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随着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努力,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论及国家富强时强调:“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时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随着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努力,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准确理解共同富裕
一是共同的概念。共同是指大家一起富裕,强调时间上的同步性。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基础薄弱,当我们还普遍处于贫困落后的时候,更多的关注点是加快发展,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所以在当时的背景下,富裕不会是同步同时的。而现在正是到了先富带动后富的时候。当然,一起富裕起来并不代表大家一样富裕,绝对的一样水平的富裕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关键是要把差距控制在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这个范围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把握:从经济维度看,差距应有利于激励,分“蛋糕”的同时不影响到做大“蛋糕”。从社会的维度看,差距的存在要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比如在初次分配中,应该更多注重规则和过程的公平,只要是合理合法取得的收入,都应该得到有效保护,而与社会公平正义有违的不平等待遇都要消除。从政治维度看,社会差距的存在要控制在不会引起社会动荡的范围内,以保持社会安定和政局的稳定。
二是富裕的概念。富裕不仅表现在居民收入和财产上,还应该体现在公共服务的可得性上,要看不同的社会群体是否能享受到无差别的公共服务。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不是简单的物质占有,而应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前提下人的充分享有、更好满足,是人的全面发展。富裕是每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全面追求。
三是共同富裕是共建共富。我们要推动的是涉及14亿人口的共同富裕,绝不允许出现养懒汉、等靠要的现象,必须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挖掘低收入人群内生发展动力,先富带后富,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的基础上实现人人享有。
四是共同富裕是逐步共富。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的发展和收入差距较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逐步解决好。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一定要考虑再分配政策引起的效率损失问题,让分“蛋糕”不要影响到做大“蛋糕”。我们需要的是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不是低水平的均等。
推动公共服务从数量均等化转向公共服务可及性和质量均等化
当前,我国区域间发展仍不平衡,各地推进共同富裕的方式、力度、节奏有差异。不过,在一个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国家内部,如果不同地方政府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力度不尽相同,比如就业补贴或失业保障的标准有高有低,可能会带来低标准地区的低收入人群涌入高标准地区等问题。当然,实施再分配政策的地方政府可以对外来人员采取差别待遇,但这种做法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差别性歧视政策最终都会被废除。比如,《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也明确提出,“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逐步实现随迁子女入学待遇同城化。”
为了保证地方政府可持续地推进面向共同富裕的再分配政策,中央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在公共服务政策制定上,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推动公共服务从数量均等化转向公共服务可及性和质量均等化。在公共服务财政体制上,应加大对薄弱地区的转移支付,逐步消除地区间的财政净收益差异,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均等化。如此,可以保障国民在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社会福利上的无差别待遇,推动企业和个体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资源配置决策,也可以避免某些地区因“福利磁石”效应而导致财政不可持续。
注意防范政策支持“盆景化”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合成谬误”概念指出,对局部正确而对整体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经常看到有些政策措施在试点时效果很好,但广泛推广实施后却并没有取得同样显著的效果。在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也要特别注意防范政策支持“盆景化”,即通过短期高强度的政策支持和公共资源调配人为营造政策高地或福利孤岛,导致支持对象过度依赖政府投入,甚至逐步丧失自我发展能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各地区应结合自身要素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合理分工,形成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要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发挥价值创造作用;生态功能强的地区要得到有效保护,创造更多生态产品;适合农作物种植的地区要发展绿色产业,输出农产品资源。例如,浙江省的“山海协作”以项目合作为中心,以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合理配置为主线,通过发达地区产业向欠发达地区合理转移,欠发达地区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有序流动,激发了欠发达地区经济的活力,形成省内区域间优势互补的良好局面,为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奠定了扎实基础。
总之,只有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才可能让“共同富裕”的地方经验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
作者:钟晓敏 浙江财经大学校长
来源:中国财经报2021.08.31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