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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廷:走笔史志寄乡情

发布时间: 2019-12-03 10:21:01


一、浮生梗概

194194,我出生于浙江萧山进化镇下畈底前头李家村,曾用名李志庭。1947年至19549月,求学本村下畈底小学。始进小学念书是春节后,即所谓春季班。后患伤寒,一病数月,耽误了一学期,刚好与正常的秋、冬两学期为一学年相一致。

19549月至19579月,求学萧山第二中学(在萧山临浦镇)初中部,并于1957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579月至19609月,求学杭州一中(在杭州)高中部。

19609月至19659月,求学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在上海)。

19659月至19781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所工作(在北京)。为实习研究员。

19781月起在浙江省杭州大学任教。198011月任讲师。19906月任副教授。199710月任教授。

1998915,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四校合并成立新浙江大学,逐转为浙江大学任教。

2001年从浙江大学退休。

2007年,应杭州易成地名文化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前明(浙江省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邀请,暂居广东省东莞市作地名调查研究,并负责《东莞市地名总体规划》附件——《东莞地名文化研究》一文撰写。

20099月,应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之聘请,任《浙江通志》执行主编。

20118月,应浙江省人民政府之聘请,任《浙江通志》编纂委员会委员,副总编。

20155月,应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之聘请,任《浙江通志》总纂。

社会兼职:

在杭州大学历史系期间,曾担任系教学秘书、系科研秘书、系地方史教研室主任、系教工党支部书记、系党总支委员等职。

1988年至2000年,任浙江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

1996年至2000年,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历史地理》编委。

20077月,应杭州市社会科学院之聘,为《杭州历史文化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96月,应浙江省文物局之聘请,为浙江省大运河保护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组成员。

2010年,应杭州市档案局之聘请,为第一届(聘期5年)杭州市档案局档案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20118月,应杭州市萧山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之聘请,为《萧山供销合作社志》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311月,应杭州文史研究会古代史研究委员会之聘请,为顾问。

2015年,应杭州市档案局之聘请,为第二届(聘期5年)杭州市档案局档案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201811月,应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之聘请,为浙江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聘期三年(2019-2021)。

 

二、求学之路

我的家乡在农村,现在规范的称呼叫萧山进化下畈底,从前习惯称临浦下畈底,因地近临浦镇。临浦是个水陆码头,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大概正因为此,村里对教育历来比较重视,自有村办小学,并由村里出钱聘请教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小学纳入县、区教育部门统一管理,更加正规。所以村里的孩子基本都可上学,只要家长愿意。家长一般也都愿意让孩子上学,原因有三:只需买点课本和笔墨纸砚,费用不多;孩子有学校看管,省得闯祸出事;学校教识字算数,长大后不做睁眼瞎。

小学毕业考初中,是因为学校想测试一下自己的教育水平。我自己完全没有考虑录取与否。结果录取了,我的态度是录取不录取由你(中学),读不读由我。全家态度(包括我自己)都明确:放弃。因为家中虽有哥哥(李志浩)在小学教书的工资收入,但父母年事已高,嫂子又疾病缠身,原计划待我小学毕业,家里可以增加个劳动力,改变一下困境。一旦上学,不但失去了一个劳动力,反而要增加一笔开销,其困难可以想见。可是我哥说什么也不同意放弃。最后节省开销,选择早出晚归(走读生),中午自带饭菜(通常为米饭霉干菜)。记得学校食堂可以提供蒸热,但需缴纳蒸热费每月0.5元。为节省这0.5元钱,我一般放在书包里保温,冬天就放在教室朝南窗台上晒。一次华重本老师看到,他说:“谁的饭菜晒在太阳下?这样吃要生病的。”刹那间我热泪盈眶,不能自己。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先到田间地头帮我爸干活直到收工。晚上在餐桌上点盏青油灯,我就着灯光做功课,我妈在一旁为供销社纺棉花(俗称摇花)。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有天晚上村里放映露天电影《渡江侦察记》,全村男女老少都去看了,只有我妈在家摇花,我在做作业,我爸早早去睡了觉。初中三年,中途几次想退学,都被我哥阻止。就这样在退学、继学的反复犹豫中熬过了三年,完成了初中学业。

初中毕业后,有一天中午,我干完农活,正在河中洗澡,同班同学夏志钧来访,邀我一起去杭州一中考高中。我想,考得好,也给学校争点光。就说:“去就去,看看这三年学得怎么样?”洗完澡,吃了饭,跟家里要了点零钱,就到杭州来了。当时我们三十个同学来杭州考高中,居然考上了二十九个半,为什么有半个?有一位同学是备取生,我们称他为半个。

考中了,经济问题又提上家庭议事日程。后来按我哥的意见,先报到再说。入学报到了,才知道住校费、伙食费就不少。所以报到后第一要事,就是找班主任(当时是夏芸老师,后来是王容庚老师)申请生活补助费(伙食费)和人民助学金(零用钱)。第二天班主任告诉两项都没批准。我于是回宿舍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心里倒也沒有太难受,还想:幸亏我留了回家的路费,事先已托我哥李先良在铁路上给找个活干。不知谁把我的行动告诉了班主任,她来看我,默默无语地待了一会,走了。过了一会又来了,告诉我邢书记(邢经书)、金校长(金亮)说了:我们不能让贫下中农子女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要我再等几天。后来学校给了我乙等生活补助费和乙等人民助学金,以及免收住宿费的照顾。班主任还给我讲了国家、学校和其他同学的困难,听了后备感温暖。我哥还每月给零用钱。为了节省汇费,由我定期到在艮山门火车站工作的堂兄李志传那里取用,然后由家里再将同样数额的钱给我婶婶(志传母亲)。每年假期回家,我哥、我姐夫(在供销社工作)总要塞点钱给我,我妈也总要将摇花积赚得钱塞给我,这是最让我酸心落泪的时刻。我就这样在学校、家庭及亲友的帮助下,完成了高中三年的学业。

高中毕业考大学。学校的口号是:考出最优异成绩,接受国家挑选。那时参加高考,报名时就填写志愿(报考学校及系科)。省里要求考生第一志愿一律填本省,于是我填杭州大学哲学系为第一志愿(其实我知道哲学系招的是调干生),复旦大学历史系为第二志愿。结果被第二志愿录取。

大学学习期间,家境依然处在困境。学校给了甲等(每月12元)生活补助费和甲等(每月7元)人民助学金(困难时期,好多同学因为营养不良而出现浮肿,政府又将每月的生活补助费提高到15元、助学金提高到9元),免费提供住宿。所以村里邻居问起我的情况时,我妈总是说:“在上海读大学,每个月24元工资。”村里人很是感叹:共产党、人民政府真好,读书还发工资。其实,只身在外还是需要一些开销的。我哥、我姐夫、我妈仍然一如既往补贴我。我自己则在学校教材科俞晓林科长的帮助下,节假日去教材科缮刻教材挣一些劳务费,以解决困难。这样,我就可以把积攒下来的饼干票、糖果票等买成实物,作为礼品带家。

大四时学校组织我们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我所在生产队“四清工作队”领队戴自立(江湾中学校长)是老革命,在思想和社会工作方面给了我许多学校里得不到的指导。到了我们(四清队员)休假回家的日子,戴校长还常带我去他家吃饭,说我太瘦(那时我只90多斤),得增加营养。

离开四清工作队回到学校,余下的时间就是写毕业论文和迎接毕业和分配工作。历史系的毕业集体照居然请到了校长陈望道,这一点在当时还是很闪亮的。

求学之路,就我而言,最大的障碍是来自经济的困扰。全靠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予的恩情,以及家人的亲情,才且难且行,得以走完求学之路。不然的话,我肯定不会是今天的我。

三、职场记忆

19659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位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中国社科院”,原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历史研究所(简称“历史所”)工作,任实习研究员。其时,人事编制关系随即进入历史所,但人仍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室(简称“史地室”),在谭其骧教授领导下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工作,盖因《中国历史地图集》系历史研究所与复旦大学的合作项目。

196610月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地图编绘工作无法正常进行,遂应历史所之召,离沪进京至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组(其中19708月至19727月在河南省息县学部“五七”干校)

在社科院历史所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是非曲折无须再提,但学术界同仁之间的友情,前辈给予的指点、教诲,却不能不提。

记得学部从“五七”迁回北京以后,“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当时大家仍过集体生活,吃在食堂,住在办公室,无所事事,于是有的做木工,有的做煤油炉,整幢历史楼如同工厂车间,敲敲打打,好不热闹。我自然也是一把好手。有一天,郦家驹研究员非常诚恳地对我说:你不能再这样稀里糊涂混日子了,看看书吧。我说:荒废多年,无从着眼。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他将自己收藏的日本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全套精装12大本,用自行车给我拉了来,说:既然无从着眼,就从太史公看起。郦家驹是历史所前辈,我们又是同乡(有一次我还受托去看望过他在杭州的母亲),于是我渐渐静心读书。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原《红旗》杂志社的工作任务由学部临时承担,田昌五研究员为历史组负责人,他把我调到了历史组。不过我的记忆里这项工作似乎仅开过一次全体大会,其他没有做什么,至少历史组是如此。后来新组建的《历史研究》编辑部要求历史所组织一篇文章,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的亮相文章在新《历史研究》上刊登。为此,林甘泉研究员专门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并亲自担任组长,点名李祖徳、田人隆和我三人为写作组成员。我当时表示为难,说我可从未写过文章,何况又是这么重要的文章。但他态度很坚决,说:“谁没有第一次?”于是我跟着他们从讨论命题、思想观点、文献资料、写作提纲、分工等开始,直至成文。这就是后来以守纲、李石叔为名,发表在《历史研究》1975年第3期的《秦和汉初的地主阶级政权与封建所有制》一文。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写作正式的学术论文,并从中学到了一些史学文章的基本写作方法。

后来又与组内史为乐(谭其骧先生研究生),以及既是同学又是同事的杜瑜、朱玲玲、毛凤鸣、曾昭漱、杨鸿嵩、卫家雄、文锡进、黄永祥、薛瑞禄等一起研究边疆地理,撰写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伊犁条约》等历史小丛书。

结婚以后,安家杭州,后来又有女儿,感受到分居两地的诸多不便,于是着手调动工作(离开北京回杭州)。

即将调离北京的一天,在历史所23号楼之间的路上巧遇尹达副所长(所长郭沫若,所里工作实际上由尹达副所长负责)。尹达同志平时难得一见,我就乘机向他道别。他问我:“一定要走?”我说:“北京很难解决我爱人户口、工作。你多保重!”他说:“你不要放松。”俩人默黙相对了一会儿,就这样告别了。

尹达同志虽然难得见到,但他对原则的坚持却早有耳闻。据说他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因与其他成员意见不合而受到排斥,后来连开会也不通知他,于是写了首打油诗:“他人都已开会去,此地空余办公楼。屉中稿稿无人瞅,瞻念前途使人愁。”再后来就回到家里,平时很少出门。我在调离之前能碰见他,倒也真是缘分。尹达同志对历史所的资料建设非常重视。一次所里让我和翟清福到上海出差,是时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还没有正式出版,尹达同志不知道从那里听说谭其骧先生有梁先生的打印本,于是让我去借,说此书所里有用。我到上海一开口,谭先生立马就拿了来。我俩就借复旦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复印机复印了一套带回北京,梁、谭、尹之间的一赠一借一还,让我感受到老一辈知识分子之间的坦诚,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互相提防、剽窃抄袭之一说。

我由北京调杭州,全靠杭州大学历史系的陈乐素教授、毛昭晰教授、校长办公室张凤英老师和江干区干部高树德及我堂兄李先良的无私帮助。当时社会上已经渐行送礼、拉关系、开后门,但知识界依然风清气正。他们为我的调动奔走忙碌,却从头到尾,没有吸过我一支烟、喝过我一口酒、也没有吃过我一顿饭。

1978年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开始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后来编入浙江地方史教研室。主要承担教育工作,兼做科研。承担的课程为本科生的《中国历史地理》《浙江地方史》。一度为港澳台事务专业开设过《港澳台地理》课,但此课只讲了两期。科研工作自行安排。

在杭州大学历史系,我亲身领教了倪士毅教授、徐规教授的认真负责劲儿。在我接受《浙江地方史(古代部分)》授课任务的时候,倪先生已讲了《浙江古代史》多年。我于是向倪先生提出听课,倪先生欣然同意。当他的《浙江古代史》出版以后,又慨然相送。不仅为讲课,也为我研究浙江古代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顺便提一下,我曾经多次登临过南宋皇城所在的杭州凤凰山考察(如果可以称为“考察”的话),而第一次就是倪先生领我走出来的。

我在历史系还有一门课程是《中国历史地理》,虽然大学里听谭先生讲过,但自己讲课这是平生第一次。我提前写好讲稿,但心里还是没底,也不清楚学生的水平,于是就将讲稿请徐先生指正。两个星期后他将阅后稿亲自送到我家,我打开一看,厚厚一叠讲稿到处都是红笔迹,既有引文错误的纠正,也有病句、错别字、标点符号的改正,真是把“一丝不苟”做到了极致。须知我这只是讲稿而已,徐先生却竟如此认真,甘心化费时间和精力。徐先生一生用在为他人审稿改稿上的时间和精力是无以计数的。有一次我劝徐先生化时间写些自己的研究心得,他却说:“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多培养些人,对学术的发展意义更大。”听了后不得不佩服徐规教授的道德修养。

在我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的时候,离大学毕业已十有余年,但当年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却仍一直默默地关心着我。有一件事情是我没有想到的,那是我刚进杭州大学历史系不久,有一次谭先生见到杭州大学地理系专攻历史地理学的陈桥驿教授,就把我托给了他说:“我有个学生李志庭到杭大历史系去了,请你多关照(我当时并不在场,是在场的大学同学朱玲玲后来说起的)。”以至于陈先生一直把我当做是谭先生的研究生。在一次浙江省地名工作会议上,竟介绍我是谭先生的早期研究生。我更正说我不是研究生。他自解说:“工作这么多年了,不是研究生胜似研究生。”后来陈先生对我关爱有加,他所负责的一些项目每每让我参与(如《浙江古今地名辞典》、於越民族研究、大运河研究等),对我提高业务水平起了很大作用。1989年,家里给我挤出了一间书房,谭先生知道后,给我书写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条幅,让他女儿(时在浙江商学院工作)给我带来。我的大学老师魏嵩山教授也一直关心着我,他每有成果,总是第一时间寄赠我学习。如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中国古典诗词地名辞典》,以及他个人撰写的论文多篇。两本地名词典后来成了我的案头工具书。而他寄赠的论文,其中关于太湖的演变,被谭先生称赞多年未见的好文章,关于江南运河、关于杭州城市等方面的论文,对我的研究都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我所著的《浙江地区开发探源》,魏老师在选择题目、设计框架、提供资料、审读书稿等各方面,都无私地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该书的完成,还使我终于不致失信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毓棠、林甘泉、周年昌诸位研究员。

在杭州大学历史系时,曾经的工作单位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前辈也始终关心着我。1979年杭州大学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三十周年学术报告活动,我写了《西周封国的政区性质》等文章,还只在会议材料上印发的时候,李学勤研究员不知从那里看到了,并对该文进行了点评,还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张政烺研究员有一次来杭大,又把该文推荐给《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予以公开发表。

又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拟定了一批“七五”规划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其中有一个《江南经济史研究》,据说在讨论让哪家单位做比较合适时,孙毓裳研究员说李志庭在杭大历史系,可以放心(这是事后周年昌告诉我的)。后来所长林甘泉、副所长周年昌专程来杭州召集课题组成员(参加人有南京大学历史系洪焕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守稼,杭州大学历史系蒋兆成、徐明德和我)开会研究实施方案。会后我们杭大历史系三人经过研究,决定以蒋兆成老师为主展开,蒋老师1994年出版的《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就是这项国家课题的一部分。因为孙毓棠先生的这番话,因为林甘泉、周年昌俩位先生的专程来杭,我心里一直觉得自己也应该做点什么,不然太对不起他们的信任和关爱,这也是我后来撰写《浙江地区开发探源》初衷的一部分。

退休以后做了几年自由人。在杭州市政协的领导下,尤其是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办公室的宋涛(著名书法家)、王利民、倪素浓、陈江明等几位领导,对文史工作那是真心的重视。在他们的悉心安排下,我们几个好友一起,做些关于西湖、运河、钱塘江等方面的课题研究,叙叙旧,谈谈心,日子过得倒也充实。

20099月,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潘捷军主任、陈野副主任和徐鹏来我家,说是省政府计划编纂新《浙江通志》,邀请我担任执行主编。

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我是从老主任魏桥研究员那里开始认识的。有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第一次全国地方史志工作会议,魏老师作为省方志办主任出席,杭大历史系主任胡玉堂教授让我代表地方史教研室参加,并写了条子让我去找魏桥,还特别强调这是个非常好的同志。一见面几句交谈,果然名不虚传。其时省方志办已颇有成果。后来我问魏老师方志办有否需要我做的事情,尽管吩咐。他让我编一本浙江方志总目之类的资料,我就邀请系里年轻勤奋的陈仰光老师一起化时间编了一本稿子。碰巧,早我们之前洪焕椿先生的《浙江方志考》已成,魏老师自责他有提议之责,还是让方志办给了我们一些资料费作为补偿。(后来听说杭师院林正秋教授找陈仰光编此类书,仰光问我可否用我们的未刊稿子,我说当然可以)。

这次潘主任说明来意,我一方面很钦佩省政府的英明决策,认为浙江自清朝雍正以后几百年了,确有必要编修一部新的《浙江通志》了;也钦佩潘主任的勇气,认为潘主任对于新编《浙江通志》的提议之功不可没;一方面也是魏桥研究员人格的魅力。于是在魏桥、仓修良、陈桥驿三位浙江方志界前辈和历史系沈坚、包伟民、方新德、卢向前等新领导的支持下,答应了方志办的邀请。

到了方志办以后,即与众位同仁一起着手草拟新《<浙江通志>卷目》,经过反复论证修改,又专程进京向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作了汇报,得到了认可,并报省委省政府批准。接着又与众同仁草拟新《浙江通志》的《凡例》、《行文规范》、《各卷部分内容的编纂意见》,图、表的设置,以及《浙江通志》中总述、艺文志、人物传、大事记等卷的编纂要点等文件。目前看来,我认为总的方向是正确的,路线是对的,细节是抓准的。若能坚持按上述凡例、规范及各项要求进行编纂,自信能够将《浙江通志》编成为符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的志书。

自从19659月大学毕业踏上工作岗位,至今54年,弹指一挥都成了过去,但是前辈、朋友的身传言教,犹在眼前。有一首发自肺腑的歌:“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每次听到都直入我的心底。

四、笔端点滴

自大学毕业步入工作岗位以来,和所有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一样,本人也陆续在报刊杂志、在出版社发表了一些文字,现按发表时间先后,罗列如下:

1975年,(论文)《秦和汉初的地主阶级政权与封建所有制》,约1.2万字。《历史研究》1975年第3期。署名守纲、李石叔,寓意首都钢铁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历史研究所。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应《历史研究》编辑部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写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由秦汉史权威专家林甘泉研究员主持,林甘泉、李祖德、田人隆、李志庭撰稿,林甘泉统稿。

1976年,(科普著作)《中俄尼布楚条约》,20千字。署名“史谛”,“史谛”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组(本人参与撰稿并统稿)。中华书局19765月出版。

1977年,(科普著作)《血与火的历史——沙俄霸占我国江东六十四屯的暴行》,24千字。署名黒龙江省黑河地区工农兵业余理论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组(本人参与撰稿),中华书局197711月出版。

1978年,(科普著作)《文明传播者,还是刽子手?——沙俄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累累罪行》,30千字。署名北京人民印刷厂工人理论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地组(本人参与撰稿并统稿)。中华书局19786月出版。

1978年,(科普著作)《中俄伊犁条约》,34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地组(本人参与撰稿并统稿)。中华书局19786月出版。    

1979年,(论文)《县制的产生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约7000字。此文最先于197910月《杭州大学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科学报告会论文集丶历史系分册》印发。后经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徐明德老师推荐,正式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

1979年,(论文)《西周封国的政区性质》,约8500字。此文最先于1979年《杭州大学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科学报告会论文集历史系分册》印发。后由张政烺研究员推荐,于《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正式发表。文章从封君在封国内必须严格按照周制的规定,不能越规;封君的存在与否,权柄操在周王;封国的最高统治权和所有权属于周王;封国必须向周王缴纳职贡;周王为了控制封国,对封国实行监察;封国虽有等级差别,但封国之间兴亡继绝是合礼的,互相侵犯则非礼等种种西周封国与周朝、诸侯与周王的臣属关系,指出西周封国与后世地方官吏及政区有着相同的职能,所以,我们不妨将西周的封国看作为我国奴隶制时代的地方行政区域。文章还论述了西周封国与后世政区制度的异同及其原因。

《西周封国的政区性质》一文印发以后,立即为李学勤研究员所看重,在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史学情报》中撰文称赞此文的意义将超出历史地理学范畴,李先生后来又在《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人文杂志专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5月)、《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6月出版)等多种论著中,将文中要点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和西周统一国家的理论依据予以引用。

1984年,(科普文)《周文王 周武王》、《周公》、《周厉王 周宣王》、《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楚庄王》、《勾践 夫差》、《孙武》、《商鞅》、《孙膑》、《李冰》、《韩非》、《屈原》等17篇,共约4万字。署名李志定(即李志庭、李志廷)。收入《中国古代名人小传》(杨招棣主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3月出版。杨招棣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时,曾以此赠送来访外宾。

1984年,(论文)《李吉甫与<元和郡县志>》,约1.2万字,《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文章认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以当时的疆域为范围,以当时的四十七镇及其府、州为纲,以县为目,分别记述户口、沿革、州境、八到、贡赋、物产和山川、古迹等项内容,“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这种体例,大体继承了汉魏以来疆域地理志和图记、图经两方面的体制,并加以发展,既突出了疆域政区的主体,又可使政治、经济、自然等地理要素汇于一体,而且按图识志,使人一目了然,确实是比较完善的地理总志体例,所以多为后起学者所师范。

1984年,(论文)《浙江省名的由来》,约1800字,《学习与思考》(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委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1984年第6期。这是当时责任编辑徐吉军约我撰写的命题文章。文章通过对古代於越民族的地域分布,浙江及其古称渐江、淛江三者的发音等方面分析,由此得出这是一个越语地名的结论。

《浙江省名由来》刊出以后,浙江省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浙江地名工作通讯》第37期(1984731)、《浙江地名文汇》1989年第1期两次摘登了作者的观点。我的恩师、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其骧教授也肯定了这一观点。19871024,谭先生在《编写古地名条目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在<浙江古今地名词典>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清朝人迷信史籍,有一篇《浙江通考》,说这是两条水,过去搞在一条是错的。直到近代学者王国维写了一篇《浙江考》,他才辨别,古代的浙江就是现在的浙江,就是现代钱塘江。浙江是长江的下游,没有那么回事。可惜的是浙江是越语,王国维没有指出。实际上因为‘渐’、‘淛’、‘浙’是越语,在译的时候有点出入,如此而已。把‘浙’说成是曲折,也完全是望文生义,靠不住的。”(引自《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12月版第254页。)

1985年,(考察报告)《浙东运河》、《江南运河(浙江境内杭州段、嘉兴段)》。共约3.8万字。考察人:杭州大学历史系李志庭(浙江队队长)、蒋兆成、陈仰光、楼毅生、包伟民。考察记整理:李志庭、楼毅生整理。载《唐宋运河考察记》(列为一、二)。《唐宋运河考察记》为唐宋运河考察活动的成果之一种,由中国唐史学会唐宋运河考察队编,《人文丛刊》第八辑,19858月出版。

“唐宋运河考察”由中国唐史学会发起,邀约杭州大学历史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和河南省史学会共同举办。19844月初,中国唐史学会正式来函邀请,杭州大学校、系领导表示支持。5月初专程来人洽谈具体考察事项。随后,杭州大学历史系将此事书面报告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省委、省政府对这次考察活动很重视,524,宣传部原部长罗东批示:考察队来省应欢迎,并予重视,热情接待。我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以支持和帮助。届时可请德葆同志和部领导出面看望考察队成员。同意报省人民政府帮助解决接待亊宜。请告杭大领导应予重视。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局长毛昭晰亲自过问此事。省文物局并向运河沿线所属市、县文化部门发了文。教育厅为这次考察活动拨了专款。

参加这次学术考察活动的有从事历史、历史地理、水利史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四十多位,自1984714825,历时42天,沿途得到了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四省三十个县市领导的关怀支持,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帮助。

其中浙江省境内自普陀经杭州至嘉兴与江苏交界处,由我们组织安排。为此,我们五人赶在考察队来到之前,顶着酷暑先期踏看了比较复杂的浙东运河。当年物资匮乏,在西兴街上,又热又饿的五人只找到一家店有烧酒杨梅可以进口,店主一口咬定5分钱一颗,咬咬牙,每人买了5颗填肚子。当年交通也不很发达,浙东运河古航道俗称四十里河,不通车船,我们每人头顶毛巾加草帽,自嘲“鬼子兵进村”。虽然艰苦,但这一实地踏勘,我们发现了位于萧山西兴镇西的浙东运河入(钱塘)江口遗址,发现了上虞曹娥江东岸至通明坝的浙东运河古航道及古纤道,所以依然情绪很高。考察结朿后,考察队编辑出版了《唐宋运河考察记》和《运河访古》一书。

1985年,(考察报告)《对开发五泄及秦始皇东巡道路的几点建议》,约4500字。载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浙江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1985年编《诸暨五泄风景区科学考察报告》。

诸暨五泄风景区科学考察,是19854月,应绍兴市、诸暨县科协的建议,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组织的综合科学考察。17个学会31名专家学者参加,为期五天。《对开发五泄及秦始皇东巡道路的几点建议》是本人提交的考察报告,文中提出编纂《五泄志》、重修五泄寺(唐元和三年灵默禅师创建)、开发秦始皇东巡道路等建议,并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越绝书》记载,首次提出了“牛渚—丹阳—-溧阳—鄣—余杭—钱唐—富阳—渡钱塘江—槿头—诸暨—会稽山—大越”秦始皇东巡在今浙江省境内的路线,文中还首次提出“槿头”即今萧山径游(原文富阳作东安,渡钱塘江作渡塘江,今已改正)。

1985年,(论文)《从越王句践的改革看越国的社会性质》(“句践”原作“勾践”,今改),约1.7万字,《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文章首次提出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社会改革的概念,指出越国这次改革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是春秋战国时代比较全面的、系统的社会改革。通过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的发展,越国很快富裕强大,终于消灭吴国,实现了雪耻复仇的夙愿,而且“观兵中国”,“号称霸王”。

1985年,(考察报告)《六洞山风景区历史概况》,约1.1万字,198511月。1985年初,杭州大学地理系受兰溪市六洞山风景名胜区筹备办公室委托,组建兰溪市六洞山风景区旅游资源调查和总体规划考察组(负责人周宣森),本人受邀参加并赴实地考察。《六洞山风景区历史概况》一文最终作为内容之一收入考察组的结题报告。

1986年,(论文)《运河与杭州》,1.5万字,与楼毅生合作,载《运河访古》。《运河访古》为唐宋运河考察成果之一种,由唐宋运河考察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0月出版。文章根据实地考察和文献记载,较为详细的记述了杭州运河的历史状况,指出交通是社会经济的命脉,在古代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水上交通尤为重要。以运河为主干的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为杭州城市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6年,(论文)《关于南宋皇城的“亭”“阁”》,约800字。《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本文旨在纠正有些人对古籍的阅读之误。

1988年,(科普著作)《京杭大运河》,44千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3月出版。

1989年,(论文)《杭州灵山风景区历史概说》,约1万字。载《中国古都研究》第四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3月出版。文章分钱塘江的东移,远古人类的足迹,灵山风景区的开发,元、明以后的衰落,名胜古迹简介等五个部分,从地理环境、人类活动等方面,阐述了灵山风景区的开发、形成、繁荣和衰落的历史过程,并对上世纪80年代的开发予以肯定。

1990年,(书评)《元和郡县图志》,约1万字。载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2月出版,20062月增订版第一卷。唐朝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元和八年(813年),元和九年有所增补。本文章全面叙述了该书的内容,并认为该地理总志具有体例完备,搜录周全;征引广泛,实事求是;密切配合形势,強调兵要地理等特点。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比较完整的一部地理总志,而且也是撰修得最好的一部地理总志。

1990年,(书评)《历代舆地图》,约1万字。载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2月出版,20062月增订版第三卷。文章全面叙述了晚清民国初年著名学者杨守敬与邓承修、饶敦秩、熊会贞等编绘的大型历史地图集——《历代舆地图》。该地图集从清同治二年(1863年)杨、邓二人编绘《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算起,到宣统三年(1911年)历朝地理图等33册刊印完成,与《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1册)合为34册,统称《历代舆地图》,前后历时48年。《历代舆地图》具有采用当时全国性的、内容最为详尽的实测地图——《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图前加序、表、札记,图中加“说”,颇似古代的“图说”;编绘审慎,考证翔实等特点。是我国历史上最完整的一部大型历史地图集,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当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1990年,(人物评传)《乐史》,约8000字。收入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5月出版。文章分为生平史著作、《太平寰宇记》的内容及其历史地理价值两部分。指出乐史笃学博问,好事著述,一生所著有《广孝传》、《总仙记》、《广孝新书》、《上清文苑》《掌上华夷图》等二十余种,尤以《太平寰宇记》著称于世。《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目录二卷。约撰写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至雍熙四年(987年)之间。体例继承贾耽、李吉甫等前人地理著述之长,结合宋初实际发展而成,以宋初十三道和四夷为叙述范围,府州为纲,县为目,分别叙述建置沿革、四至八到、户数、风俗、姓氏、人物、土产及山川方位、水利设施、名胜古迹等内容。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1991年,(论文)《句践速写》(“原作“勾,今改),约1000字。本文原为给萧山所作句践画像的参考意见。后提交为浙江省历史学会学术年会论文。浙江省政协《联谊报》19919113版《史林》刊出。本文以句践个体及越人群体为基础,从句践的外貌、衣冠佩带、身材、年龄、内心世界等方面粗线条勾划了句践画(塑)应该具有的形象。

1991年,(工作报告)《积极开展学术活动,繁荣发展历史科学---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金普森在1990年省社联学会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约3000字,《浙江省历史学会会刊》第8辑,19915月(本文刊出时应金普森会长要求署名李志庭执笔)。

1991年,(辞书)《史记辞典》,仓修良主编,魏得良、王能毅副主编。本人撰写全部地理和民族类词条计45万余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6月出版。

1991年,(辞书)《浙江古今地名词典》,主编陈桥驿,副主编吕以春、寿纪钧、张伟霖、罗加松。本人撰写全部古代山水类词目。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9月出版。

1992年,(科普)《中国古代人物列传·志士列传》,92千字。孙如琦、蒋寿康、李志庭、浦敏撰写。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3月出版。

1993年,(专著)《浙江航运史(古近代部分)》古代部分由李志庭(主笔)、费有章、单昌禧撰写,约16万字。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7月出版。

《浙江航运史(古近代部分)》是《浙江航运史》的一种。《浙江航运史》是交通部《中国水运史丛书》之一种,由浙江省交通厅承办,主编童隆福,副主编曾永源、单昌禧。全书分为两篇:第一篇古代部分(远古—公元1840年),第二篇近代部分(公元18401949年)。第一篇古代部分由浙江航运的起源和初创(远古—公元前221年)、浙江航运的初步发展(公元前221—公元581年)、浙江航运向海内外的发展(公元581960年)、浙江航运的繁荣(公元9601368年)、浙江内河航运的继续繁荣和海上航运的曲折发展(公元1368-1840年)等5章组成,从航道开发、航运工具、大宗运输物资、航运管理多个方面,全面、系统、客观地阐述了浙江省境历史时期航运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建立了浙江古代航运史的基本体系。

1993年,(论文)《浙江山水与谢灵运》,约2000字,载《话说浙江》。《话说浙江》为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12月出版。文章最后指出:“人杰地灵”,浙江的灵秀山川不但成就了谢灵运,也成就了一代新诗——山水诗。

1994年,(科普)《浙江古代商埠史话文一:曾经辉煌的澉浦》,李志庭撰文,韩志雅摄影。《浙江画报》1994年第1期。

1994年,(科普)《浙江古代商埠史话之二:浙江历史上最古老的港口——杭州》,李志庭撰文,韩志雅摄影。《浙江画报》1994年第2期。

1994年,(科普)《浙江古代商埠史话之三:亘古的蓝色之梦——宁波》,李志庭撰文,韩志雅摄影。《浙江画报》1994年第3期。

1994年,(科普)《浙江古代商埠史话之四:海上屏障舟山岛》,李志庭撰文,韩志雅摄影。《浙江画报》1994年第4期。

1994年,(科普)《浙江古代商埠史话之五:控引汪洋说临海》,李志庭撰文,韩志雅摄影。《浙江画报》1994年第5期。

1994年,(科普)《浙江古代商埠史话之六:一片繁荣海上头》,李志庭撰文,韩志雅摄影。《浙江画报》1994年第6期。

1994年,(序文)《<浦沿镇志>序》,约3500字。《浦沿镇志》由浦沿镇志编纂领导小组承办,主编王炜常,副主编许大伟,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2月出版。

1995年,(考察报告)《开发保护文物古迹 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约2200字,与金普森合作,载《杭州考古》,199612月。(19951211,浙江省历史学会和杭州市园文局文物考古所组织部分在杭省市史学、考古界人士参观、考察南宋太庙遗址发掘现场,并举行座谈会,本文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1995年,(论文)《“罗刹石”考》,约7000字。《浙江学刊》1995年第1期。罗刹石曾经是杭州城的标志性地名,本人经分析研究,认为其方位应当就在今杭州城南南星桥三廊庙一带,后来应该是为潮汐所淤没。

1996年,(考察报告)《关于南宋太庙界址》,约1000字。载《杭州研究》1996年第1期《南宋太庙遗址的发掘保护与开发利用——省、市专家、学者座谈纪要》。本人根据资料,认为南宋太庙大致东起御街,南至白马庙巷,西自太庙巷,北终察院前巷。

1996年,(辞书)《汉书辞典》,主编仓修良,副主编魏得良、王能毅。本人撰写全部地理和民族类词条计45万余字,占全书总字数的五分之一。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11月出版。《汉书辞典》于199711月获新闻出版署第二届国家辞书奖二等奖。

1996年,(论文)《略论钱镠的军事思想》,约9000字。空军政治学院《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本文认为钱镠的军事思想主要有“此术止可一举”的战术思想,“除恶务去根本”的军事思想,联杨(行密)御孙(儒)和联杨御徐(绾),“善事中国”的远交而近攻思想等几个方面。

1996年,(论文)《唐末杭州城垣界址之我见》,约7500字。《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文章认为钱镠于唐大顺元年(890年)拓建杭州州城筑“新夹城”,景福二年(893年)筑“罗城”,是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建城以来的第一次拓建。钱镠拓建的杭州城郭,北面在今米市巷一带,城门大约在今德胜桥一带;东面北段约在运河(中河北段)以东五里塘一线;南面大致东起凤凰山东南隋朝杭州州城垣,绕包家山南而西,经冷水峪,又绕将台山南至西折北,再与隋朝杭州州城垣相接。所谓东面城垣北段在运河(中河北段)以西、西南城垣在六和塔以西等说,均不能成立。

1997年,(论文)《也谈钱镠“保境安民”国策》,约1万字。《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文章从“保境安民”的提出,关于“善事中国”、“勿废臣礼”,关于“不兴兵革”,关于“安民”等即流行的“保境安民”主要内容,根据资料逐一进行了剖析,指出其不实之处,最终认为吴越国“保境安民”国策一说与史实不符,难以成立。徐规教授赏赞扬此文:允称不朽之作。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7年第6期予以全文复印。2001年收入包伟民选编《史学文存:1936-2000(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月出版。

1997年,(论文)《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句践的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约1万字,《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文章按公元前482年吴越泓上之战句践发兵5万,以平均5口之家出1兵计,越国至少在25万之数(即5万家25万口);又按《孙子兵法》还有“不得操事者”35万家(对于军国主义的越国来说,这个数字未免太高。但总得有一部分后勤人员)。文章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贯彻执行了句践的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人口数量有较大增长,人口素质有较大提高。

1997年,(论文)《漫谈西施与西施文化》约8500字。浙江省旅游局、浙江省旅游协会主办《现代旅游》1997年第4月。文章认为随着时光的推移,西施已不仅只是历史上的西施其人,西施其事。它是吴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某些方面吴越文化又降到了背景的地位。有鉴于“西施”厚重的历史渊源,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广阔的地域空间,不访将它称之为西施文化。

1997年,(专著)《浙江地区开发探源》,约30万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9月出版。《浙江地区开发探源》是《中国江南区域开发研究丛书》之一种。是书分为浙江地区的地理环境及其变迁、政区建置沿革及浙江省的形成、农业开发的历史进程、手工业的开发、海水煮盐业的开发、渔业的开发、水陆交通道路的开发、商业(品)贸易的开发等8章,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浙江地区开发的历史进程。以“资料丰富,论证充分”和“严谨治学的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得到该《丛书》主编魏嵩山教授的称赞,并于19986月获杭州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会的教师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中国江南区域开发研究丛书》由我的老师、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魏嵩山教授倡议并主编,共有《太湖流域开发探源》(魏嵩山著)、《浙江地区开发探源》(李志庭著)、《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梅莉、张国雄、晏昌贵著)、《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魏嵩山、肖华忠著)、《江淮地区开发探源》(应岳林、巴兆祥著)等种。

1997年,(工作报告)《关于修改浙江省历史学会章程的报告》,约950字。《浙江省历史学会会刊》第11期,199710月。

1998年,(论文)《秦汉政府在浙江的人口政策》,约1万字。《浙江学刊》1998年第5期。由于文献记载的阙如,很少有学者对秦汉政府在浙江的人口政策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弥补了这一课题的空白点。

1998年,(论文)《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句践兴越称雄概说》(论文提要)。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联合主办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199898-10日。文章认为,春秋时代,齐、晋、楚、吴等国都先后推出改革措施,虽然句践实行改革时间较晚,但是改革的内容更全面,更深入,持续时间更长,所取得的成就也更大。

1998年,(辞书)《浙江事典》,主编商景才。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8月出版。本人撰写了民族、社会科学等方面的部分内容。

1998年,(辞书)《古代农业地区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上森林的变迁》,《草原与荒漠的历史变迁》,《繁复多样的气候条件》,《绵延万里的海岸线》,《中国最大的两条河流--黄河与长江》,《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中国”一词的历史文化含义》,《从秦长城到明长城》,《历史上中国与其他地区间的重要通道》,《先秦至汉代的疆域》,《三国至唐宋的疆域》,《元明时期的疆域》,《清代前期的疆域》等14篇,共约2.4万字。载《中国文史百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6月出版。《中国文史百科》由张岱年主编,任明、周向潮执行主编,陈晓燕等任编委。

2001年,(论文)《隋唐五代时期浙江自然地理环境概述》,约1.8万字。本文原为2001528在“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第二天(29日)《杭州日报》下午版《杭州新闻》以《浙江曾是大象的家?》为题作了报道。后收入《史地新论——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阙维民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1月出版。文章阐述了隋唐五代时期今浙江省域的海岸线、河流与湖泊、动物和植物、气候等自然地理环境的基本情况,认为其时水土丰盈,动植物资源充裕,气候温暖湿润,自然地理环境优越。其时浙江之所以在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能够获得迅速的发展,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其重要的原因。

2001年,(论文)《<越绝书>刍言三则》,约2000字。杭州市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杭州市萧山区历史学会主办《话说萧山》2001年第3期。文中第一则《两条“当问之”资料及其他》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越绝书》只是一项阶段性研究成果,即吴越地区历史资料汇编,是一部未竟之作;第二则《秦始皇东游到过的“槿头”》认为“槿头”应在今萧山南界、诸暨北界;第三则《“西施之所出”》认为《后汉书·郡国志》会稽郡馀暨县(今萧山)下刘昭注“《越绝》曰西施之所出”之《越绝》为《越绝书》别名,并认为西施出诸暨、出萧山均为有据之说,在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之前,双方都应该采取“多说并举”的科学态度,不应轻易否定对方。

2001年,(论文)《历史上的运河与杭州》,17千字。收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共杭州拱墅区委、拱墅区人民政府《中国杭州运河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要》,200111月。文章论述了历史上杭州运河的发生、发展、整治、管理及其与杭州城市的关系。

2001年,(工作报告)《关于修改<浙江省历史学会章程>的报告》,约1500字,《浙江省历史学会会刊》第13期,20018月。

2001年,(工作报告)《浙江省历史学会笫七屆理事会关于1998年至2001年上半年财务结算的报告》,约1300字,《浙江省历史学会会刊》第13期,20018月。

2001年,(专著)《明朝对大运河的整治和管理》、《清朝对大运河的整治和管理》、《浙东运河的延续》,共约5万字,载《中国大运河史》,中华书局20019月出版。是书由《中国大运河史》编纂委员会编,前中共锡市委副书记、政协主席陈璧显任主编,全书除第一章大运河的形成及自然条件和笫十章新世纪大运河的展望外,其余第二章至第九章按历史时期划分,本人所撰写的上述三篇,列为第六章《明清时期》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2002年,(论文)《中国古代钱塘江口的“弄潮”》,约9000字。《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文章指出,目前一般认为“冲浪”运动最早出现于18世纪80年代夏威夷群島。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这就是唐宋文献所说的发生在钱塘江口的“弄潮”,或者说“弄涛”。

2004年,(科普)《榬终古(榬一作辕)》、《钟离牧》、《杜子恭》、《刘道真》,共约3千字。载《杭州历代名人》。《杭州历代名人》由杭州市政协组织、杭州市历史学会承办。宋传水、袁成毅主编,杭州出版社20042月出版。

2004年,(论文)《关于隋唐时期西湖的研究》,3万字。《关于隋唐时期西湖的研究》是西湖丛书编纂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西湖研究重点课题(20049号”。研究认为隋唐时期是杭州西湖发生、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时,西湖在气候上经历了一个温暖湿润的时期,在湖性上完成了由瀉湖到淡水湖的转变,风景区得到了初步的开发。本文从隋唐时期杭州西湖的特点、隋设杭州及其对西湖的影响、杭州“西湖”名称的由来、西湖的整治及其给予后人的启示(后为《西湖通史》的需要而改为:隋设杭州及其对西湖的影响,隋唐时期杭州西湖的自然环境,西湖的整治及其给予后人的启示,西湖风景区的初步开发。但《西湖通史》后无下文)等四个方面,对隋唐时期杭州西湖进行了探讨研究。

2004年,(论文)《吴越国的治国方略》,约1.17万字。载《浙江史学论丛(笫一辑)》,浙江省历史学会编,杭州出版社20046月出版。此文为呼应《也谈钱镠“保境安民”国策》(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而作,认为钱氏吴越国的基本国策不是所谓“保境安民”,而是立足两浙,尊奉中原;远交近攻,对抗淮南;发展生产,保障国用;广建城池,加强防御等四条。

2004年,(论文)《“龙井”未尝名“龙泉”---兼说唐末杭州龙泉县》,约8000字。载《杭州文博》(1),张建庭主编,杭州出版社200411月出版。文章认为《资治通鉴》卷二六三记载钱镠自临安衣锦城返回杭州,行至“龙泉”,听说徐绾已叛变,遂疾驱至城北,胡三省注“龙泉即龙井”。此注有误,而应该是指唐末杭州龙泉县。该龙泉县当析馀杭县置,故治在今仓前镇一带。

2005年,(论文)《通俗史学、蔡东藩与中国近代史学》,约9500字。收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人民政府编、陈志根主编《蔡东藩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10月出版。文章认为在动荡变革非常激烈的近代社会,中国近代通俗史学为普及历史知识、宣传爱国民主义思想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实为中国近代史学当中不可取代、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在中国近代通俗史学领域里,蔡东藩是一位非常突出的人物,堪称通俗史学之集大成者。书中内容以爱国主义情结和对于历史的忠诚两方面最为显著。蔡东藩撰写通俗史书不但历时最长,规模最大,而且出版发行历时最长、数量最大。可见其通俗史书的生命力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其的欢迎。20081月九州出版社出版《白话蔡东藩历朝通史系列》(丰君才翻译整理)时,以“知名学者、作家对蔡东藩《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评论”为题,将本文中“蔡东藩的通俗史学工作是非常成功的。……是近代演义史书当中出发行历时最长、数量最大的一种”等语,刊印于封底。

2005年,(论文)《“西湖”命名的由来》,约2500字。第六次西湖文化研究会组委会《西湖文化研究会论文集》200511月。文章认为,“西湖”之名,由白居易倡导,苏东坡确定,又由于其符合地名学上的规范和艺术上的风韵而深为人们所喜爱,因而得以永生。

2005年,(专著)《浙江通史》第4卷《隋唐五代卷》,约55万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12月出版。《浙江通史》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金普森、陈剩勇主编。《浙江通史》自先秦至民国共12卷。《隋唐五代卷》全书共由隋唐五代时期浙江的自然地理环境,隋朝、唐朝之更替及其在浙江的统治,隋唐时期浙江的社会经济,隋唐时期浙江的社会矛盾和农民起义,隋唐时期浙江的教育、科技与文化,吴越国的建立及其兴衰,吴越国的社会经济,吴越国的教育、科技与文化,隋唐五代时期浙江的社会生活等9章组成。展现了隋、唐政权重建多民族统一中央集权国家时期,浙江从南朝半壁江山的一部分进而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过程,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述了浙江这一时期的自然、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方方面面。《浙江通史(共12卷)》于200712月获新闻出版总署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又于20081月获浙江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别奖。

2006年,(论著)《大运河的形成与发展》、《大运河的功能与地位》,共约6.5万字,载《杭州运河历史研究》,杭州出版社20064月出版。《杭州运河历史研究》由王国平总主编、陈述主编,全书分上编论著卷、下编译著卷两编(卷),上编由李志庭(撰写第一第二两章,即前述两篇)、徐吉军、项文惠、顾希佳撰写;下编为日本学者池田静夫《支那水利史研究》的一部分,由郑瑾、徐海荣、梁明翻译,何忠礼审校。

2007年,(论著)《东莞地名文化研究》。本课题为2007125,受杭州易成地名文化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委托所承担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即《东莞地名文化研究》最终作为《东莞市地名总体规划》附件二。

2007年,(方志)《浙江省人口志》,《浙江省人口志》编纂委员会编,徐八达、王嗣均主编,叶明德、李志庭、胡菡芬副主编。中华书局200712月出版。本人撰写第一篇史前人类活动和其他民族、人口数量、人口分布、人口迁徙与流动、城镇人口、人口非正常死亡、户籍管理、人口调查与统计、人口思想、人口政策等篇的各古代章。

2008年,(序文)《影印明朝嘉靖初刻初印本<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余>序》,约5500字。《西湖友览志》《西湖游览志余》整理委员会主任郎健华,副主任赵建国、吕芬芳、冯少平,中华书局20083月出版。

2008年,(论著)《浙江民俗史》,陈华文、宣炳善、徐吉军、陈淑君、李志庭等合著,李志庭撰写了第六章《融入汉文化:隋唐浙江民俗》(其中第一节“四”由陈华文撰写)。杭州出版社20081月出版。200912月获浙江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基础理论研究类一等奖。

2009年,(古籍标点)《北新关志》16卷,清梦闳编纂。李志庭、王其煌、顾志兴标点,徐吉军审校。收入孙忠焕主编《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一册,杭州出版社20092月出版。

2009年,(古籍标点)《北新关商税则例》,明杭州北新关制订。李志庭标点,徐吉军审校。收入孙忠焕主编《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第一册,杭州出版社20092月出版。

2009年,(论文)《钱塘江口“弄潮”与冲浪运动的起源》,约8700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杭州市委员会《政协通讯》2009年第7期。文章认为我国古代钱塘江口的“弄潮”,也就是近现代人的冲浪运动。英国人詹姆斯·科克船长1788年到达夏威夷时,冲浪运动在当地已经是一项很受欢迎的运动,说明冲浪运动在此早已有之。夏威夷的冲浪运动很可能就是随着越民族的迁入而兴起的,其真正的发源地或在杭州湾钱塘江口。

2009年,(论著)《杭州运河的航运活动》,约9万字,载《运河名城杭州》第三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10月出版。《运河名城杭州》由王国平主编、宋涛副主编,全书由徐吉军、项文惠、李志庭(所撰即前文为该书第三章)、顾希佳、顾志兴、周新华、鲍志成撰写。

2010年,(论著)《舳舻千里——运河与船舶、航运文化》,约7.2万字。为《流淌的文化——拱墅运河文化概览》的第二篇。全篇分悠悠运河(从百尺渎到江南运河、从柳浦四埭到三塘五坝、从石函桥闸到三堡船闸、善始善终的纤道)、百舸争流(从独木舟机动船、从漕粮运输到百货所聚商贾并湊、从百尺浦到杭州城北码头群),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杭州运河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影响。《流淌的文化——拱墅运河文化概览》由政协杭州市拱墅区委员会编、钟丽萍主编,杭州出版社20101月出版。

2010年,(论文)《“弄潮”漫笔》,约1万字。原为20101120在杭州钱江新城举行的“2010‘城市与文化’钱塘江学研讨会”的发言。后收入《浙江学刊》2011年增刊《钱塘江学研究专辑》。全文分为剡藤纸业的发展与曹娥江上“弄潮”的衰落、钱塘江的治理保护与杭州“弄潮”的兴盛、杭州“弄潮”的起始与消失时间、古人“弄潮”的真实性和可行性程度等4个部分。

2011年,(论文)《略谈<浙江历史大事记>的编特点》,6200字。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浙江省地方志学会《浙江方志》2011年第2期。文章指出,著述直接以大事记作书名,大约数南宋婺州吕祖谦编撰的《大事记》最早。《浙江历史大事记》颇得大事记编撰的真谛,其优点更是显而易见,如追溯时间最远,涉及内容全面,资料搜集广泛,资料注释规范,融入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于大事记。正由于这些优点,《浙江历史大事记》出版以后受到多方的关注和好评,并被广泛应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国地方志》201111期转载。魏桥研究员称赞此文为多年来未见的高水平文章。

2011年,(序文)《<清代杭城全图>序》,约1万字。《清代杭城全图》由杭州市档案馆编,主编郎健华,副主编吕芬芳,执行主编方健,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11月出版。

2011年,(论著)《春秋至六朝的杭州运河》、《隋唐时期的杭州运河》、《五代吴越国时期的杭州运河》,共约5.5万字,载《杭州运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6月出版。《杭州运河史》为2007年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由孙忠焕主编,宋涛、王利民副主编,全书共9章,由李志庭、徐吉军、鲍志成、项文恵、顾志兴、周新华、顾希佳、郑翰献撰写,李志庭撰写的三篇分别列为《杭州运河史》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2012年,(论著)《文明初露》(上虞文化上古与先秦时期),李志庭、袁兴(新)国,约4.4万字。列书《上虞文化史》第一部分(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10月出版。《上虞文化史》由郑建庆、方新德主编,方新德负责全书统稿,全书由四部分和结语组成:第一部分《文明初露(上古与先秦时期)》,李志庭、袁兴(新)国撰写;第二部分《中原文化与地方土著文化的融合创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吴铮强、方新德撰写;第三部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合奏共鸣(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杜正贞撰写;第四部分《转型与发展:上虞近代文化的变迁(晚清民国时期)》,肖如平撰写;《结语》陈荣力撰写。

2013年,(研究报告)《钱塘江自然地理概说》、《秦至六朝时期的钱塘江》,《隋唐时期的钱塘江》,约2.5万字,载杭州钱塘江研究院编《钱塘江研究报告(一)》,杭州出版社201312月出版。《钱塘江研究报告(一)》为王国平任总主编的“钱塘江研究”课题之一,由徐吉军(课题组长)、李志庭、马丁、何勇强合作完成。全书除前述本人所撰写三篇分别列为123以外,还有隋唐时期的钱塘江、五代吴越国时期的杭州钱塘江、北宋时期钱塘江的历史与文化、南宋时期钱塘江的历史与文化等,共7个部分。

2013年,(序文)《<民国浙江地形图>序》,约2800字。《民国浙江地形图》由杭州市档案馆编,主编郎健华,副主编吕芬芳,执行主编方健,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12月出版。

2014年,(论文)《江南运河二题》,约0.6万字,载《文史知识》2014年第12期。题一“江南运河的发端”通过文献资料的考证,阐述了江南运河发端于春秋时代的历史事实;题二“白居易对江南运河的贡献”阐述了白居易对西湖的整治和《钱唐湖石记》的树立,既保护了西湖,也扩大了运河水源,并通过法规化管理,化解了运河航运与沿岸灌溉的矛盾。白居易无愧为杭州运河史上一大功臣。《浙江方志》2015年第1期以《江南运河小识二题》为题转载,转载时作了个别文字上的改动。

2015年,(专著)《钱江潮与弄潮儿》,与张勤合著。杭州出版社20153月出版。该书是王国平担任总主编、钱江新城管委会承办的《杭州全书·钱塘江丛书》之一种,全书28万余字,分为钱塘江概说、潮汐与钱江潮、杭州“观潮”的兴起、“弄潮”与“弄潮儿”诸论、向被忽视的曹娥江口“弄潮”、杭州钱塘江口“弄潮”的兴起和发展、杭州钱塘江口“弄潮”的衰落、“弄潮”的流变和“冲浪”初现钱塘江等9个部分,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钱江潮自然现象及杭州观潮、弄潮历史文化的发生、发展和特色,并根据越人的聚居范围、生活习性,提出了钱塘江口是“弄潮”的发源地、於越民族为创造“弄潮”文化的族源、曹盱(孝女曹娥之父)是历史上第一个见于记载的“弄潮”高手,以及“观潮”“弄潮”的种种文化和社会现象,并根据越人曾经的迁徙路线、“冲浪”的发生发展历史,提出世界“冲浪”运动源于“弄潮”等观点。

2015年,(论文)《彰显时代特征 凸现地方特色》,李志廷、董郁奎、阎乐民合著。约2万字。载董郁奎主编《<浙江通志>篇目研究》,河海大学出版社201512月出版。目前仍在编纂当中的《浙江通志》,是浙江省重大文化工程,作为在编《浙江通志》篇目设计的参与者,文章从《浙江通志》篇目的形成过程、《浙江通志》篇目设计的总体思想和总体结构、《浙江通志》篇目的时代特征、《浙江通志》篇目的地方特色等四个方面阐明了在编《浙江通志》篇目之所以作如是设计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以及对编好这部志书的期望。

2018年,(序文)《<杭州都图地图集(续编)>序》,约8000字。《杭州都图地图集(续编)》由杭州市档案馆编,主编范飞,副主编朱荣兴,执行主编方健,执行副主编留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12月出版。

早在进入杭州大学历史系浙江地方史教研室之前,就知道关于地方史方面的文章不容易发表,但组织决定自当服从。幸好浙江省重视文化,所写的文章每每得以发表,当然这得益于前辈、朋友的指点帮助。这一节所列,文字内容极大多数是家乡浙江的历史。文字类型包括历史知识普及、考察报告、学术论文、专著(论著)等方面。有的独自完成,有的与他人合作,有的有感而发,有的受人之托,现在称之谓“友情客串”。如果这些也可算作成果的话,首先确实应当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培养,家人的支持,老师、前辈、朋友的指点和提携。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些文字,有的识见还是正确的,有的尚值得进一步探讨,也有些可能有所不妥、甚至错误。天若有情,借我岁月,仍当努力,以求真理,尽量少留谬误在人间。

李志廷

2019.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