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型式向另一种运动型式转变的过渡过程。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

　　一、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

　　采用不同的标准，可以对社会进行不同的分类。如马克思主义者以生产关系特别是其所有制方面作标准，将前后相继的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它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以生产力特别是其技术方面作标准，将前后相继的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社会学家们则根据社会结构状态将前后相继的人类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转型社会和现代社会。

　　将社会划分为“传统”与“现代”来自于西方早期社会学研究。如英国的H·斯宾塞将社会划分为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法国的E·迪尔凯姆将社会划分为“机械联系社会”和“有机联系社会”，德国的F·滕尼斯将社会划分为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 美国的G·E·梅约将社会划分为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等等。反观上述社会分类，我们可以发现，“传统”这一概念往往与落后的、不发达的、静止的、封闭的和陈旧的社会状态和观念相联系，而“现代”这一名词往往与先进的、发达的、流动的、开放的和新生的社会状态和观念相联系。尽管这种划分显得近于简单、笼统和含混， 但它为我们综合地把握社会的基本特征提供了参考。

　　社会学研究认为，传统型社会与现代型社会至少在社会的基础产业、社会劳动方式、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程度、社会主要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社会开放程度以及社会管理的权威基础和主要方式等方面均有不同。简言之，社会转型是建立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划分的基础之上，是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

　　二、社会转型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

　　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对于社会转型起步较晚、社会转型的最初动力来源于其社会外部的迟发外生型国家来说，社会转型的过程往往表现为现代因素由外到内、由表及里和由名到实的生成和发展过程。

　　1. 表现形式或发展途径之一： 由外到内

　　由外到内是迟发外生型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因素生成和发展的一个主要途径。由于迟发展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是在外在压力和影响下启动的，因而其现代社会因素最初不是从其社会内部产生，而是从其社会外部传入，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冲突因此表现为社会内部因素与社会外来因素的冲突。换一句话说，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过程在迟发展国家表现为现代因素本土化和本土因素现代化。

　　现代因素取代传统因素的过程是与传统实行彻底决裂，还是对传统实行变革的？对此，西方有些学者认为，西方早发展(发达) 国家的今天就是迟发展(不发达) 国家的明天，迟发展国家的社会现代化就是“西化”。这种带有浓郁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思维定式”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如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等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他们虽然已步入现代型社会，但其民族精神、人际关系及文化氛围等仍然是传统的、东方的。对此，西方学者又不得不承认：“尽管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非西方国家无需在文化意义上西化， 以及接受从西方国家中发展出来的现代性的具体文化形式和组织形式，也能发展出具有一切现代性特征的社会来” 。由此可见，迟发展国家的社会现代化并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与本国传统彻底决裂， 而是通过现代因素的本土化来促进本土因素的现代化。

　　2. 表现形式或发展途径之二：由表及里

　　迟发展国家特别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表明，迟发展国家现代因素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又是一种由表及里的过程。社会学研究认为，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型过程大致经历了1840年至1949年的启动和慢速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8年的中速发展阶段和1978年至今的快速和加速发展阶段 。无论是其启动阶段，还是其加速阶段，中国社会转型都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即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的发展过程。

　　从其启动阶段看，1840年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首先发生在器物层面上，其标志是追求“船坚炮利”式现代化的洋务运动；接着潜入到制度层面上，其标志是追求君主立宪式现代化的维新运动；最后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上，其标志是追求以西方民主、科学观念为核心的现代化的五四运动。

　　从其加速阶段看，1978年后的中国社会转型似乎也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的发展过程，即经过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这场思想大解放运动后，中国社会转型经历了国外现代设备、科技及资金的大量引进(器物层面)；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制度层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文化层面) 这样一个由表及里的发展过程。

　　当然，上述两轮由表及里的社会转型过程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其一，前一轮转型是被动起步的，政府是社会转型的阻力和障碍。而后一轮转型是主动开展的， 政府是社会转型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其二，前一轮转型所经历的不同层面之间存在一种负向联系，即转型之所以相继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是因为前一层面的转型招致失败转型才深入(准确地说是转移)到下一层面。而后一轮转型所经历的不同层面之间存在一种正向联系，即转型相继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是因为前一层面的转型获得成功才深入到下一层面；其三，前一轮转型速度慢并只导致社会的局部变化，后一轮转型速度快且导致社会的整体发展。

　　3. 表现形式或发展途径之三： 由名到实

　　迟发展国家社会转型过程还表明，其现代因素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由名到实的过程。这里仅以科层化为例来说明这一过程。

　　科层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内容之一。科层制是一种分科执掌、分层负责的组织管理制度，如果说家长制是一种传统的组织管理制度，那么科层制则是一种现代的组织管理制度。因此，从家长制到科层制的转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又一重要标志。所谓名实不符， 就是指社会组织的结构形式是现代的， 而其运行机制往往又是传统的。有学者将此现象称之为社会组织的二元性 ，它表明组织中的传统因素已经由组织表层退入组织深层、由公开退入隐蔽， 进而也表明现代组织因素正经历由名到实的生成与发展。

　　仅从名实关系的角度看，社会转型即现代因素的生成与发展一般要经历无名无实(传统社会)、有名不完全有其实(转型社会)、有名有实(现代社会) 这样三个阶段，而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正处于其中间阶段即转型社会阶段。

　　三、社会转型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变革和整体性的社会发展

　　社会转型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变革和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这是世界各国社会现代化实践过程所得出的结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在描述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时，“增长”与“发展”这两个概念往往是相互替代的，经济增长因其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而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代名词，社会现代化似乎只要走过经济增长的各个阶段就可以大功告成。此时，社会转型= 经济增长。

　　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社会现代化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而且会受到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及人口等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制约。无论是早发展国家，还是迟发展国家，因追求片面经济增长，像社会福利、社会公平、文化教育等一些社会进步因素往往被当作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经济增长因其非经济因素的制约而出现困难局面。人们将此种经济增长状态精辟地概括为“无发展的增长”。于是，单纯的经济发展战略被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所取代。此时，社会转型= 经济增长+社会变革。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的社会现代化不仅遇到来自社会方面的障碍， 而且遇到来自自然方面的障碍。因追求片面经济增长所导致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愈来愈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障碍。人们因此认识到，社会现代化如果不与生态平衡、环境保护问题相联系，那么这种社会发展就不可能持续。经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因此而很快被世界各国各地区所奉行。此时，社会转型=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环境保护。

　　由此可见，社会转型是既包括社会系统内部各个层面的变化，又涉及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变革和整体性的社会发展。

作者：刘祖云

来源：《学习时报》