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这一主题，深刻反映了网络数字技术对历史学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影响，也促使我们关注和思考历史学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问题。

　　互联网数字技术对史学最大、最直观的影响是研究效率的大大提升。如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电子化储存，各类历史文献数据库的网络检索，以及来自搜索引擎的网页集合，使学者不再需要青灯孤影、埋首故纸，仅仅凭借一两个“关键字”就可以快速准确地寻找到所需要的史料。数字技术也使文献资源的保存更为长久，携带也更为便捷，一个小小的优盘可以储存万千图书，各种移动设备也使研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

    大数据时代资料来源的广泛化和精确化，使史学研究变得更为全面和准确。数字技术也加速了历史学研究的成果转化。历史学走进普通民众的途径、方式和速度都因数字技术而发生了改变，全媒体的传播手段和动态即时的呈现方式可以使史学研究成果实现最大限度的扩散，史学研究中的诸多话题都可以在史学界之外引发广泛讨论。

　　历史研究队伍也前所未有地壮大，一批非职业历史学家异军突起，掌握了相当的话语权。如“当年明月”，作为一个非文史专业出身的普通公务员，他的《明朝那些事儿》在网络连载之后一举成名，进一步推出的纸质图书随即成为近30年来最畅销的史学读本。“那些事”甚至成为一种讲史体裁，以不同朝代、不同历史人物为对象的“那些事”缤纷绽放。互联网时代，无数个“当年明月”凭借着数字技术的便利，似乎正在发挥着比“职业历史学家”更大的影响力。

　　本届大会以“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为主题，表现的不仅仅是数字技术对历史学的影响，而且是历史学在互联网时代的某些“转折性”。在《中国历史评论》与新闻媒体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曾经说过，美国史学会提出并主持的“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因及时触及数字技术对历史学的“转折性”影响，而使我们感觉到了差距所在。虽然类似课题中国史学界也有讨论（如本次大会就有复旦大学提出的“中国史学与新媒体”的论文），但几乎不可能郑重其事地上升为国家历史学会的主题；若再进一步对比一下各国同行围绕着“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将要在大会上讨论的具体问题，如“维基解密时代的文献记录”“互联网内容与史料思想”“作为文献来源的社交媒体”“网页收藏：一种新的文献库”“数字化历史学与著者之权利”等等，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些滞后。就中国史学家而言，很难设想会将“社交媒体”“网页收藏”作为“文献库”予以讨论，但接触到外国同行的这一议题后，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一课题的巨大价值与潜力。

作者：王育济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