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许尚枢，生于1940年3月，天台人，系“当代天台一百人”、“首席天台山文化研究专家”、“许尚枢文化名家工作室”领衔人。著有《天台山历代名人传》《济公文化面面观》等9种。主编有《天台山旅游文化丛书》《天台文史资料汇编》《名人笔下的台州》《海峡两岸济公文化研究文萃》《台州楹联集成》等8种14册。在书刊上发表共150多篇。著述二度获市社科 “曙光奖”。《国清寺志》获华东地区高校学术二等奖，其它著作数十次获市政府与社科联奖与历届“天台山文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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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40年3月出生于浙江天台的一户书香家庭。受此影响，自少热爱学习，嗜书成癖，经常翻阅家中藏书，读书成绩优秀。在城南小学（今天台赤城三小）曾获“特等学习模范”称号，成为全校读书最好的人。接着转城西小学（今天台赤城四小）就读，我写的给志愿军的慰问信，以全班名义寄出。
从青春叛逆到教改“尖兵”
在育青中学读初二时，正处于叛逆期，一度沉迷于游戏，甚至自创海陆空战棋娱乐，竟至忘记了上学。父亲的鞭鞑与他的病故唤醒了我，于是全身心投入学习，而偏于文科，直到高中毕业。课余时间更成为文化馆、新华书店的熟客，并开始购买书刊。1956年，才进天台中学不长，我买的第一本书竟是难啃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一批刊物则是翌年登有毛主席诗词的毛边本《诗刊》与《文学研究》创刊号。课余热衷游山与写作。记得冒雨游览寒石山后，写了一篇游记。教语文的包光大老师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他在作文上批道：“以半日时间写得如此详尽而形象，与走马观花者不可同日而语也！”我为国庆特刊上写的《祖国颂》长诗，也受到他“非人造‘丝’（诗）”的赞扬。这也是我后来报考文科的动力所在。我的《为学诗》十首之一写道：
寒宵月转万籁瘖，许子书心直叵禁。味到浓时惊叱咤，篝灯理被瞒慈亲。
写的正是当年废寝忘食的读书情景。
1958年夏，我考进杭州师范学院（今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3）班。四年中，不但学到了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知识，以及学术研究的初步方法，而且让我进一步坚定了做人必须有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志和真才实学，为我以后教书育人、积学储宝和研究地域文化奠定了基础。
中文系老师都很优秀，戴林淹老师的博学、叶柏村老师的唱诵，林国廷老师的风趣，青年教师的热情指导……激发了我学习祖国语言文学的兴趣。勤学苦練使我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一再受到老师的肯定和表扬。例如，2万1千字的《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作业，得到“既详细又全面，并能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的评价。叶葆汉老师甚至当众表扬我那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后感有主席风，使我受宠若惊。
然而，在六十年代初，系里掀起了一场教学改革，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竟将叶老师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基础讲义》中的所谓“修正主义观点”，在班里讲，系报上登，进行所谓“批判”。还在日记中写着：“近午睡皆不能入睡，夜亦至更深方能就寝，食欲不振。盖倾心于教改之过也。”更有甚者，当我看到北大《中国文学史（修订本）》以及一些名家的著述中亦有类似观点时，也会“义愤填膺”，写文章批。有的文章还往外寄。直到三中全会后，才有了正确的认识。
当年对我一生产生更大影响的却是1960年7月8日开始的为期二个月的系内教材编写活动。我被分到《外国文学》组，紧张的“双抢”（夏收夏种）也因此为日夜看书钻研与编写所代替。当时我在《为学诗》十首之一中这样写道：
君战田庄我战文，难容讲台笼妖氛。师生党委齐筹策，编出教材育新军。
是把它作为“教育革命”的一场硬仗来打。
不过，编教材毕竟不同于搞大批判。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与治学严谨的主编戴林淹老师手把手的教诲，字斟句酌的推敲，我终于撰成《外国文学》教材中俄罗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与《十月革命与国内战争主题》三文，共2.7万字；接着又撰写英国《萧伯纳和他的〈巴巴拉少校〉》1.8万字，收入翌年《外国文学史讲义》之中，当时我在主角形象分析上与导师相左，虽然最后是依了老师，但也算是第一次向权威挑战。
这场教学改革总体上并不是成功的，不可避免地打上当时“左”的印记。但是平心而论，师生改革的热情与学术讨论，对中外一些文学现象也不乏持平之论，再说毕竟印行了创校以来第一套自编的铅印教材，似应在《院史》中提上一笔。何况对我个人来说，其启蒙学术研究的作用，又多么难得！
1962年，择偶之风席卷毕业班级。我为了将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学业，因身体不佳（在困难时期下乡前后患慢性肠胃炎达半年之久）而耽搁的时间夺回来，就将所有能利用的时间全都放在学业上，如饥似渴地学习。除了白天和周日抓紧时间上学校和省图书馆外，每当熄灯铃响后，总是带着书籍和笔记本到教室里“加班”，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到尽可能多的知识。我甚至将这种深夜攻读比作与恋人对谈，于是有了《夜读戏作有感》之作：
月羞影泯语哝哝，尔我深情差可共：少小窥书如白蠹，弱冠弄翰期苍龙；常因觅子恋华市，时为寻君过塔峰。凿壁今欣无恚怒，为民敢辞露珠浓？
这段时间不是很长，但由于处于高校求学的最后冲刺阶段，故其效果可谓一以当十，令人难忘。当时，我还写了一首七绝：
书淫书痴孰云欺，我事长恩赛爱姬。获艺非期加彩冕，丈夫所贵使民熙
表达我为民攻读的抱负。
大四上学期，通过太极拳和冷水澡，身体复原，来到老牌的杭州四中实习。教的是鲁迅先生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政治性强，逻辑严密，语言辛辣，号称难教之课。但经我深入钻研，虚心求教，精心设计板书，采取步步诱导、抽丝剥茧的方法来启发学生层层深入地理解内涵，体会范文所产生的震撼人心的社会效果，反映良好。
“两论”指导 师生融洽
毕业以后，我带着母校老师与指导试教的倪老师所赠的《毛泽东论文艺》和要“教好书，当个优秀老师”的嘱咐，开始了39年的教学生涯。
1962年暑期，我们台州毕业生都分配回台州，我被分配到仙居。富有领导经验的文教局周士铭老局长和仙居中学杨宏亮老校长，通过让未来新教师听课提意见的方式确定分配方案，我荣幸地被分到仙居中学，担任初二实验班语文课。没想到第一学期就让我上一堂全县性的观摩教学，课文是陆定一的《老山界》。由于有杭四中的实习经验，与教研组长章以荣老师此前经常听我上课作指导，又有周局长亲自参加，观摩课取得如期效果。此后课余，我就有计划地进修，比较系统地阅读马列原著与毛泽东选集，撰写了《我尝到了学习〈实践论〉的甜头》与《如何正确处理教学中的诸项矛盾》，有意识地以《实践论》和《矛盾率》指导教学。翌年起，仍然教二班语文，从初一到初三。其中甲班后期还担任班主任。我与这些“老三届”同学竟前后相处了六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70年，转调东方红中学（今仙居二中），先是教政治，接着教语文。1973年与宁海杨企讯老师一起，创办高中，以负责人兼管文科教研，毕业这学期又当了班主任，由此锻炼了管理学校和组织教研活动的能力。这项能力在1975年11月调回天台苍山中学，先后任政治与高中语文教师，1977年任教改组长期间有所提高。1979年因兼任高师函授辅导课，又得到了深研逻辑学和语音的机会，加之业余广泛猎涉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知识结构渐趋完整，为继续以“两论”指导教学，深入开展语文教研和学术研究增强了后劲。
我与这些班的同学关系都十分融洽。其中张战胜还住在我寝室，后来成为一名企业家。有的则为行政干部，或参过军。其中徐光彩当过艇长，近些年过去的部下竟出了二位少将、一位中将。更多的是在各条战线上的普通劳动者。苍山中学的学生则更密切，有的在我寝室里复习，也有连饭都拿过来吃。至今仍然保持着联系，他们举行同学会都会请我参加。
辛勤耕耘 又见丰收
1980年暑期，天台中学书记兼校长谢达生将我选调入母校教高中语文，兼任语文教研组长。翌年5月与谢书记的一次出差，让我永志难忘。他自费买来十多斤茶叶，每到一所学校送一斤，以求取高考真经。而他自己在途中却吃着带来的干粮作中饭。这位东北鲁艺学院毕业的转业教导员，从穿着到精神依然保持持着人民军队的本色，据说最多一周代课曾达二十多节。临别时，他对我说，下学期你就担一班语文，校里文章把把关。想不到二个多月后，他却因肝病逝世。啊，原来他是忍受着病痛去取经的。但就仅仅这样一次出差，他的公而忘私的品德，就一直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我的楷模。
鉴于议论文读写是高中学生学习语文的重难点所在，而当时坊间此类相关书籍奇缺。为教学所需，不得已而求诸己，我利用课余和节假日编写了27万字的《议论文写作初探》的书稿，呈送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浙江省教研室中语组组长张传宗先生审阅，寄回“立论正确，条理清楚，知识完备，例文丰富，评述得当，还有一些独特的见解”的评语。修改后，复经全国写作学会常务副会长、南京大学斐显生教授的审读，推荐给江苏人民出版社。虽然最后卡在总编室 ，但对我钻研议论文教学毕竟是一次系统的总结。书稿的部分篇章，以《论证方法的辨析》（7000字）为题发表于1987年第二期《台州师专学报》。
从1982年春节起，我全力投入语文教改，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同时吸收“三论”等新学科理论，呼吁加强语文课中的经典著作教学，并应《教学月刊》之邀，以“要充分发挥语文课中经典著作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为题，参加“语文课的爱国主义教育”笔谈。在《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是什么？》一文中，强调“中学语文教学必须以三个面向和党的教育方针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导学生学习课文和必要的语文知识，进行严格的基本技能的训练”，并撰写了8000字的《谈谈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阐述在各个教学环节上渗透和灌输正确思想观点的重要性和和可能性，在同年11月省教育学研究会暨台州地区教育学会第三次年会上宣讲。而这种教育必须与语文教学的全过程水乳交融，会使学生的思想觉悟与语文能力都得到提高。
语文是一门兼具工具性、思想性、文学性和知识性的综合性极强的学科，要教好语文，必须树立“大语文”教学思想，坚持“纲”“本”，立足课堂，引导学生将语文课的触角伸向各门功课和校园内外，伸向社会大课堂和内心世界之中。通过阅读课外书，参加兴趣小组，开展办报、演讲、参观、访问、游览和组织社团以及进行社会调查等一系列活动，广泛吸取知识，培养能力，提高心智。爱国自爱乡始。我参与编辑县教研室的《天台乡土地文学选编》、主编《天中百年校史》与《天台风物》，组织天台文史课外兴趣小组，为学生讲授博大精深的浙东地域文化——天台山文化，都贯穿着这样的指导思想。
此时因我以“为国育才”与“大语文”的思想从事教改，辅以科学的方法论，节假日带学生去工厂和景区参观，提倡学生看课外书，写观察日记和分析笔记来开拓学文天地，学生的分析和表达能力续有提高。这从当年学生对老师的“评教”中所称：“备课认真，批改作业积极，上课能讲普通话，能扣紧教材，突出重点，课外辅导多。语言生动有趣精炼，教学有计划，条理生动，逻辑性强，”可见一斑。
而我自己，在参加一系列教研与学术活动中，总计有15篇共20多万字的教学论文交流、发表于各级学术会议与书刊上，例如：
1982年2月26日，在天台县高中语文教研会上所作的《议论文教学之我见》专题发言，与翌日我的《拿来主义》观摩课均受到与会者和《教研通讯》的好评。5月9日，应邀在台州地区高考复习会议上作《议论文教学及复习问题》的介绍。1983年10月2日，7000字的《提高学生分析能力的几点尝试》，交流于浙江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三届乐清年会。省中语会致函县教研室称：作者“对议论文教学很有研究，此文在语文教学中也很有价值。”有幸的是得到省教研室张传宗老前辈的手把手指导，20000字的《必须重视和改进语文课中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教学》，在10月20日的绍兴年会上作了90分钟的宣讲。接着又在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四届广州年会上交流。其后《在作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一文，经浙江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审定，又在全国中语第5届年会上交流。这2篇论文分别获得省社科成果优秀奖、省中语论文一等奖。前者于翌年1月，以3800字收入省中语会编辑的《中学语文讲读教学研究》一书之中。
辛勤耕耘带来了收获。1985届文科班，我抓了以读带写，提倡写观察和分析日记，学生的写作水平普遍提高。在全县中学生首次作文比赛中，全班52人中有25人获奖，内二等奖1名、3等奖2名，11篇收入教育局编印的《中学生作文选》，占全书七分之一篇幅，可谓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该班以农村差班为基础组建，由于全体师生共同努力，当年高考有21人上线，不少人进了重点大学。这在当时可是不斐的成绩。
可喜的是有的学生才出茅庐，就初战告捷。奚向阳的《我是怎样学习历史的》刊载于1986年4月16日的《浙江招生通讯》，他与蒋锦志的小论文分别获地区一、三等奖，省优胜奖。柴春山的文章获省地学夏令营科学小论文优胜奖。车玲平的《老屋》获县第二次作文竞赛一等奖……
更让人振奋的是省高考“状元”奚向阳，这位曾经的西南政法学院学子，现在成了最高院法官；“榜眼”蒋锦志，这位曾经的武汉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学子、中国人民银行硕士，现在是上海锦林投资公司董事长。而女生季美君则由证据法学博士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有《专家证据制度比较研究》《中澳检察制度比较研究》《完美谋杀》《小溪边》《花样姑娘》等著译。当年的警官大学毕业生张吕林，成为台州市委防范办室务会议成员、全国教育转化能手……他们遍布全国各地，有的还在国外就业。为此，国家图书馆长任继愈先生书赠我以“为国育才，功在社会”的题辞。
无论是长途跋涉，丰富学养，还是穿街走巷访老查谱，都为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增添了正能量。
1986年，我任教三班语文，还承担了主编天台中学八十周年校史的繁重任务，放弃全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日夜奔忙，换来高考上线逾百。可也劳累过度，牙痛、耳鸣接踵而来，以致深夜敲医生的门。
钟在寺内声在外。这时我既是浙江省中语会理事、台州地区中语会副理事长，又先后担任台州地区楹联研究会会长、地区文学学会、语言学会的副会长，并被电大聘为语文老师，上逻辑课、写作课，为职业中专上天台山文化课与礼仪课，还是县里政协委员。
此时，中学开始评定教师专业职称，由谁来评呢？台州总共也没有几位高级职称的老师。无奈之下，行署发文任命了一批可以评定各科申报高级职称者论文的教师。我被选中，先后共评定了31人62份论文。
积学储宝 服务学术
我的祖上是儒商，爷爷许轵民（1889-1971），原名许陈琦，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几次化装回国参加反清爱国活动。辛亥革命胜利后，还一度在中山先生麾下理财，以官费留学德国，于1923年夏天从柏林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创办中山大学医科（医学院），与鲁迅同事。1827年夏，任同济大学首席维持委员（校长）。后赴重庆行医，建国后转上海，是市1-4届政协委员。叔公许紫君则是擅长书法的高级会计师，父亲也受过高等教育，抗战初期带领热血青年辗转赴四川读军校。
书香家庭的熏陶使我从少就爱上了读书藏书。我家的藏书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用多只箱子装的，其中有成套成套的黄面巾箱本，属于藏书。还有一部分是祖上平时读的各种书籍，放在大悃柜里，各种各样的书都有，我最爱读的是其中绘图本章回小说，写景的也喜欢。几年前我写过《徐霞客诞辰420周年感赋》五首，开头的一首写道：
髫年嗜读如蠹鱼，钻进芸楼我最舒。游记诗词常泛览，无疑至爱数徐书。
这“徐书”即指《徐霞客游记》。翻开第一篇，就是《游天台山日记》，令我十分惊奇。上高中时去寒石山，对照起来读，高兴极了。教语文的包光大老师在厦门大学读书时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对我写的作文十分欣赏，在上面大笔一挥，表扬说：“能在半天以内游了明岩和寒岩，又记得如此详细形象，与走马观花者不可同日而语也！”1995年浙江省徐霞客文化研究会成立时，我即加入其中，担任理事（后来一度任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后来又担任天台山徐霞客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廿多年中写了18篇徐学论文，刊载在《徐霞客研究》《徐霞客在浙江》等书刊上，都是以此为起点。
提高教学质量需要书。到了杭师院，除了借阅校图书馆的书外，我还经常在节假日上孤山省图书馆看书，并且一直订阅《文学研究》《美术研究》等刊物。由于父亲早逝，弟妹尚幼，家庭经济拮据，幸有祖父、堂舅和同学接济，而大部分钱还是用来买书，甚至宁愿多走几里路也要将省下来的几角钱买些旧杂志来读。这样在毕业时，所购置的书刊居然积案盈箱，无法带走。只得忍痛将海量的刊物中的重要文章撕下来，分门别类地装订，以备日后查考。
工作后，我仍然节衣缩食，除生活必需外，工资全部用来买书。后来又以著书所得报酬购书，弄得新旧宅的所有房间、储藏室，各类书籍汗牛充栋，现在还借用外面的三处房子收藏。常年订阅《中学语文教学》《文史知识》与《新华文摘》、《文化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宗教学研究》、《中国道教》、《藏书报》《健康文摘报》等10多种报刊，每次外出也总是带回大摞书籍。近十多年从网上购书方便了，买的书也更多了。现有各类书籍估计在二万五千册左右。1999年初获台州市妇联、市文联授予的“台州市首届藏书状元”称号，按照“书藏得多、藏得好、用得足”三条标准，名列十名之首，得到4级党报（1999年1月12日《浙江日报》标题为《台州藏书第一家》）和《中国旅游报》（第四版头条）、《浙江教育报》）等媒体的推介，同年2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华东一绝》还加了“藏书是宝，读书是乐，能用书惠及一方乡土，更属难能可贵”的按语。11年后，由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再次评上藏书状元。2007年，又被市委宣传部评为台州市首届学习明星。2010年9月被评为浙江省学习型家庭，后来还填写全国“书香之家”表格，因经办者忘了告知截止期而耽误。
2018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我在“永贵之家”启动仪式暨“好书共分享”活动上，介绍了自己在“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古训引导下，求学、求知、研究的三次“长征”的实践体会，还与诗人张密珍为永贵之家书库捐赠了60多册图书。在此前后，我向所有抗战老兵捐赠人手一册的《天台山名胜古迹》，向赤城山济公院捐赠价值4千元的图书。
我的藏书除了教学用，绝大部分是为学术研究所需，故总的方向为文史哲，重点是佛、道教和区域文化，大部头精装书、丛书、工具书、新版古籍占了相当一部分，例如：《古今图书集成》《四部精要》《大藏经》《中华道藏》《中华传世经典藏书》《中文大字典》《汉语大辞典》中外《大百科全书》《全唐文》（二个版本）《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最多要数各种志书、地方文史著述等地方文献，则是因为我的主攻方向是地域文化。
古人说书有有字书和无字书两种，有时后者更加重要。这无字书即指实践。早在中学时代，就因为仰慕和学习毛主席同挚友一起徒步考察五个县了解民间实情的往事。我与同学潘忠兴（后任长兴县纪委副书记）一起，带着几角钱和一袋米，从西门出发，礼桐柏，探琼台，访华顶，宿智者大师拜经台，观东海日出，游石梁、聆铜壶滴漏，走天封、经欢岙回城。5天的“远足”，完成生平第一回“游学”。事后写了一摞子游记。
8年后，正值“文革”初期大串联，我们没能上北京的16位师生，效法大连海运学院全程步行去见毛主席。背着棉被从仙居出发，经浙江、江苏、安徽、河北五省30多县市，化了56天时间走路、劳动、参观，平均每天77里，共走了3700多华里，对南北方不同的自然与风土人情有了真切的体验。到北京时由于天气寒冷，没达到目的。困扰我多年的关节炎倒是消失了，变成了“铁脚板”。至今我每天都要走上六七千步。同时，坚持自1961年开始的洗冷水澡习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我又利用七年节假日，走遍天台所有景区与乡村，走访300多人，查访218种宗谱，积累了15本笔记和一摞摞卡片，将姓氏谱载入《天台县志》，后为《浙江省家谱总目提要》所采录。
我把这次业余访谱，连同高中毕业时的5天游山、中间的56天赴京步行，当作人生的三次历练，在培养意志力，增长见识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此后，我即依照“走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古训，取笔名为“程书”。
其实人的一生,就是一本书；人的一生,也可以说又是一次长途旅行。读书，是人生旅途的加油站；走路，则是如何把人生这本书读活、用好,以便多交些好旅友，少走些弯路。所以，只有把读万卷书与走万里路比较好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顺利地登上理想的人生顶峰。
学研结合 弘扬地域文化
1985年后，我参加政协文史工作，主编《天中八十年校史》。由此引发了对研究家乡历史文化的爱好，发展为对天台山文化的研究，并于1989年5月首批加入台州地区天台山文化研究会。
此时的我，既是天中的一名高级教师，也是地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参加省地有关活动，领衔主编《初中二年级语文暑假作业》一书。
天台山是华夏名岳，其文化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唐宋而绵延于近现代。它是以儒学为主导，兼容佛道二教和诸子百家的浙江学术传统与人文精神传统的“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佛道在天台文化里显得远较他处突出。作为佛教天台宗、道教南宗与济公文化和以寒山拾得为代表的和合圣地、朱熹新理学的重要传播地，天台山文化无疑体现了“创造创新、兼融和谐、明德亲民、忠义守正”等浙学的基本精神。
从1987年至1991年暑期，我撰写了27篇文史资料的文章，计5万多字，其中颇多天台山文化的内涵。1989年时出席“中国东南滨海地区古代文化讨论会”，在南京博物院主办的《东南文化·天台山文化专号1》上发表了4篇论文，计5万字，反映良好。我统稿的《佛宗仙源浙东名邑——天台》被评为省政协优秀图书，我也获得省政协优秀文史工作者的称号，从而成功地迈出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第一步。
1993年6月，我借调至县政协任专职文史委副主任，其后陆续加入宗教、谱牒学、诗词、楹联、徐霞客研究会等国家级学术团体。我发起成立并任天台山济公、道教文化研究会会长，道教协会顾问，并成为天台唯一兼任《台州文献丛书》古籍整理与《文化研究》2个编辑部的编委。2001年元旦，我由台州市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升任副会长，连续当了3届15年的兼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期间研究会被评为全国社科先进学会与台州市AAAA民间社团。现在则是以张兵为会长的台州市天台山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2004年起兼任天台县社科联副主席至今。
在天台中学任教期间，我就组积“天台山文化”兴趣小组，开设年级讲座，对学生进行地域文化的启蒙教育。退休后，应邀到天台杭州联谊会、省农业厅、台州群艺馆、市县党校和天台四套班子与学校企事业和乡镇讲课，并为天台县机关编写了的《天台山文化读本》。
我还应请参与或负责“天台山文化研究”、“台州文化概论”、“天台县传统社会文化研究”等浙江省社科重点课题，与教育部“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等重点课题的研究。组织由我领衔的文化名家工作室成员完成《浙江通志·名城卷·天台篇》的编撰。竞标获得《天台山方外志要》《台州经籍志》《台州续考》《名山藏副本》共约230万字古籍的点校权。
作为市“非遗”和博物馆专家，我经常为评定市县“非遗”项目，保护天台文化遗产与“非遗”申报工作出力。在整理申报济公传说时，甚至干到天亮。我撰写申报书的寒拾传说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做好相关赴京申报准备工作，使刘阮遇仙传说顺利通过国家级“非遗”项目评定。在考察家谱和胜迹中，发现了宋代贺允中与明代方孝孺（双面）、王士性、卢浚（四方）等名人的石刻碑记，我都一一及时报告和无偿上交。
学以致用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学术研究不仅仅是撰文著书，更是要本着“学以致用”的宗旨，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它与旅游的关系尤其密切。
天台的村落大都是以族聚居，民风强悍，历史上曾发生多次宗族械斗事件。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利用课余时间，以自行车交替步行，走遍天台的村巷角落，调查宗谱218种，成为又一次历时六年的“游学”，据以发表《天台山宗族文化概论》、《天台县苍山区局部性骚乱事件的反思》等文章，向县、省方志办与《浙江家谱总目提要》提供详实的谱牒资料，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消除封建宗族观念，促进农村安定团结出力。
天台老城开有八门，在浙江县城中可谓绝无仅有。为发掘有1800年历史的古城文化资源，我在参与申报天台县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前后，撰文在《名城报》等报刊上发表评述街区的历史艺术价值，为保护城乡的古迹奔走呼号。所递交的《中山路应完整保护》的提案得到县委的肯定，在政协出面后，千年古街动拆得以中止。2016年，我领衔的文化名家工作室完成了《浙江通志·名城卷》“天台部分”的图文制作。
我还多次组织或参与旅游资源的考察、保护和宣传活动，为寒山湖和石梁等景区命名，为打造始丰溪百里唐诗廊提供资料和方案。最近则为天台山大瀑布景区的文化植入倾心出力。
在旅游宣传方面，我主编《天台风物》和五卷本《天台山文化旅游丛书》（包括名胜古迹、名人与天台山、诗联选注、游记选注、民情风物）；为《中国旅游景区景点大辞典》（天台山词条）、《浙江旅游文化大全》、《台州百景图赞》、《天台山画册》供稿，并担任《天台山导游》文字稿总编审。我点校的《天台山方外志要》分别由中国档案与国家图书馆出版，《台州续考》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
我强调文史研究必须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所著《天台山历代名人传》与《全民抗战，中流砥砫——天台抗战十四年》讴歌民族英雄与革命志士。近三四年，又为批准共产党人、东北义勇军战士王槐为革命烈士而奔走呼号，终获成功，其事迹在中央10台上播放。
我还利用学术研究的成果，为各企事业单位和国内外学者义务提供咨询。撰文宣传天台乌药、黄精、红曲酒、天台山云雾茶，并为企业提供有关历史资料。还将在考察中发现的宋代贺允中，明代方孝孺、卢浚、王士性等人的石刻碑记及时上报给文物部门。
在对外交流方面：1990年，我陪同韩国、日本学者一同考察陈隋佛教和茶文化遗址，为《圣地天台山》日文版校阅。同时，参加中日第五次佛教学术会议、第二届古天文学暨王屋山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中国吴越钱氏家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国际会议，或在会上宣读论文。2005年6月，还为日本佛教信徒讲授《天台山与日本佛教》，专门从北京请来翻译助力。近年所作诗文吟唱，为法国学者所全程记录。
学术研究的生命力 在于发现和创新
我先后著有《天台山旅游文化丛书》《重订天台山方外志点校本》《道教与中国民间信仰》《济公文化面面观》《国清寺志》《天台山历代名人传》《台州楹联集成》等50种书籍，其中有获“曙光奖”、“天台山文化奖”，华东地区高校学术奖；合著《东南文化·天台山文化专号》获台州地区首届精神产品大奖、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成果一等奖；《台州文化概论》则获“曙光奖”、。另有论文150多篇，也有不少获得“天台山文化奖”等奖项。
但是，搞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为了炫耀个人的博学多才，不能只追求书文的数量，乃至获奖的多少和奖级的高低，而是为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达到学术创新。
1994年，在研读朱德总司令的《经闽西感怀》一诗时，我联系当时浙闽赣特别是浙东天台山一带的敌我态势，撰写了毛泽东关于《早登天台山，开辟新苏区》战略设想一文，被《大江南北》在1994年第4期封面上特别推出，评为年度一等奖。并为《报刊文摘》与《中共党史通讯》所摘登。
在调查族谱中，我对照天台吴氏与黄岩晋岙（今属温岭）陈氏的家谱，循着陈谱将吴谱相关多辈族祖的名与字互易考证下去，发现世界第一部植物学辞典《全芳备祖》，实为两地的璧合之作，写成《〈全芳备祖〉编者的姓氏、里籍及成书过程之考析》，载入1996年2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台州地区志〉志余辑要》的《人物》栏首篇。
唐代高道徐灵府著有《天台山记》，在充分肯定他的《天台山记》在地学、旅游、史学、文学与方志学等多方面价值的同时，也指出其混淆晋唐二位白云子的严重讹误，载入《东南文化》2004年增刊1《天台山文化专号4》之中。
2008年5月，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浙江省社科联主办的“寒山子暨和合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天台召开，我提供了《天台山“和合”文化的内涵及价值》长文，收入浙江大学出版社翌年6月《寒山子暨和合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同时也向苏州寒山寺文化论坛提供《和为贵 合为乐——解读寒山“和合”文化》一文，载入2009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寒山寺文化论坛论文集》之中。从此我每年都携文参加苏州论坛，至今已有10篇论文刊出。
在谈论和合文化热潮中，我于2014年推出《和合不废斗争——从〈寒山问拾得〉说起》一文。考定社会上流行的逆来忍受的《寒山问拾得》及《弥勒菩萨偈》并非寒山、拾得所作。事实是寒拾诗中有很多“带刺”的作品，用各种手段和方式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表现诗人的爱憎与主张。在当代敌对势力还存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因此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绝对离不开斗争（《第九届寒山寺文化论坛论文汇编》2015年，三联书店）这对一厢情愿放弃一切必要斗争者不啻是一帖清醒剂。
作为道教文化学者，我在发现天台仙山开拓者葛玄，在浙江省内外多地不但炼丹，而且从事植茶，由此形成以他为始祖由海内外多层构筑的“天台山茶文化圈”，天台则是始发地和核心。拙作刊载于2017年《中国茶叶》第3期“历史文化”栏首。
2015年5月，在天台山文化当代价值理论研讨会上，我推出《构建广义天台学刍议》，提出构建融汇儒释道三教与民间文化于一炉的《广义天台学（天台山文化学）》，以与日本学者首先提出的以佛教天台宗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天台学”相区别。文章从广义天台学产生的背景、内涵、特点、价值与前人研究成果和今后的规划作了探讨，受到学界的重视。也是我和我的工作室今后的奋斗目标。
在多年的研究中,与媒体的交道不断.我在中央四台“走遍中国”的《天台山传奇》、《寻踪“生死牌”》，《济公正传》，央视科教频道《徐霞客天台之旅》，浙江卫视的《风雅钱塘·唐诗之路》、重庆电视台、中央十台、香港台、台州台及其第一会客室和“人民网”、《中国旅游报》等媒体多次接受采访。在宣传天台山文化的同时，也提升了个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005年2月，我与祖父许轵民同被列入天台县委县政府命名的“当代天台一百人”。2012年10月，我被评为“首席天台山文化研究专家”。2015年组建“许尚枢文化名家工作室”。2017年，祖孙俩事迹推介于《台州日报·百姓台州》“许氏”专版上。2018年，《台州晚报》则以整版篇幅介绍济公文化研究事迹。今年初，我又被新成立的台州市唐诗之路研究院聘为顾问。4月，应浙江师大校友办之邀，撰写了《在母校养成的好传统贯穿于教学和文化研究之中》；5月，应征省老干部局评选“银尚达人”，提供相关图文。
现在我虽然年届耄耋，奉献社会之心不老，决心在有生之年，与“许尚枢文化名家工作室”的学友们，再接再厉，发扬创新精神，撰写出《天台山文化学》（即《广义天台学》），并将在适当的时候捐出全部数万册藏书，完满谱写“藏书、读书、著书和立说”四部曲，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更多的贡献！
【附】回顾三十年来的研究历程，我有著作共50多种，论文约150篇，还有一些奖誉，择要选介如下：
书籍：
（1）独著：《天台山诗词曲赋选注附楹联》《天台山济公活佛》《天台山历代名人传》《天台山名胜古迹》《天台山诗联选注》《天台山济公活佛》《济公文化面面观》《天台山方外志要点校本》（中国档案版）《台州续考》（上海古籍版）等。
（2）主编：《天台风物》《天台山旅游文化丛书：名人与天台山、天台山游记选注、天台山民俗风物等5册》《天台文史资料汇编：政治经济、古今人物、文化旅游3册》《名人笔下的台州》《济公与济公文化研究》《海峡两岸济公文化研究文萃》《天台山文化专号第五辑》《中国对联集成浙江卷·台州楹联集成》《2017＇天台山和合文化论坛论文集》（上下册）等。
（3）第一副主编：《佛宗仙源浙东名邑——天台》《国清寺志》《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上下册及续编、《百年天中》《天台山文化专号第2-4、6辑》责编、常务副主编：
（4）副主编：《台州文化概论》《佛宗道源》等。
（5）合著：2度《天台县志》《道教与中国民间信仰》《天台县传统经济社会文化调查》《台州和合文化概述》《天台县地名志》《江东佛教文化》《爱我天台》等。
（6）古籍整理：《天台山唐诗之路诗词选集》3册，《天台山方外志要点校本》（国图版）；《天台古籍经典丛书：［明］潘瑊《天台胜迹录》［清］戴兆佳《天台治略》［民国］陈钟祺《天台治略》影印本浙江古籍版前言、指导委员会成员兼编委。
二、论文：
在《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中国地方志》《中国茶叶》《中国道教》《东南文化》《古今谈》《徐霞客研究》《徐霞客在浙江》《浙江佛教》《三秦道教》《江苏道教》《黄河科技大学学报》《台州学院学报》《台州社会科学》《台学研究》等书刊上发表，共150篇。其中如：
《天台山民间宗教信仰述略》，载于《东南文化》1994年第二期 38-44页（中国人大复印资料1994年第4期《宗教》全文收录）。
《浙江民间信仰与道教》，《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丛书·道教与中国民间信仰》259-310页，约5.40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
《济公信仰与社会生活》，酒井忠夫、胡小伟《民间信仰与社会生活》第349-3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5.30万字。
《寻因觅胜 开发“唐诗之路”》，《徐霞客在浙江续二》483-496页，中国大地出版社，2004年9月。
《天台山茶文化圈》，《中国茶叶》2017年第三期第35-37页历史文化栏首篇。
三、奖誉
各种奖誉近50种期，择要分两个方面简介如下：
（1）宣传系统奖誉
1、《东南文化·天台山文化专号（1、2、3辑）》（1990年第6期、1994年第2期、1998年增刊第1期），主要编撰人。在“共和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五十周年研讨会”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授予优秀作品一等奖，1999-4-3。
2、1985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学会优秀工作者，省社科联，1987-3。
3、《东南文化·天台山文化专号》（1990年第6期），主要撰稿人。1992-5获台州地区首届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大奖。
4、《天台山宗族文化概论》论文，获地区第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台州地区社科联，1993-1。
5、浙江省政协优秀文史工作者，浙江省政协办公厅，1996--1。
6、台州市首届藏书状元（第一名），市妇联、文联，1998-12-25。
7、2004-2005年度台州社科联系统先进学会工作者，市社科联，2006-7-11。
8、台州市藏书状元，市委宣传部、市文联，1998-12-25。
9、台州市首届学习明星，市委宣传部，2007-12。
10、2007年度全省社科联系统先进个人，浙江省社科联，2008-1。
11、浙江省学习型家庭，浙江省精神文明建委员会，2010-9。
12、2010-2011年度台州社科联系统先进学会工作者，市社科联，2011-7-11。
（2）政府系统奖誉
1、主编《天台风物》地区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台州市政府，1995-3-2。
2、《国清寺志》（常务副主编）地区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市政府，1999-1-20。
3、《天台山济公活佛》，获台州市第八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市政府，2001-3-8。
4、天台古代廉政文化及其启示，《天台山文化廉政文化建设征文集》2006-1，一等奖。
5、天台县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方面）先进个人，天台县委、县政府，2006-6。
6、《天台山旅游文化丛书五册》（主编），以下均获县委县政府“天台山文化奖”，2006-2。
7、《东南文化·天台山文化专号》2004年增刊第1期（常务副主编），同上。
8、《天台传统经济社会文化调查》，课题组负责人，主要撰稿人，民族出版社，2005-4。2008-2。
9、《天台文史资料汇编》（1-3册），主编，141.4万字,百通出版社，2005-1，2008-2。
10、《济公与济公文化研究》，主编，33万字，中国文联版，2006-12、2008-2。
11、《百年天中》吉林文史版，2006-9。2008-2。
12、2007年度对台工作先进个人，中共天台县委，2008-3。
13、2008年度对台工作先进个人，中共台州市委台办，2009-1。
14、台州市藏书状元，台州市委宣传部、市文联，2010-6。
15、浙江省学习型家庭，浙江省精神文明建委员会，2010-9。
16、2010-2011年度台州社科联系统先进学会工作者，市社科联，2011-7-11。
17、2015年度对台工作先进个人，台州市委、市政府台办，2015-5。
18、天台县美丽乡村建设指导团成员，2016-2-25。
19、天台县最美退休教师提名、天台县优秀退休教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