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诗路是贯穿浙江中西部的历史文化之路，在浙江传统诗路体系中有着独特和重要的地位。钟灵毓秀的自然环境和雄浑厚实的人文艺术的高度密合，既孕育了钱塘江诗路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推动沿路地区从社会意识到生活形态的不断升华，由此成为展现浙江传统文化地域特色的典范。

地理环境和文明底蕴

从本质上讲，钱塘江诗路的形成，是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昌达的人文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由上游的新安江、衢江、婺江、兰江，中游的富春江，下游的钱塘江，以及众多分支河流构成的钱塘江水系，沿江地区山水错落，河海相连。山中有水，水中有山，水行山中，山绕水生，可谓水依山溢美，澄碧如镜；山借水增色，葱翠欲滴，构成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绚丽诱人的自然画卷。正是这种“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地理环境，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名士纷至沓来。从东汉隐逸名士严子陵，到南朝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从盛唐诗仙李白，到中唐新乐府运动倡导者白居易；从北宋名臣范仲淹，到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从元代画坛翘楚黄公望，到明朝开国文臣宋濂，慕名而来的清流雅士前后相继，穿梭于道，举不胜举。他们或隐逸栖居，或流连忘返，或交游唱吟，或聚会畅谈。有的发而为诗，有的咏而成赋，有的感而缀文，有的兴而泼墨，有的思而为说，在高歌“水碧山青画不如”的自然之美，抒发“江山留与后人愁”的家国情怀的同时，也赋予沿江山水以浓厚的人文情怀，悠远的文化韵味和深邃的哲理意境，进而影响到地域性格的塑造和社会意识的引导。

当然，钱塘江诗路的兴起，不仅是文人雅士活动的结果，更是基于深厚的区域文明底蕴和人文传统。从历史上看，位于浙江中西部的钱塘江流域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江南文明演进和人文社会发展的特色区域。早在距今1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以“建德人”为代表的原始人类在钱塘江流域生活和繁衍。距今1万年前后活跃于钱塘江中上游的“上山文化”，开启了中国境内乃至世界范围稻作文明的发展进程。新石器时代后期兴起于钱塘江下游的良渚古国，不仅创造了灿烂的玉器文化，而且标志着区域社会开始由史前时代向国家文明时代迈进。在此基础上，从先秦时期於越文明的空前兴盛到六朝时期南北文化的深度融合，从唐宋时期经济社会的全面飞跃到明清时期区域人文的持续活跃，钱塘江流域在集中体现江南文明演进和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孕育了崇尚自然的人文意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注重人文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体系。可以说，发达的地域文明和独特的人文环境，既是促成钱塘江诗路兴起的坚实基础，也是保持钱塘江诗路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  

历史源起和发展演变

钱塘江诗路的兴起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东汉六朝时期的源起、唐代的发展、宋代的兴盛、元明清时期的调整和近代以降的赓续与重兴几个阶段。

东汉初，名士严光（字子陵）归隐于钱塘江中游的富春江畔，以垂钓为乐，其传奇经历与高洁品质为后世历代文人所景慕，引发众多的诗、词、曲、赋、文、画，从而成为钱塘江诗路的文化触发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钱塘江诗路的人文特色。及晋室南渡，北方士族纷纷南迁，推动山水文学的全面兴起。钱塘江流域青山碧水的自然美景和以严子陵钓台为代表的人文遗存，与诗人文豪的人文情怀相映发，促成了诸如谢灵运《初往新安至桐庐口》、沈约《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任昉《严陵濑》、何逊《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王筠《东阳还经严陵濑赠萧大夫》等一系列传颂后世的山水诗名篇，开启了诗路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

有唐一代，文人漫游、隐逸之风盛行，钱塘江诗路所蕴含的文化元素得以全面释放。秀丽的自然景观、厚实的文明底蕴、独特的人文传统，加上日益开发的地域社会，使得钱塘江流域成为文人墨客的情怀独钟之地。李白、孟浩然、白居易、杜牧、王维、孟郊、韦庄等一批著名诗人纷纷前来畅游山水，吟诗抒情，形成了以自然与人文和谐统一为文化特征的“浙西唐诗之路”。与此同时，钱塘江流域的本土诗人群体也开始崛起，其突出代表就是活跃于中晚唐的“睦州诗派”。南宋诗人谢翱《睦州诗派序》云：“自元和至咸通间，以诗名凡十人，视他郡为最。”睦州诗派既能自觉响应追随当时诗坛主流诗风，又能有所创造，推陈出新，在百花齐放的唐代诗歌园地里自立坛坫。

进入两宋，钱塘江诗路进一步走向兴盛，逐渐形成了四个地域文化体系：一是下游钱塘江地区的“都市文化”，是“雅俗共体”的文化典范；二是中游富春江地区的“潇洒文化”，具有“自然和谐”的人文特质；三是上游衢江地区的“宋诗文化”，表现出鲜明的“世俗化”特征；四是上游婺江流域的“婺学文化”，奠定了传统“浙学”的思想基础和学术风格。这些地域文化体系的形成，标志着钱塘江诗路文化开始超越人文艺术的范畴，向社会文化、生活文化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拓展。

元明清时期，钱塘江诗路文化出现新的调整。一方面，在诗人云集、佳作不绝的同时，以沿江山水景观和闲适生活为题材的绘画创作成为文化风尚。特别是元代“画坛四大家”之首黄公望创作的《富春大岭图》和《富春山居图》，是传统山水画的经典名作，并引发一系列题画诗文作品。另一方面，围绕诗路诗文集的编纂更加活跃，成果丰硕。这既是诗路文化持续发展和积累的过程，也是编选者基于清晰的地域文学意识，努力构建地域文学传统的反映。两方面的结合，使钱塘江诗路文化呈现出“山水人融合，诗画文一体，学思行贯通”的人文形态。

近代以降，虽然传统的古典文化渐告消歇，但钱塘江诗路的文化情怀和人文精神仍然继续传扬。随着时代的变革，诗路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近现代元素和文化内涵，并在郁达夫、叶浅予、李可染、巴金、王伯敏、陆春祥、郭水华等著名作家、画家身上重绽光华。

文化体系和人文特征

钱塘江诗路并不是“诗”和“路”的简单组合，而是“诗”的具化和“路”的诗化的统一体，是以诗为灵魂、以路为载体的地域文化形态。

钱塘江诗路人文活动多样，文化内涵丰富。就诗路文化的活动主体而言，包括文人墨客、学家名流、宗族郡望、技艺巧工、释道方士等诸多社会群体。就文化内涵而言，包括自然审美的山水文化、诗词书画的艺术文化、经世致用的学术文化、家国情怀的爱国文化、和谐潇洒的生活文化、闲适雅致的民俗文化、身静性灵的隐逸文化、讲佛求道的宗教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等。可以说，在社会诸群体的共同参与下，以地域文明为基础，以山水文化为底色，通过艺术文化形式，实现学术文化、爱国文化、生活文化、民俗文化、隐逸文化、宗教文化、生态文化的交织升华，由此构成钱塘江诗路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系。

就人文特征而言，钱塘江诗路整体具有“天人合一”的文化具象，蕴含了自然与人文和谐统一的文化意境。自然之美与艺文之美的珠联璧合，外来名流与本土名人的交相辉映，儒士雅风与民众俗习的彼此呼应，身闲性灵与道德追求的并行不悖，形成了以“和谐潇洒”为精神内核的人文形态。其中，所谓的“和谐”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注重尊崇自然和发展社会的有机结合，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二是注重社会关系的平等、友善、有序与稳定，实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相处；三是注重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的共同发展，构建精神充实、物质富裕的和谐人生。所谓的“潇洒”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社会活动的潇洒风尚；二是生活方式的潇洒形态。正是这种“和谐潇洒”的精神内核，使得钱塘江诗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诗画浙江”的传统文化典范。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规划重点项目“钱塘江诗路的历史传统与当代发展研究”（2021GH035）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国灿  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人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