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路是浙江传统文化独特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文艺美学价值。透过山水地理、诗词文画、商旅交通、人文思想等诗路面貌，可以从不同侧面认识浙江传统诗路文化的审美主题和美学品格。  

山水优美且流连

山水能够触发诗情、启迪诗思，历来是文人艺术家们的重要书写对象。浙江地理形态多样，自然风貌不一，既有天台山、四明山、雪窦山、天姥山、天目山、江郎山、东白山、雁荡山等诸多俊秀山陵，又有钱塘江、东西苕溪、曹娥江、甬江、灵江、瓯江，西湖、湘湖、南湖、东湖等一批名胜河湖。这些秀丽山水，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畅游纵览、歌赋吟诵的对象。东晋南朝的王羲之、谢灵运、沈约，唐代的李白、白居易、贺知章、孟浩然、方干，宋代以来的柳永、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李清照、陆游、杨万里、张岱、李渔、朱彝尊、厉鹗、袁枚等，都留下讴赞浙江山水之美的诗文篇章，在社会上广为传诵。

在林林总总的浙江诗路历代诗人中，颇值得关注的是唐代大诗人李白。他对浙江山水特别是浙东山水钟爱至极，充满了无比的景慕之情和宏阔的浪漫风韵。他的《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越中秋怀》《天台晓望》《早望海霞边》《梦游天姥吟留别》《送友人寻越中山水》《别储邕之剡中》《见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二首》《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与周刚清溪玉镜潭宴别》《忆东山二首》《对酒忆贺监二首》等一批涉浙诗，或记游，或游仙，或送别，虽包括浙江各地，但重点是浙东地区。这里风光宜人，水陆交通便利，人文积淀深厚，有六朝名士遗风，也有神话传说故事和著名的宗教圣地，令人向往，值得游赏眷恋和回味思忆。李白的浙东诗，既继承了写景传统，又融入了强烈的个体精神，想象大胆，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从而形成了对南朝以来山水诗的超越，而这种超越也就是对浙江山水的进一步美化。浙江山水，经过像李白这样诗人的不断吟咏变得诗意盎然、浪漫别致，成为优美审美形态的绝佳载体。

流动的人文风景

在浙江传统诗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钱塘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其他地区的大江大河相比，钱塘江水流较为平缓，因此舟行相对安全。经由钱塘江，既可贯通浙江各地，又可北上南下、西进东出，选择余地大。如从广东北上，沿珠江的支流北江、浈江到达江西境内，转入常山江，顺衢江而下，经富春江到杭州，再转入京杭大运河，到达中原地区。正是便利可靠的水路网络，给浙江这片土地带来了活力。北方的诗人们沿大运河一路南下，直达杭州和钱塘江南岸的西陵渡，或沿浙东运河，迤逦来到佛教圣地天台山，或溯钱塘江而上，抵达隐逸圣地富春山、金华山、三衢山。水陆古道及沿线的秀丽山水、美好风物，自然而然地成为审美对象。诗人们将创作场景置于山水之间，勃发浓浓的胸意，落笔成诗，如此一路有景，一路有诗。这类诗路“体验”诗，具有一种“流动”的美，展现了流动的自然风情。

道由心生，浙江诗路风景又往往因具体山水之异而不殊。南朝谢灵运遭排挤外放，出守偏隅一方的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出建康，别方山，过始宁墅、富春渚、七里濑，登绿幛山、石鼓山、石室山、江心孤屿，游赤石、南亭、仙岩，行田、讲学等，都有诗可证。谢灵运永嘉之行，往返约一年，名仕而实隐。其间写下的《登池上楼》等20余首山水诗，以形似、巧构的艺术方式抉发自然风景之美，因此被誉为“山水诗之鼻祖”。沈约出守钱塘江上游的东阳郡（今浙江金华），作《登玄畅楼》《玄畅楼八咏》，又续作“八咏”组诗，赞美此地大好河山和秀丽景色。这种最先开创书写地域风物景观，后成为效仿的对象并得以广泛流行的“八景诗”，对沈约来说一定程度上是表达“且养凌云翅”“俯仰弄清音”的政治抱负。宋室南渡后，逐渐呈现相对稳定的局面和空前繁荣的景象。处于大运河最南端的都城临安，人口不断增加，商业快速发展，著名的“西湖十景”也产生了。但是南下汉族士人一直怀有收复北方故土、恢复中原政权的强烈意愿，由于这种愿望未能实现，一股哀伤之情长久地激荡于诗文篇章。在林升、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谢翱等诗人的作品中，弥漫着“失而未复”的悲愤情绪。因此，浙江诗路审美文化虽然以优美、浪漫为主旨，但并不缺乏激越、慷慨的情调。  

流域性与意境解读

浙江诗路文化是山水与人文高密合而形成的。历史上，儒、道、玄、佛在浙江地区都有着很深的根基。诸如天台山的佛教文化、金华山的黄大仙文化和衢州的南孔文化都具有广泛的影响，而浙学作为最具浙江本土特色的人文传统和理性精神，以“天人合一”“经史并重”“经世致用”“和合兼容”的特质而成为最具活力的地域文化形态之一。这些传统思想及地域性的浙学都包含了卓绝的生态美学智慧，奠定了浙江诗路和谐的生态审美风格。不过，在影响浙江诗路审美风格的诸要素中，更值得关注的是流域性文明特征。“流域”的本义是由分水线所包围的河流集水区。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流域，每一个流域也就是一个社会和自然的共同体。这种具有原生性的流域，如今已经成为当代环境批评、生态美学的重要理念。浙江传统诗路以大运河、钱塘江、瓯江等重点古水道为依托，呈带状分布，具有清晰、稳定的流域轴线。其中钱塘江是世界的观潮胜地、浙江文明的源头。良渚文化的玉器和古城，上山文化的栽培稻遗存和环壕聚落，均具有作为人类文明标识的意义，而这两处遗址都处于钱塘江流域范围。正是奔流不息的钱塘江，孕育了浙江的文明，启动了浙江诗路文化之美的历程。 

从更广阔的地域视野来看，浙江诗路所贯穿的地区属于江南文化的主要活动区域。江南文化是诗性的，江南之美是意境的。“杏花春雨江南”“雨露天低生爽气，一片吴山越水”，多水泽的地理特点和湿润多雨的气候条件，成就了江南的“诗情画意”。有意味的是，“意境”凸显为中国美学的特色范畴，实则主要由近代以来一批出生在江南的美学家所付出的努力。王国维首得西学之风气，以中西化合方式创建了现代意境美学。他得以重构“意境”，固然受惠于西学，但是离不开乡土文化给予的滋养。“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江南人的身份早已嵌入他的意识深处，在潜移默化中对他的诗词创作和诗学开辟产生影响和作用。宗白华受到西书的“暗示与兴感”而重返“中国”，探求中国艺术的意境之美。他的意境美学的生成，除接收桐城派、新安派等的江南地域诗学、美学之外，还与他在浙东的童年经历和爱自然、爱想象以及对诗、艺术的“一往情深”有莫大关系。现代意境美学，并非纯粹的诗学主张，而是作为追求文艺与人生相统一的人生实践思想提出。王国维、蔡元培、鲁迅、丰子恺等浙江本籍美学家和朱光潜、宗白华等客籍美学家，普遍致力改造社会、提升人生意境的现代启蒙。这种关怀现实的崇高美学品格，在今天保护、传承和利用浙江诗路文化的过程中同样应该得到重视和发扬。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规划重点项目“钱塘江诗路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发展研究”（2021GH035）阶段性成果）

作者：赖勤芳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人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