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复璁：从一而终的图书馆专家
蒋复璁（1898-1990），字美如，号慰堂，浙江海宁硖石人，清代海宁著名藏书家蒋光煦曾孙，我国留学德国学习图书馆学第一人，中国尤其是台湾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传播者与终生践行者。自1920年协助松坡图书馆德文编目至1983年辞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在图书馆领域奉献了60余年，践行了其“愿以图书馆员终其身，尽到一个人对人类文化，尤其国家民族文化服务者的责任”之心愿，被称为“从一而终的图书馆专家”。一生著述颇丰，著有《图书馆》《图书室管理法》《珍帚集》《珍帚斋文集》《图书分类法》等相关专著，图书馆相关论文150余篇。
蒋复璁在图书馆事业上建树颇多，尤以以下事迹彪炳史册。一是筚路蓝缕三建国立中央图书馆，1933年于南京以仅2000元经费完成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工作，并建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影印《四库全书》作为交换凭证，提升了《四库全书》与中央图书馆在国际间的知名度；1938年筹备处西迁重庆后，蒋复璁任中央图书馆馆长，设抗战文库，编印《战时国民知识书目》，成就斐然；1954年于台湾在一穷二白下恢复中央图书馆建制，发展其成为台湾最具规模之图书馆。二是守护中华文物瑰宝。抗战期间不顾生命安危，赴沦陷区上海抢救古籍珍本，购得善本古籍4864部、48000余册。1960年发现收藏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地下室的一批北平图书馆善本及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一万多片汉简，经多方努力要回。三是推动出版法之修订。1935蒋复璁在出版法审查会议中，争取到“新出版品直接送中央图书馆”。此建议后被列入出版法，保障了中央图书馆国内新出版品来源，节省了大量经费，且使其地位与欧美之国立图书馆相等。
蒋复璁在60余年的图书馆员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图书馆学术思想。
（一）蒋复璁的图书馆管理思想
1.不问背景、只问专长的“唯才是用”思想
蒋复璁1914年就读于德商创办之天津德华中学，德国教育之“注意基础，毫不马虎，只要有一门功课太差就会不及格，毫不留情”的精神及“个人能力优于人情”用人思想深刻影响了蒋复璁一生，尤对其今后之用人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种思想下，蒋复璁“不问出身背景，只要认为可堪造就，就会尽心尽力地栽培提拔，毫无派系之见”，因此在他任职中央图书馆与故宫博物院期间，手下从没有自己的“班底”。
2.先解决有无的文献资源建设思想
蒋复璁对于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书是精神的食粮，知识的源泉，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国家藏书的数量，来评判这个国家的文化程度”。在文献资源建设上，他认为首先要解决有无问题，故一方面多途径广泛搜集文献；另一方面主张大量影印旧书，而纸张差点是不要紧的。这一思想是受其父亲蒋方夔“有书总比无书好”的藏书思想的影响。
3.不依规定的“人治”领导方式
蒋复璁出身于传统世家，受传统父权社会影响颇重，表现在图书馆领导方式上，倾向于“人治”，不愿受制度的束缚，“由他来决定一切，而非依据一套完整的制度；又事必躬亲，如同传统社会的大家长一般。
国立中央图书馆在台湾复馆时，因馆藏流传稀少的善本书多而常有书商来借印，昌彼得先生建议蒋复璁制定一套借印办法作为处理准则，但蒋不同意，说“如此不论阿猫阿狗都可来借印”。没有借印规则的束缚，蒋复璁高兴就借，不高兴就不借，全凭他个人的喜好，也因此与出版界人士时生龃龉。
蒋复璁不愿意用“规定”来束缚自己，在任人方面也是如此，虽“唯才是用”，但喜欢自己直接下命令任用某某人，而非透过部门主管。
（二）蒋复璁的图书馆发展思想
1.图书馆“运动”思想
蒋复璁认为，图书馆与个人一样，“要随时动，随时工作，卽有生命，有前途，否则卽无进步，无生气，一切完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下，1938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一迁到重庆，即着手建立了抗战文库，并公开阅览，该文库至1939年就已有一万余人次流通量；1939年重庆轰炸期间，蒋复璁在江津县白沙镇租乡间房屋作为办公之用，在白沙大观山及新桥先后开辟阅览室公开阅览，在重庆聚兴村租房屋设办事处及出版品国际交换处。适时编印《战时国民知识书目》，向国民推介抗战书籍，并分别在南京、武汉、岳阳、长沙、宜昌、重庆等地携带油印机随时编印、随时分发，短短两年多时间就编印了27期，为振奋国民抗战精神作出了积极贡献。
2.图书馆与时俱进思想
蒋复璁强调传统文化的保存、维护，但其发展图书馆的思维却颇前卫，眼光也颇长远，强调“发展图书馆要跟着国际的脚步走”。在这种思想下，台湾中央图书馆跟随国际步伐走图书馆自动化道路；蒋鼓励下属按ISBD国际著录规则修正我国的编目规则，从而研制了多种标准，如资讯码及中文图书机读编目格式等。针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蒋复璁曾打算成立一个“科学资料中心”，并向亚洲协会申请到一笔经费，委派台湾大学沈宝環教授赴欧洲考察。
3.图书馆合作思想
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蒋复璁推崇采编、储藏走合作道路。针对当时国内各藏书机构或单位，在图书采编方面各自为政、各不相谋现象甚多，甚至同一学校各系之间都不能合作，从而造成资金浪费严重、许多必要图书却因资金限制而无法购买者众多，蒋复璁提出文献采编应走合作道路，经济地使用有限的经费。在储藏方面，蒋认为应学习美国，图书馆多与地方机构合作，设立众多图书站，供民众阅读，以解决图书馆房屋的容量问题。
在图书馆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方面，蒋复璁提倡图书馆与学校合作，在学校内普遍添设儿童图书馆，儿童即可在图书馆内上课，比单纯在教室内上课的效果要好得多。
（三）蒋复璁的图书馆教育思想
蒋复璁亦是非常强调图书馆的教育功能，甚至认为图书馆对于教育的重要性，在其他任何教育之上，他认为学校只能教育在校的学生，不能教育社会民众，社会民众要获得知识，非向图书馆求得不可，而广播电影之类，虽也可以对民众进行教育，但是教育的重要工具还是图书，而知识的源泉也是图书，所以教育问题莫过于图书馆发展问题。
（四）蒋复璁公共图书馆服务思想
蒋复璁认为，“实现人生是以服务为目的”的，同样，图书馆也应以“服务”为己任，并且这种服务是多样化的。从蒋复璁论及公共图书馆服务于公众的旅行事业可窥一斑。蒋复璁认为公共图书馆除传统的借阅服务外，还应服务于公众的旅行事业，因为“公共图书馆的任务是为公众服务，答复一切的咨询，对于旅行的指导，也是参考工作之一”，并且他认为图书馆应该“在种种方面鼓励旅游”，因为读万卷书还需行万里路。儿童图书馆可以举行儿童读书旅行的比赛，这不仅是一种指导读书、使儿童知道旅行可以获得知识，更是使儿童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旅行”这一思想，鼓励其旅行。公共图书馆则可以指导青年及人民至边疆旅行及鼓励旅游与迁移，因为“国际间的纠纷，大多起于边疆，有的国家疆土辽阔，一切政治风俗不同，如不到边疆，不能知道也不能认识其危害性”，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人都应该重视。
（五）蒋复璁的图书馆员教育思想
蒋复璁在《中国图书馆员的教育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应该分为两种培养图书馆员的方式：一是普通的，在大学读四年，授予学士学位，可专门供给公共图书馆及中小学，从事图书馆的教育工作；一是专门的，在大学任何院系毕业，得有学士，再读一年，修得五十学分的图书馆课程后授予毕业证书，如愿再深造的，则再读一年，修满二十学分，考授硕士学位，可专供大图书馆及专门图书馆之用。
“碌碌无能，一生只做一椿事，尝尽酸甜苦辣；劳劳不息，终岁难偷半日闲，浑忘喜怒哀乐”。这是蒋复璁写给自己之挽联，非常形象地概括了他这一生在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上不畏艰难、恪尽职守、遍尝辛酸却矢志不渝的精神。
二、张元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
张元济（1867-1959），原名元奇，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他是我国藏书史上少见的家藏逾10代的藏书家族传人。光绪“己丑恩科本省乡试中式第十名，朝考一等第三十一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任刑部主事，后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光绪二十四年（1898）参加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革职永不叙用，遂离京一沪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元济应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邀请进入商务印书馆，主持商务编译出版工作，先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监理、董事长等职。1948年4月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华东军政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馆长。1959年8月14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
张元济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校勘家和藏书大家，一生致力于文化事业，被誉为商务之魂，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先驱者；在近代文献的搜集、保存、传播等方面影响卓著，被学界誉为近代有魄力、有远见的藏书家。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创办东亚最大的图书馆——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及合众图书馆，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一般多为二世、三世，四五代相传的已为数不多，像浙江海盐张氏藏书逾十代的，则实属凤毛麟角。海盐张氏藏书可上溯到清初张元济九世祖张惟赤创涉园藏书处；后经过张氏历代努力，到嘉乾之际张宗松（张元济六世祖）一辈时达到鼎盛；道光后期因种种原因，张氏家族藏书中落，持续了200多年的藏书陆续散出；太平天国时又遭兵戮，涉园名胜遂荒废；至近代张元济时，继承先世之志，涉园传统重放光华，纷呈异彩。
“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为张元济总结的求书四法，在此求书法之下，其私藏——涉园藏书获得了长足发展。
致力于善本的收录。张元济收藏不少古本秘籍，尤其嗜好宋本，故其藏书亦颇多善本。由于他从未为自己涉园中的宋本汇编目录，因此，除刻入《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部分外，难以确知他究竟收藏有多少部宋本书。“目前，台湾有些学者已知曾经张元济旧藏宋本原书，是“中央图书馆”的写本《宋太宗实录》、黄庭坚的《山谷琴趣》、欧阳修的《醉翁琴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权德舆的《权载之文集》等几部，数目虽不多，却每部都是连城珍贵。”
致力于张氏先世旧藏的搜罗。凡获悉钤有“涉园”印记的图书，便不惜高价购回，如曾落入于右任之手待售的宋本《荀子》、《庄子》等善本是重金购得的，日积月累陆续收回善本五十二部之多，最早的可溯至他的八世祖张皓旧藏。1936年杭州举办浙江省文献展览会，送展的原为张氏涉园旧藏，有宋长乐陈槱纂《负喧野录》二卷一册，明抄本；唐蒲卢纶《卢户部诗集》十卷二册，明抄本；唐代莫休符《桂林风土记》一卷一册，明抄本；参展时均标明“藏张菊生家”、“海盐张菊生藏”。
致力于家乡地方志的收集。张元济认为：“地方志虽不在善本之列，然其珍贵之记述，恐有比善本犹重者。”如数十年中搜罗海盐及嘉兴府地方文献极多，嘉兴先贤遗著476 部、海盐先贤遗著355 部、涉园先世著述及旧藏104 部, 计935 部3793册。1936年杭州举办浙江省文献展览会，张元济所送展之书有清嘉兴李澧《意香阁诗词草》二册，为李氏后人抄稿本，有“此书誓不借友，藏之以待族中有利者选刻”字样。又有清秀水朱耒《童初公遗稿》一册，为嘉庆间抄稿本。清海盐黄仙崙《崙山堂壬戌诗》一册，为黄之哲嗣隆桢等录抄本。此外有清嘉善魏允札《魏东斋先生残稿》一册，抄稿本。明海盐彭孙贻选《明诗五言律》一册，手稿本。清海盐董湖《红豆诗人诗抄》二册，抄本。
海盐张氏家族藏书家世系，如下所示：
1887年，张元济在北京和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集资创办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学堂内设有图书馆。他还参照欧美图书馆，制订了图书馆章程及阅报处章程。章程规定图书馆内的所有藏书对外开放，这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创举。百日维新流产后，通艺学堂连同图书馆一起移交给京师大学堂。
1903年，张元济在上海应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翌年，他便开始筹建编译所图书资料室。1909年，资料室扩大规模，改名为涵芬楼。此后，涵芬楼广搜天下图书、善本秘籍、全国各地地方志及欧美国家书籍，成为当时盛极一时的著名藏书楼。1924年，商务印书馆拨款兴建一座五层楼的图书馆，张元济提倡将新建楼命名为“东方图书馆”，善本书藏于该馆三楼，仍名“涵芬楼”。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藏书已达46万余册，其中善本古籍3700余种、35000余册，全国地方志2600余种、15000余册，以及15世纪前印的西洋古籍多卷珍本、中外报章杂志、各种照片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元济目睹“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私人藏书又因战乱大量流失，便与叶景葵等商议在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创办意见书宣称：“抗战以来，全国图书馆或呈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亡，岂不大可惜哉！本馆创办于此时，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1941年合众图书馆馆址落成，张元济捐赠合众图书馆历年所藏的嘉兴先贤遗著476部1822册，海盐先贤遗著355部1115册，涉园先世著述刊印及旧藏104部856册及石墨图卷各一，共计935部3793册。这批地方文献对研究社会文化发展极有史料价值。
1953年，张元济主持董事会议决，将合众图书馆捐献与国家，并更名为“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海盐张氏家族藏书逾时代达百数十年，反映了张氏家族文化积累的广度和深度，他们的书籍文献的传承关系以及在文学和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而张元济不仅在保护本民族历史和文化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更是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了纪念张元济与图书馆事业的贡献，1987年5月8日，在张元济的家乡浙江海盐武原镇建立了“张元济图书馆”。
三、刘承干：嘉业堂藏书楼创始人
刘承干（1882－1963），字贞一，号翰怡、求恕居士，晚年自称嘉业老人，浙江湖州南浔人。其祖父刘镛以经营丝业起家，又涉足盐业、典当、房地产等，终成大业，成为江南“四象”之首。其生父为刘镛次子刘锦藻，因刘镛长子刘安澜英年早逝，便将刘承干过继为嗣子。1899年刘镛去世后，刘承干以“承重孙”身份继承巨额家产，遂成江浙巨富，这为他的藏书和刻书事业提供了雄厚的财力保障。
刘承干少时就读浔溪书院，1905年考取秀才，因历次捐资助赈，累奖分部郎中、四品卿衔、三品卿衔、四品京堂，但并未正式出仕清朝。1911年辛亥革命前携家移居上海，直至离世。
刘承干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为我国传统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花巨资购书藏书
刘承干痴心藏书、醉心刻书，为此不惜一掷千金，他曾自称：“生平嗜书，与世俗之珠玉货财同”，可见其对书的热爱程度。刘承干从1910年开始藏书，历时二十余年，耗资30余万元，搜集了北京、江浙等地大量的藏书精品。嘉业堂藏书楼建成后，在藏书楼的鼎盛时期，藏书最多时达到18万余册57万余卷，计有宋元刊本155种、明刊本2000多种、清刊本超过5000种、地方志1217种35359卷、稿钞本2000多种，其中作为镇库之宝的宋刊四史、明孤本《永乐大典》42册88卷、文渊阁、文澜阁《四库全书》残存抄本、文源阁《四库全书》（6册）等，尤为珍贵。藏书同时，刘承干还热衷于刻书，所用红梨木书版，共有三、四万块。嘉业堂刻书始于1913年，耗资20余万元，二十年间共刻书187种3001卷。作为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刘承干为我国传统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创建嘉业堂藏书楼
为妥善保存藏书，刘承干在家乡南浔镇“购地二十亩、斥金十二万”，于1924年建成嘉业堂藏书楼。他曾希望“余之为是楼，非徒藏之，又将谋所以永其传”，要求“凡吾刘氏子孙，其世守勿替”。他并不像其他藏书家那样将藏书秘不示人，恐怕别人知晓，相反，他对待自己的藏书非常开明，而且他还提供自家的善本供他人传抄，如《罪惟录》便是由张宗祥摘抄成书的，并由张元济刊入《四部丛刊》，同时收入该丛刊的还有嘉业楼中的八部藏书，其中的《重校鹤山先生大全集》是海内的孤本。当时，只要有人到其家中摘抄善本，刘承干便会为其提供食宿。唐氏在其《嘉业堂藏书楼游记》中提到：“吾闻承干先生设嘉业楼，非徒藏书，意将藏书永其传，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所，以公开借阅，嘉惠四邻，并置田若干，取其利息为藏书楼费用。”为了更好地管理嘉业藏书楼，刘承干还专门出资聘请管理人员，设置有编目人员、刻字工、会计人员等，逐渐形成近代图书馆管理的雏形。
嘉业堂藏书楼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一，以其丰富的古籍典藏闻名天下，被誉为“20世纪藏书文化史上的丰碑”。
（三）捐献藏书楼及藏书
因刘承干不善经商，家境逐渐衰落，而日军入侵更使经营雪上加霜。抗战爆发前，其镇库之宝宋刊四史，宋刊本中的珍本《鹤山先生大全集》、《窦氏联珠集》，《永乐大典》残本，《宋会要》及《明实录》抄本等都被卖掉，以贴补家用。储于上海的嘉业堂藏书开始大量散失发生在1941年4月，其时由郑振铎代表文献保存同志会，与刘承干商定，以25万元收购嘉业堂明刊本1200余种，抄校本36种。1942年10月，刘承干与张叔平订立合同，将储于上海、南浔两地的所有嘉业堂藏书及书箱、箱垫以206万元整体卖给张叔平。此次交易风波迭起，几经周折，刘承干最终收到书款140万元，张叔平则获得大量嘉业堂的精品，并转手倒卖。所幸的是，这些藏书虽历经磨难、辗转迁播，最终大多流入国内各大图书馆，继续服务于大众。
“花园荒芜，主楼内蛛尘遍布。虽然书箱、书橱等还在，但东倒西歪，破烂不堪；电表、电线、桌椅板凳等损坏严重。主楼东侧的抗昔居更是一片破败，四进平房有的门窗皆无，有的地板腐烂，有的屋顶漏水。版片胡乱堆放，随处可见，有很多已被虫蛀，被腐蚀，无法修复……”刘承干面对藏书楼的破败状况，只能望“书”兴叹，心有余而力不足，遂萌生了捐献嘉业堂藏书楼的想法。
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涌动着捐献私人藏书的热潮。郑振铎在《一年来“文物工作”纲要》中写道：“由于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的爱戴与信赖，一年来将其私人所藏的文物、图书捐献出来的很多。其中，……张伯驹捐献的宋人尺牍、赵世暹捐献的水利文献、常熟瞿氏捐献的宋元刻本、傅忠谟捐献的宋元明刻本及抄本、翁之熹捐献的明清抄校本等尤为国之重宝。”政府的表彰、倡议，各地的捐献、相赠，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这股滚滚洪流面前，刘承干经过慎重考虑，于1951年11月19日致函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张宗祥，慨然决定把“书楼与四周空地并藏书、书版连同各项设备等”（藏书113978册、杂志3301册、碑帖2528通、自印书27537册、印书雕版39559片）无偿捐献给国家，当时由浙江图书馆和嘉兴图书馆派干部接收。饱受磨难、濒临绝境的嘉业堂藏书楼实现了向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嬗变，成为浙江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新生。
刘承干作为近代私家藏书第一人，在我国藏书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刘承干晚年慨然将一生心力所萃的嘉业藏书楼及其藏书，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由浙江图书馆接管，实现了藏书楼的最佳归宿，更属不世之功，将永远被后人铭记。
浙江省社科联社科普及课题成果
课题编号：19ZC04
课题名称：近代浙江图书馆学人传
负责人：方吉萍
工作单位：嘉兴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