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有着辉煌的对外贸易历史。在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后，宁波又因为优越的区位条件而受到来华西人的重视。英国人将其作为从浙江到中国北部、日本海岸和朝鲜的国际贸易中心”，在1842年中英《江宁条约》中要求开放宁波为通商口岸。但由于距离上海太近，缺乏广阔的经济腹地等原因，宁波在开埠后的对外贸易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英国人在失望之余，甚至向清政府提出要用宁波和福州来换三个内地口岸。不过有趣的是，欧美来华传教士却普遍认为，宁波的排外情绪较弱，气候也更加有益于健康，所以将宁波选定为在华传教活动的重点区域，纷至沓来。

1844年宁波开埠后，西人居住通商之地名曰“江北岸”，是位于三江口北侧，东临甬江，西南及北侧濒余姚江，呈肩胛骨状的三角形区域，中文材料里常称之为“江北岸外人居留地”。它甚至有自己的英文专有名词——Campo，该词根据1917年版《中国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Sinica）的解释，来源自kong po，这是对‘江北’chiang pei一词的宁波话发音，意思是‘江的北岸’”。将某地的方言发音转读成外文词汇，进而作为专有名词普遍使用，这是中西语言接触史上罕见的现象，从中也可看出江北岸处在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一个前沿位置。事实上，这里是清末西方文化向浙江乃至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窗口和桥梁，在诸多方面领风气之先。

晚清西学的输入路径，主要包括编译出版书籍、兴办新式学堂、发行报刊等，这些内容在江北岸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且影响深远。由于书籍编译是从学术意义上引进西学，而报刊宣传则是从普及意义上传播新知识，这两者最能反映西学传播的深度与广度，所以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将在澳门的印刷所“华英校书房”迁至宁波江北岸，更名为“华花圣经书房”，1846年定址于江北岸卢氏宗祠。这是浙江第一个现代印刷出版机构，采用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也是1860年前西学在华的扩散中心。据笔者统计，截至1859年10月，华花圣经书房在江北岸14年间刊印的各类印刷品合计1394861册60037000页，这个印刷数量在当时是极为庞大的。印刷品中除了基督教读物与圣经译本，还有为数不少的西学刊物，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人文史地知识，不仅启发民智，也对一些具有开放眼光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以麦嘉缔（Divie B. McCartee）著《平安通书》为例，从1850年至1853年，该书每年出一册，共四册，介绍天文地理知识，如节气、潮汛、日月食、西洋历法以及西方的文字、舟车、屋宇、农圃等等。书中创译的一些汉语新词一直使用至今，如火烈鸟、袋鼠、响尾蛇和钟楼。这套书也引起魏源的重视，成为其在1852年刊行的百卷本《海国图志》所引用的外国人著作中最新的一种，其最后一卷全部来自《平安通书》。1847年，华花圣经书房刊印由袆理哲（Richard Q. Way）编写的《地球图说》，仅36页；1848年再版，篇幅增至54页。该书是一本关于世界地理的简明读物，介绍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物产、人口、风俗等，图文结合，要而不烦，原是用作美国长老会在宁波所办学校的教材，未料一经问世就广受中国人喜爱。至1856年，作者在中国教师的帮助下，将该书篇幅扩充至200多页，易名《地球说略》，当年的印量更是达到9000本，这个数字即便在今天也非常可观。这本书成为晚清士人关于世界地理和文化的重要启蒙读本，《海国图志》征引三十四处之多；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讨论“养贫”“教贫”问题时即征引书中相关内容以为论说之根据；斌椿在赴欧考察前就曾阅读过丁韪良赠他的《地球说略》等书，才改变了“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的旧观念。1860年，华花圣经书房从宁波迁至上海，更名“美华书馆”，迅速发展成为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出版印刷机构。

报刊是西人引入中国的又一重要新事物，作为大众传媒，起着沟通社会交流，反映舆情，宣传新思想观念，传播新知识的作用。1854年，《中外新报》由玛高温（Daniel J. Macgowan）在宁波北门外创刊，这是鸦片战争后创办的第二份中国近代报刊，也是中国最早以“新报”为报名的新闻刊物。该报的发行量和持续时间都超过同时期的两份著名中文报刊——《遐迩贯珍》（1853—1856）和《六合丛谈》（1857—1858），发行范围也较广，浙江以杭州、宁波为多，上海、北京、香港均设有销售点。1858年12月，该报改由应思理（Elias B. Inslee）主编，一直到1861年停刊。作为一份由传教士编办的报刊，《中外新报》的宗教色彩并不浓厚，更多的还是体现了近代世俗报刊的特征，如注重新闻的时效性、连续性，针砭时弊、对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和批判。该报还兼及传播西学知识，如1859年第十号就刊登了《造醋法》与《造钢法》两文，介绍西方酿醋与炼钢之法。如果说《中外新报》还带有宗教色彩的话，英国牧师阚斐迪（Frederick Galpin）在1881年创办的《甬报》已是一份纯新闻报刊。《甬报》馆址设于江北岸钰记钱庄，月出1卷，共13卷，分为选录京报、中外近事、议论、译文、告白、杂俎等项目，发行范围遍布中国各通商口岸。《甬报》侧重报道中外最新消息和洋务运动的情况；重视阐述新闻观点，评论鸦片之害，分析中俄、中日形势；翻译外国书籍，连载阚斐迪与宁波士人徐景罗合作编译的俄史文章，后结集出版题为《俄史辑要》，在晚清流传甚广；此外还介绍一些西方科技知识，如电气行船、雷船新法、人工致雨、奇墨印书、治疟妙药等等。1898年，德国德丰洋行创立宁波第一份商报《德商甬报》，馆址设在江北岸傅家衜头，以报道商情，沟通海内外商业信息为宗旨。这些早期新式报刊形式被效仿，此后国人自办刊物层出不穷。仅浙江一省，在晚清最后十年就出版了60余种报刊。

实际上，从江北岸传播出去的西学不仅影响中国，也远及日本。宁波地处东海之滨，与日本列岛隔海相望，两地经济文化交流本就频繁。在幕府时代末期和明治初年，有大量汉译西书从宁波传入日本，其中就包括在江北岸印行的书籍报刊。比如《地球说略》在日本被许多学校选用为世界地理教科书，它有多个译本，包括1860年兰学家箕作阮甫训点本，1874年甘泉堂的《地球说略和解》，1875年宝集堂的《地球说略译解》；应思理编辑的《中外新报》作为“记载海外各国变革的新闻书”，由日本官方的藩书调所（1862年改称“洋书调所”）审核、删改，注上日文句号和训读的符号，再被翻刻，称为《官板中外新报》。此外，当时一些精通汉文的知识分子为获取海外消息和知识，也辗转抄写原本。这些西学书籍、报刊在日本广泛流传，发挥了相当大的启蒙作用。可以说，宁波江北岸是晚清西学在东亚传播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本文系宁波市社科研究基地课题“宁波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JD5-FZ33）阶段性成果）

作者：田力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