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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权:破解中国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

发布时间: 2021-04-01 10:44:55

编者按:近30年来,浙江大学陈国权教授团队一直从事权力制约监督研究,并初步构建了被学界称为“新三权论”的“功能性分权理论”,试图破解中国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权力制约监督论》、《权力法治与廉政治理》、《功能性分权:中国的探索》是陈国权教授团队功能性分权理论研究的“三部曲”。

在中国历史上,1978年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这一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对于我个人来说,1978年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这一年我考入浙江大学,离开温州,来到杭州,开始进入系统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并参与改造世界的人生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经济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GDP高速增长;而政治上最突出的现象则是官员的高廉政风险。我将这一高经济增长与高廉政风险并存的现象称为“双高现象”,并将权力监督作为研究切口,力图探索“双高现象”背后的系统性原因。在我看来,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如同经济生活的资本。正如我2013年出版的《权力制约监督论》一书中所写道:“资本是经济生活中的权力,权力是政治生活中的资本,权力在政治学中的意义如同资本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将权力譬喻为资本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当时跟随著名《资本论》研究专家俞明仁教授研习《资本论》,系统听了他给浙大社会科学系研究生开设的《资本论》研究课程,受此启发,我写下了这句话。也希望通过对权力现象的分析,解释中国政治社会运行的内在逻辑。众所周知,权力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现象,关于权力制约监督的研究也是政治学最古老同时最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命题之一,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孟德斯鸠等理论大家都对此有过深入的论述。而我则是从上世纪九十年初开始探索和思考这个问题,至今整整有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的研究议题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同时也基本延续着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分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延申。特别是近十年来,这一研究议题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高度重视,多次将相关议题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招标指南。我有幸连续三次中标,组织团队探讨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监督体系,并循序构建了一个称之为“功能性分权理论”的系统化理论体系。而这本书正是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框架的初步阐释,也是我主持的第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最终成果。当然,将这个项目的最终成果定名为《功能性分权:中国的探索》也未必完全合适,因为我和我的团队关于功能性分权理论的研究成果并未都包含在本书中,部分内容也见诸于前期完成的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最终研究成果《权力制约监督论》和《权力法治与廉政治理》之中。这三部著作都是我们构建功能性分权理论的研究论著,可谓是功能性分权理论研究“三部曲”。

著名作家徐迟在1978年1月发表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对当时的青年产生巨大的影响,作品描述的科学家陈景润成为一代青年人追求科学的榜样。那年我正读高二,尽管文科成绩也不错,但文理分班时毅然选择了理科班,并于当年顺利考上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但没想到大学毕业后所从事的文科专业与科学无缘,这曾经也是我的一大遗憾。2018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看到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譬喻,感觉自己三十年的功能性分权理论研究与自己年轻时追逐哥德巴赫猜想的梦想还是有关联的。

高等学校的主要使命是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但在我看来,人才培养的意义更高于科学研究。在实践中,我努力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近十年,我将博士生的培养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强调“国家水准和权威性”,我始终以这一要求严格训练博士生们的科研能力。同时,与博士生合作共同探讨和构建功能性分权理论,本书就是我与博士生合作的成果。合作方式是我提出主要观点与详细的研究框架,往往是我先就研究问题作一次学术报告,然后由博士生执笔完成初稿,再进行多次讨论修改,最后由我修改定稿。本书各章的执笔情况如下:第一章 皇甫鑫、孙韶阳;第二章 皇甫鑫、谷志军;第三章 皇甫鑫;第四章 周鲁耀、皇甫鑫;第五章 陈晓伟、李立;第六章 许天翔;第七章 杨亚星;第八章 陈永杰。皇甫鑫、毛益民、陈洁琼分别进行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统稿;研究生卢志朋、常成、劳玉婷、李学红、汪晓逸、施杭琪、岳诗陶对书稿进行了多次校读,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本书的多数章节已在重要期刊上发表,感谢期刊编辑对相关内容的质量把关和众多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感谢北京大学俞可平教授。俞可平教授是我国著名学者,他对政治理论有深入的研究,对现实政治也有深刻的洞察。他专门为本书写了如下推介语:“权力既可以造福人类,更可以祸害人类。不受制约监督的权力,不仅会祸害人类,而且会扭曲人性。如何制约监督权力,是政治科学永恒的主题。陈国权教授致力于权力制约监督研究30余年,愿他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减少权力的任性,使权力更多造福于民”。字里行间显示了俞可平教授对权力任性的深切忧虑,也对我们研究权力制约监督理论寄予了厚望。

感谢《学术月刊》副主编王胜强研究员,他长期关注我的研究,几年前就约我作一次学术访谈,今年我终于下决心以访谈的形式对自己三十年的学术研究作了一次较系统的梳理,博士生卢志朋不仅与我多次交流,而且通读了我三十年来的相关著作文章,完成了《功能性分权理论探索三十年——陈国权教授访谈》(该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20年第11期)。这篇访谈较好地梳理了我构建功能性分权理论的学术脉胳,特代为本书的序言。

感谢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景跃进教授,我们是学界同行、学术知音。几年前他全面分析了我的相关研究成果,非常准确且清晰地将我的研究概括为层层推进的十个命题,并以“新三权论”概括。他的这项研究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4期,经征得同意,我们将这篇论文以附录的形式收录本书。还要感谢蓝志勇教授、徐湘林教授、何增科教授、郑春燕教授等学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有力地支持和帮助我们团队开展功能性分权理论的研究。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先生。记得2014年网上公布我获立第二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后,赵剑英社长亲自来电希望该项目研究成果能在他们出版社出版。2018年研究成果《权力法治与廉政治理》一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高质量出版,不负赵剑英社长的期望,该书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推荐书目,荣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被评为2018年度最受专业人士欢迎的政治学学术专著。基于上次愉快的合作,本书继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也仍然是该社副总编兼重大项目出版中心主任王茵和重大项目出版出版中心编辑王琪。感谢她们出色的编辑工作。

每个学术团队都会有特定的精神气质,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曾问我的学术团队的精神气质是什么?当时我回答不上,过去我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于是,我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微信群里提出这个问题,学生们纷纷留言,廖丹子说:“三实精神:扎实、务实、求实。此外,陈门还有一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精诚团结协作的精神,暂且称之为‘石榴子’精神”;陈洁琼说:“我觉得陈老师讲得比较多的是‘大气包容、平衡发展’”;陈晓伟说:“求真求新、锲而不舍、兼容并蓄;求真求新是志趣追求、锲而不舍是学术品格、兼容并蓄是团队胸怀”;曹伟说:“求是致知、厚德载物”;周鲁耀说:“趋势判断、伏脉千里;恪守底线,以致良知;知守之间进退雍容。”陈永杰说:“团结大气、追求卓越”。毛益民说:“求真务实,大气包容;前者做事,后者做人。这是我在陈门最深的感受”。我想了几天,更想用“愚公移山精神”概括我在团队倡导与践行的精神。在中国,政治权力的制约监督无疑是一个极为重大的理论难题,我为此研究了三十年,我的多名博士生已跟随我研究了十多年;在高校从教的学生也开始指导他们的研究生探索权力制约监督问题。我深切地希望通过几代学人的共同研究,扎根于中国的实践,建立起能够解释中国政治现象的权力制约监督理论——功能性分权理论,为破解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做出贡献。

文/陈国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求是特聘教授)

转自“ZJUCCLGI”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