密创作《道德情操论》时，其落脚点是“公民的幸福生活”，即将同情心视为道德判断的核心要素，从伦理学角度探讨人如何克制私利，在与他人的交往互动中促进社会福祉。奥斯丁笔下的爱玛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奥斯丁的作品创作于乔治时代和摄政王时代，其中随处可见对休谟和斯密的呼应。其笔下的爱玛出身富裕，天资聪颖，自以为体恤他人却又常常弄巧成拙。奥斯丁之所以让爱玛不断犯错，是希望通过其完善自身的过程来营造读者的共鸣情绪，从而引发他们对群己关系的道德考量。小说中，“爱挑刺儿”的纳特利先生类似于休谟、斯密哲学中的“公正的旁观者”。当爱玛在纳特利先生的“挑刺儿”中不断反省之时，读者也不由自主地内化了作者的道德价值观。由此，私人的阅读体验转化成为社会的道德体验，并起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基于上述考量，利维斯盛赞奥斯丁的“道德严肃感”，并将其列入英国小说“伟大的传统”之中。

同样，司各特的《威弗莱》系列也回应了斯密有关道德情操的讨论。青年时代的司各特曾在爱丁堡大学就读，授业老师包括亚当·斯密的弟子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和大卫·休谟的侄子休谟男爵。因此，司各特对斯密和休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非常熟悉。《伦理透视法：英国摄政时期小说叙事图景》指出，虽然司各特并不赞同斯密将作家划分在生产性劳动者以外的说法，但他对过度投资和投机的讥讽表达了与斯密一样的伦理关怀，即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之下，我们还需呼吁道德情感来协调私利与公利之间的关系。在摄政时期，与《威弗莱》系列同样风靡图书市场的，还有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和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哥特小说由18世纪后期的感伤小说发展而来，它强调感性，张扬个人痛苦和恐怖，小说主角往往充满反叛欲望且在道德上极为不稳定。然而，在《弗兰肯斯坦》中，作者使各个叙事层面相互作用，并不断调整叙述距离，使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情感距离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这种动态变化引发的含混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反思，而且修正了传统哥特小说中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对于上述以动态叙述距离折射伦理反思的形式创新，陈礼珍教授称其为哥特小说在摄政时期的裂变。同样颇具创新意识的，还有狄更斯在《匹克威克外传》中对主人公维勒的勾勒。维勒操着伦敦土腔，满是一副市井小民油腔滑调的样子，却时不时蹦出些许与其身份不符的高端大词和专业术语。这种言语与身份的不和谐形成一种叙事反讽，让人忍俊不禁。有学者指出，维勒式“炫技”是英国中产阶级对伦敦下层民众的美学想象。然而，陈礼珍教授则认为，这种叙事反讽造成的滑稽感更多地出自喜剧人物与悲剧场景之间的巨大反差。维勒代表的下层民众大多生活在伦敦东区的贫民窟，此地污秽、拥挤，代表着大英帝国的血瘀和栓塞之处。维勒越滑稽，就越能在伦理层面引起读者对下层民众的共情。狄更斯以幽默诙谐的方式将小说中的个体命运转化为人们讨论的对象。因此，受19世纪读者追捧的维勒主义在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集体反思。在日趋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个人容易在竞争性和流动性的社会环境中迷失自我，就更需要通过伦理建设来协调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

《伦理透视法：英国摄政时期小说叙事图景》聚焦英国摄政时期生活的方方面面，囊括了民族与历史小说、哥特小说、吸血鬼文学、幽默讽刺小说和文学杂志等多种文体类型，并将奥斯丁、司各特、玛利亚·埃奇沃思、约翰·威廉·波里多利、玛丽·雪莱、狄更斯等小说家推至摄政时期文学图景的视觉中心。该书开篇还原了摄政时期的文学生态构成，以及小说被浪漫主义诗歌遮蔽的生存困境，结尾展望了英国小说的远大前程，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尤其是作者采用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让读者得以透过摄政时代的浮华掠影，洞见英国小说家对民族共同生活和社会伦理秩序的持续关注。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英国18世纪女性作家情感叙事中的自我形塑研究”（18NDJC062YB）阶段性成果）

作者：何畅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