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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泉:我与杭州大学同行

发布时间: 2019-12-19 10:23:24

我的祖籍是江苏无锡县,1936年农历5月13日生于杭州(1985年12月发放的第一代身份证改为7月1日)。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是初一的学生。我就读的学校是英国人冯玛利亚办的初级中学教会学校。解放后,师生们积极参加了反对恐美崇美的政治运动,并将校名更改为东辉女中。毕业前,我入了团。当时学校动员我们读杭州师范学校,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积极响应号召,1952年春被保送去了杭州师范学校。我读书时的杭师校址就是今天中国美院的校址。学校很大,环境优美,师资力量很强,设备也很齐全。有不少老师后来调入高校工作。我的语文老师陈鹤琴去了北京社科院。少年同学来自全省各地,都很朴实。由于都是住校生,过的是集体生活,时间久了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我们的班集体性特别强,很团结,什么比赛在全校都名列前茅。我在这集体里感到很快乐,参加各项活动都很积极,还当过团支部宣传委员。我爱杭师,也爱专业,希望将来当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

五十年代,国家急需培养师资,而报考大学的生源不足。我记得从56年到59年,连续每年从应届的中专师生中选送一批学生进师范院校深造。我是春季班学生,提前半年毕业,于1954年9月入学,成为浙江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1956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生时代做不少社会工作,曾担任第二届中文系学生会主席。当时对学生的要求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我努力追求这一目标。本科四年中,遇到最大的政治运动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但总的说我们还是认认真真听了不少课,踏踏实实读了不少书。授课的老师的队伍也很强。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古典文学的有:夏承焘·胡士莹·盛静霞·刘操南··钱南阳;汉语言,包括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蒋礼鸿;文艺理论:蒋祖怡;逻辑:严群;外国文学:孙席珍;现代文学:张仲浦;写作:马骅;语文教学法:吕漠野。就是这些老师的辛勤教导,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58年,国家规定毕业生要参加一个月的下乡劳动锻炼,于是我和班里的同学到兰溪县上华公社锻炼。我第一次到农村,大家都不怕吃苦,我也学会了插秧施肥,挑担车水等农活。1958年8月毕业。中文系领导在大会上宣布分配名单,我被分配到新建的杭州大学中文系任助教。三个月后,浙江师范学院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杭州大学,性质为综合性大学。这样,我回到了母校的语言教研室。

1958年9月是杭州大学40年历史的开端,也是我39年教龄的开始。我与杭大同呼吸共命运.。我的教书生涯可以分为三个时段:

第一阶段,(1958年—1965年)千里有缘,定分(去声)”现汉“。因缘定分才叫缘分。读书时,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喜欢文学写作,对语言课不重视,课外也从不看语言方面的参考书,课堂知识获得多少就是多少,成绩不好不坏,就只有4分(当时采用五级记分制)。记得有一年评三好生,就是因为语言课成绩没达到5分,因此评不上,我也没有失落感。造化弄人啊,系有关领导偏偏把一个不努力学语言的我分配去教语言。后来知道内在的原因是我的普通话说得好一些。没得选择,一度苦闷。党小组会或教研室的民主生活会里不时有人提醒:你要服从工作的需要,巩固专业思想。我也努力用共产党员的要求去说服自己。不管怎么说,工作的责任感总是有的,硬着头皮做吧。嫁了以后再恋爱,总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当时的语言教研室包括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主任是蒋礼鸿,副主任是王维贤。两位先生都很重视教学科研。对教研组的业务学习抓得很紧,每星期有一个下午集体学习。青年教师轮流讲古文,老先生评点,或是青年教师作读书报告,或是讨论某位先生写的论文,这对青年教师很有帮助。我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中也慢慢进步。1963年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实行导师制。我的指导老师是任铭善先生。他指定我读《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一书。文法革新讨论关系到现代语法体系的革命,该书让我鸟瞰了现代汉语的发展历史,了解了研究中存在的争论问题。这一讨论意义深远,一直影响到五六十年代。所以这本书让我走近了现代汉语。我读后,写了《“文法革新”讨论及其意义》一文。教研组决定这篇文章参加中文系青年教师读书报告会,效果颇好。想不到,这篇文章尘封了十七年才得以发表。 不久,导师制被取消了,原因是任先生是摘帽右派,不合适做导师。但我永远感谢任先生把我领进了现代汉语的大门。

这段时期,我还做过一些其他的工作。刚到教研室,就派我去中学锻炼,任初一一个班的语文兼班主任,工作了一个学期。1959年暑期,中文系邀请语法学家朱德熙教授来杭大讲语法修辞,系里派袁芸同志和我任助教,做辅导工作。同年,又派我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浙江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工作,担任小学教材编写组组长。我还作为教育厅代表团成员,到北京参加了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会议。当时杨秀峰部长主持会议,可见对教材建设的重视。会议上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讲国内形势时,传达了毛主席说的一句话,即现在国家最大的问题还是吃饭问题。但当时我对这句话的严重意义还认识不到,接着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让我看到了现实。这次会议最让人欢欣鼓舞的是安排代表参观十大建筑,即使尚未对外开放的军事博物馆也给予参观。北京之行,令我终身难忘。1960年以后我开始讲授现代汉语课。先在外系,一年后回本系上课。教研组为提高教学质量有听课制度,对年青教师也起检查督促的作用。

1964年,全系老师下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运动)。我先去了诸暨利浦公社西山大队,是年春节后,去了白杜坞大队。我落户在贫下中农家里,跟她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前后两个房东都是女人,前一家是个寡妇,有三个孩子,一男两女。后一家,当家的是女人,因为她的丈夫是哑巴,里里外外都要她操劳。她们的感情很纯,她们很善良,她们艰辛的生活烙在我心里。社教运动让我感受到农民生活上的贫困,在精神文化上更是贫困。

1965年,我国援越抗美,接受三千越南留学生,杭州大学接受三百名留学生。我调入留学生办公室教对外汉语。这一年的工作算得上是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每天工作将近10个小时。白天上课·改作业·或开会,晚上辅导到晚自修下课,回家还要备第二天上的课。平时要参加学生的活动,每周看电影,星期天上街等等,逢年过节都要陪伴。好在留办的教师都比较年轻,精力比较充沛,思想上把这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没有一个人懈怠的。从业务上说,教留学生不在于教学的深度,而在于教学的方法。譬如一个趋向动词“来”和“去”,要让学生懂,会用,都要想很多直观的方法去教。师生言语不通,我们采用的是直接教学法。知识的讲授不靠言传,但靠意会。慢慢地在他们掌握的词和句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再去学新的知识。由于共同的努力,一年下来,学生能作一般的交流。能听懂晚间新闻的广播。他们正准备进入大学读专业前,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大学停课了,他们有的回国,有的去了别的国家。留办的教学任务也结束了。这一年,与越南留学生朝夕相处建立了较深的感情。虽然后来我们与学生的联系不多,但心系的感情没有断。2004年,4月,他们组织了一个旅游团到中国,第一站到母校访问并看望老师。我班里有五个同学来。她们还能听懂,还能作简单的表达,我很欣慰。

第二阶段(1966年——1976年)蹉跎岁月,不进则退。这段时期是教学和科研的空白期。按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然而我三十未立,四十还有惑。从年龄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无花无果。

1970年,留学生办公室并入中文系。当时我还在学校宣传部帮忙,等工作结束后,我才回中文系语言教研室工作。当时,我国词典出版比较薄弱,譬如毛里求斯送我们一部百科词典,而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只回送了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所以国家要求编写一部汉语大辞典,一部汉语大字典。1975年教研组指派我参加《汉语大词典》的资料搜集工作。《汉语大辞典》由华东五省一市负责组织力量编写。我们曾在青岛八大关参加华东五省一市的词典编写会议。我和宁波师院薛恭穆同志共同起草浙江省的大会发言稿,,并由我代表发言。1978年中文系正式成立《汉语大辞典》编写组,语言组派童致和先生参加,我回教研室工作。

 

第三阶段 (1976年——1996年12月退休)急起直追,倾情专业。教学科研,齐头并进。这二十年,关于教学,我除了讲授基础课“现代汉语”外,还开设了选修课“现代汉语词汇研究”。1988年后,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的学位课程有:“现代汉语词汇学”、“现代汉语修辞学”、“语义学”。

我的主要论文列举如下:

语法方面有:《文法革新讨论及其意义》(《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此文收录在人大书报资料社编辑的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1980年第三四季度合辑本。后收入张万起《马氏文通研究资料》,中华书局,1987年8月版);《现代汉语几种语法体系比较》(上、下)(《语文战线》1981年第1、2期,后摘要转载于1981年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第1期内参);《要确定观察事物的立脚点——文学作品中语段构成的要素之一》(原载《语文战线》1982年第5期,后收入田小琳《句群和句群教学论文集》,新蕾出版社,1986年12月版);《中学教学与法系统提要(试用)阐要》(《语文战线》1984年第5期)《语素研究四十年》(《语法研究和探索(七)》,《中国语文》杂志社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12月版)。

词汇方面有:《鲁迅小说散文中的异形词》(《语文战线》1979年第6期);《现代汉 语构词中的前正后偏式》(《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该文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吴方言形容词“AAB”式的对应规律》(《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增刊,笔名白水);《色彩·色彩词与社会文化心理》(原载《语文导报》1987年第6、7期,后收入语言文字应用所编《语言·社会·文化》,语文出版社,1991年4月版)。

修辞方面有:《色彩词在移就格中的修辞功能》(《修辞学习》1984年4月)《语体的新手段— —王蒙意识流小说的语言特色》(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2月,后收人复旦大学文学室编《语体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意识流小说的语言标记》(《语文学习》1985年第12期);《修辞的形式和语境创造》(《修辞学研究》,语文出版社,1987年10月版);《唐诗中的配色》和《色彩对仗的表达方式》(《修辞学习》1988年第1、4期);《何立伟小说语言实验的得失》(《语法修辞论》,浙江教育出1991版社,1994年3月版)。

专著《语言的色彩美》(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4月)。该书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色彩词的词义结构的产生、发展、演变作了历史的、全面的、系统的考察和研究。语言学家、博士生导师胡裕树教授认为“作者在色彩词的研究领域里进行的是艰巨的垦荒工作,是开创性工作。”“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就汉语来说,对色彩词作全面系统而又称得上学术著作的,据我所知《语言的色彩美》还是第一本。该书在1992年获得“1989——1990年度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有关色彩词研究的论文发表和著作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反响,有很多评论。认为作者的研究路子有启发,并认为该书是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见邵敬敏、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91年;刘宁生《拓宽研究的路子》《语文建设》1987年;申小龙《北方论丛》1989年。后两篇文章是看到《色彩、色彩词与社会文化心理》一文后发表的意见。)

此外我还参与教材、词典的编写。如教材《现代汉语》杭大中文系、杭大函授部编印。其中词汇部分由我编写,有八万字左右。《中学语文教学实用大全》(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我任“现代汉语”部分主编)。

 

我对搞科研有些想法。首先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以前在中文系曾有一种说法,科研是重工业,教学是轻工业。显然是重科研,轻教学,这想法是有失偏颇的;但要重视科研还是对的。我对三本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的比较进行研究,不仅是要探讨不同语法体系的理论背景,也要比较不同语法体系的优缺点,这对提高课堂教学是有帮助的。编教材也如此,一本好的教材,理论的阐述和举例都该体现出编写者的研究水平。总之,教学和科研不矛盾。其次搞研究要扩大视野,注意邻近学科的交叉和渗透,边缘的地方就有空白,空白地带就可创新。《语体的新手段》发表后,曾有人向我索取研究参考资料。其实没人授予我锦囊,我的资料来自文学杂志,看了很多对王蒙意识流小说的作品分析。在我理解了这种文体的特点后,我从语言的角度去寻找它表达的特点和规律。文学作品的叙述语言因文体不同,叙述的特点也会不同,问题是要去研究发掘,我想这就是创新。《语体的新手段》这篇论文也为较多人的关注(见张德明《建国四十年来语言风格述评》《中国语文天地》1989年第4期;于根元《王蒙小说语言研究》大连出版社1989年。他在“后记”中,。指出研究作家作品语言也需要探索。特别向读者推荐我的论文)。再次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方法也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来定,要在你掌握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中发现。譬如色彩词中为什么“青”会产生“黑”的意义,“橙”何时兼作形容词用,“洋红”是形/名结构,还是名/名结构……这后面都有故事。我们从词是社会文化略语这点去思考,必然会拓宽研究范围,会从社会文化的研究角度去探讨问题。至于研究的手段,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现在先进。那时资料的信息不多,依靠图书馆。整理资料的手段是手工作坊式的,卡片一张张抄写,然后分类比较,量化统计。工作量很大,化了大量时间,还可能疏漏。而现在信息畅通,资源共享。更多数字人文技术的运用,让你得到高级的智慧数据,保障你强有力的资源,你有充足的时间分析研究资料,提高研究的质量。这是现代学者的福气。总之,搞科研一定要追求成果效应,对学术研究要有推动作用。

七八十年代,学术繁荣,学术气氛浓厚,学术活动频繁。全国、华东、本省,纷纷成立学会。八十年代,我先后参加了浙江省语言学会、全国语言学会、华东修辞学会。曾担任浙江语言学会理事,华东修辞学会副会长等职务。所以也为学会做了一些学术推普交流的工作。在全国语法讨论会后,1986年暑假,省语言学会在莫干山,给中学教师开办了语法修辞讲习班,我参加了讲课;1987年暑假,在浙江舟山沈家门主办了华东修辞学会第六期讲习班;1994年11月主办了杭州华东修辞学会第八届年会等。

1981年,我们教研室授予现代汉语硕士点。王维贤、倪宝元两位教授1981年,开始招生,我和卢曼云先生是第二梯队,198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从1988年,到1996年,总共招了八届11名学生。现在他(她)们工作都很出色。二十多年来大多还保持联系。

我1978年12月晋升讲师;1986年5月晋升副教授;1992年12月晋升教授。1996年12月退休。因最后两位研究生尚未毕业,所以又延聘了两年。

1998年9月15日,新浙江大学宣告成立,杭州大学四十年的历史也画上了句号。虽然杭大不存在了,但中文系的毕业生依旧习惯地说,我是杭大中文系的学生。我也是,我是杭大中文系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