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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协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新思考

发布时间: 2019-03-15 21:59:30

   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已将认罪认罚从宽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确定下来。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情况看,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可以就量刑问题与犯罪嫌疑人进行协商,经协商达成一致的,由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机关在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一并提出量刑建议。由此可见,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可以进行量刑协商。但双方是否可以进行认罪协商,则至今鲜见理论上的探讨,也少有实践上的探索。

  从认罪认罚从宽的内涵上看,认罪协商与量刑协商,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认罪协商,是对罪行的承认与认定进行协商,其本身不包括量刑协商,但办案人员可以通过量刑上的协商换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量刑协商,是对刑罚的适用(裁量)进行协商,其本身不包括认罪协商,但量刑协商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为前提,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量刑协商就无从谈起。从认罪认罚从宽所要达到的目的来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既可以是其在侦查阶段第一次讯问时即坦白交代,也可以是其在之后的侦查过程中、审查起诉阶段或审判阶段(包括一审、二审)经办案人员进行政策法制教育或劝说才承认所犯罪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两种情况的认罪,虽然时间上有所不同,但其认罪都是自愿的,且都能获得从宽处理(包括程序从简、处罚从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便存在着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认罪协商的可能。

  认罪协商的适用情形

  具体而言,办案人员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认罪协商,可以适用于以下四种情形。

  第一,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认罪的情况下,通过教育引导和协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从而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并给予从宽处理。第二,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仅承认部分罪行的情况下,通过教育引导和协商使其承认全部罪行,从而认定其所犯的所有罪行,并给予从宽处理。第三,在部分共犯未认罪的情况下,通过教育引导和协商使其承认所犯罪行,进而认定所有共犯所犯的罪行,并给予从宽处理。第四,在案件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教育引导和协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从而获得确实充分的证据(如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交代获取其隐匿的赃物赃款、作案工具、账本、笔记本等),进而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并给予从宽处理。

  在以上四种情况下,通过认罪协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不认罪到认罪、由承认部分罪行到承认全部罪行、由证据不足到证据充分,无疑有利于侦查破案、证实犯罪、惩罚犯罪和改造犯罪,且符合“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因而应当予以肯定,并在司法实践中进行推广。

  认罪协商的实体考量

  在上述情况下,办案人员可以通过政策法制及相关案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教育引导,使其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但促使犯罪嫌疑人转变认罪态度、同意认罪认罚的关键还是与其在量刑上进行协商,即通过量刑上给予优惠(包括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来换取其承认所犯罪行。这就需要在实体法上明确优惠的具体标准。笔者认为,量刑优惠的具体标准应当根据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一审或二审阶段的不同,分别按基准刑的一定比例确定,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产生足够大的吸引力,从而使其选择认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第三部分第6条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没有区分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所处的审判程序,因而有失合理。很显然,被告人在一审阶段认罪和在二审阶段认罪,其悔罪程度有明显的不同,由此对其给予的量刑优惠也应有所区别。例如可以考虑:被告人在一审阶段认罪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10%;在二审阶段认罪的,则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相应地,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认罪,其悔罪程度以及对诉讼效率的提高程度也有明显的区别,因而被告人越早认罪,其获得的量刑优惠就应越大,由此可以考虑被告人在侦查阶段认罪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30%;被告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20%,以形成合理的优惠梯度。

  认罪协商的程序构建

  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为标准,可以将刑事案件分为认罪认罚案件与不认罪认罚案件。根据2018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应当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而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认罪认罚的案件,则只能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以可能判处的刑罚轻重为标准,可以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分为认罪认罚的轻罪案件与认罪认罚的重罪案件。在实践中,轻罪案件与重罪案件的区分,一般以10年有期徒刑为标准,可能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为轻罪案件,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为重罪案件。对于认罪认罚的轻罪案件,应当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速裁程序或简易程序;对于认罪认罚的重罪案件,虽然也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只能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而不能适用速裁程序。

  由于认罪协商涉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认定,事关重大,因此除根据不同情形适用相应的程序外,还应当构建更加严密、妥适的办案程序。具体建议如下:第一,对于拟通过教育引导和协商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在讯问过程中,应当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以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合法性;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不认罪认罚,但到了审判阶段(包括一审、二审)发生转变,表示认罪认罚的,对此无论审理程序是否变更(即是否将普通程序变更为速裁程序或简易程序),公诉人均应要求被告人重新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上签字,并在发表公诉意见时对原先提出的量刑建议予以调减;第三,被告人在审判阶段经过协商,转变认罪态度,表示认罪认罚,但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也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值班律师到庭为其提供辩护(包括见证其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上签字)。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谭世贵 浙江工商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林禹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